李强：全面改革的浙江思路

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2013年第47期，原题为:【封面报道】全面改革的浙江思路

文|财新周刊 胡舒立 任波 汪苏

11月24日，浙江省省长李强在他下榻的北京浙江大厦跟我们见面，大家围在一张小方桌四周交谈。“你们想聊聊改革的问题，我有兴趣，有什么问题尽管问。”甫一见面，他就坦率地说。

低调、务实，李强今年54岁，温州人，当过工人，后来考上浙江农大农机专业，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再后来当过县团委书记、省民政厅处长、永康市委书记、省工商局局长、温州市委书记、省委秘书长、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一路走来，今年初当选浙江省省长。

“浙江现在的情况跟过去不一样了，整个经济社会都在加速转型，我们要走得更稳、更远，调子也不能很高。现在大家都发展得很快，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惶恐。”李强对财新记者笑言。

浙江的经济发展长期走在全国前列。转型之际，李强不会觉得太轻松。

2013年1月，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强以代省长身份第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他说，浙江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等问题尚未根本改变，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和动力不足。

采访中，这位土生土长的浙江省省长屡屡提及故乡温州的重商文化。他认为，“民营、民富、民享”的民本经济始终是浙江最大的活力所在。

过去，浙江多以先行者、先富者的角色出现在全国，在市场、民企、土地等方面的改革先行先试，但近几年内外环境剧变，浙江遇到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在温州，2011年危机之后，面临如何重振实体经济、如何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重大课题。温州的金融改革，能否实现真正的突破，更被外界看作未来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风向标。采访前后，浙江方面动作频频，连续推出新政策。就在11月22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有心人能看出其中力所能及的突破。

同一天，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一期项目获国家验收通过，即将封关运作。这是浙江继宁波梅山之后的第二个保税区。在2013年1月国务院批复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中提到，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建立舟山自由贸易园区，逐步建设舟山自由港区。

采访中，对于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发展、温州金改、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政府职能转变等诸多深涉浙江下一步发展大计的问题，李强一一正面回答;对于压力之下浙江致力于哪些新机会，亦是言无不尽。

采访是在周日，李强谈兴甚浓。原来说好面谈一小时；至我们告辞时，时钟已经比约定时间多走了半个小时。

民营经济:经济走向看企业家

“下一步浙江的民营经济怎么样，就要去看经济的主体--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是不是还很活跃，是不是依然很有创造力。

财新记者:三中全会对民营经济很看重，强调公有制和非公经济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民营经济的发展。浙江的民营经济一直走在前面，不过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浙商跑路”“产业空心化”等，你怎么看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

李强:你们很敏锐。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某些问题都很正常。大家近来特别关心浙江的民营经济，恐怕是从温州开始的。温州本来被大家视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模范生”可怎么一下子出现这个“跑路”了、那个资金链断裂了这些事？

部分民营企业“脱实向虚”，是因为赚到第一桶金或第二桶金之后，传统的实业没有很快找到好的转型升级路子，又经不起高回报的投机诱惑。前几年房地产形势一片大好，一些资金涌入非实体的领域。实事求是地说，这是阶段性的现象，也是短期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也是很难避免的成本，是重要的一课。看温州经济也好，看浙江经济也罢，首先要看经济的主力军由谁组成的，如果要问下一步浙江的民营经济怎么样，就要去看经济的主体--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们，是不是还很活跃，是不是依然还很有创造力。哪怕是他现在蛰伏一时，受到一些打击，但都不要过于担心，只要浙商精神还在，闯劲还在，我们就不怕。

大家都知道，浙江地下没有什么矿产资源，地上也没有大森林、黑土地。但是，浙江经济的成功是把浙江人自身变成了资源。我们经常讲，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浙江最值得珍惜的资源。新的资源观，最不能丢开的是人这种资源。你说马云创业时有什么资源？就是心底里有一股创业的冲劲，还有18个伙伴组成的团队。这是最珍贵的。有这个精气神在，什么也不怕。

尽管大家看到了一些问题，但浙江民营经济总的态势还是好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就是激活了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天还是这片天，地还是这片地，很重要的就是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有机会有更大的作为。“春江水暖鸭先知”，浙商的“嗅觉”十分灵敏，只要有好的市场机遇，浙商就会释放出强大的能量。

因此，看待温州民营经济也好、浙江民营经济也好，要有历史观，放大时空去看，短期内出现一些问题不能下结论，要在比较长的时间段去看整体趋势。就好像一个人这几天感冒了，就说这个人身体不好，这不科学、不客观吧?

财新记者:说到人的资源，我们就想请教，“浙商”这种资源，特别是温商，有什么特殊的企业家精神和才能呢?为什么现在全国创业主体，最多的就是浙商呢?

李强:说到创业精神，比较典型的是浙南、浙中地区的人，特别是温州人穷则思变，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经商闯天下。比如说，现在的温州人精神就是四种文化交融的结果，第一就是海洋文化，有冒险精神;二是山地文化，有吃苦精神;三是移民文化，比较团结，喜欢抱团做事;四是重商文化，温州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倡义利并重、通商惠工。浙商的生命力特别顽强，他本身就是在十分艰苦的环境里闯出来的，什么也不怕，哪里也敢闯，所以在市场经济中“一遇雨露就发芽，一见阳光就灿烂”。

不少浙商第一桶金是从擦皮鞋 弹棉花甚至承包公共厕所开始的，他们的商业价值观是“赚一厘钱也是光荣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赚钱是光荣的 不是可耻的;二是赚小钱也是光荣的。他们不怕辛苦，不怕利薄、不怕人家瞧不起。浙江人做纽扣、做吸管，一分一厘，就这样聚少成多、集腋成裘。像义乌有一个企业做饮料吸管，做到了全球最大，利润很丰厚。就是这种企业家精神，支撑着浙江民营经济蓬蓬勃勃地发展。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历史文化积淀，才使得浙江拥有最庞大的市场主体。

财新记者:实业为基、产业升级上，具体有什么规划?

李强:目前，我们全面推动以治水为突破口倒逼经济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四换三名”工程。

“三名”就是大力培育名企、名品、名家。

“四换”中，第一个“换”就是“腾笼换鸟”。以好的产业替代差的产业，包括产业间的结构调整，也包括产业内的改造提升。这个方面，既“抓大”也“活小”。一手抓大企业、大项目，提高产业集中度;一手抓做精做优中小企业，通过“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推动产业层次提升。

第二个“换”，是“机器换人”。看得见的是节约劳动力，应对“民工荒”，更重要的是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于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今年前三季度看，浙江专利授权量增长20%，企业技改投资增长34%，劳动生产率提高10%。我非常看重这几个数字，这说明我们的产业素质在加快提升。

第三个“换”是“空间换地”。土地、能源、环境容量是浙江发展的硬约束。我讲过一个理念，就是要把浙江全陆域作为一个大城市来规划，进一步通过功能定位来优化空间布局，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既要细算需求账，又要倒算承载账，用更少的资源要素支撑城市、产业发展。通过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转型，提高单位要素产出率。对单个企业来说，可以通过建设多层厂房向空间要土地。

第四个“换”是“电商换市”。通过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创新商业模式让传统制造企业找到新市场，让传统市场找到新形态，让要素、产品等流动更通畅一些。2012年，浙江专业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达1.58万亿元，网络销售额达到1.3万亿元，都是全国首位。今年11月11日，仅支付宝交易额就超过350亿元。我们想把线上线下“两个市场大省”融合起来，打造成“一个市场强省”，把市场的控制力提升上去，真正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财新记者:实体经济发展应该有更好的平台。

李强:确实如此，浙江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都很大，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也不能再拼资源、拼消耗、拼环境、拼劳力了。这方面，大家都有了共识。需要把力量集中起来，从传统工业区的开发模式上跳出来，绝对不能“夹到碗里都是菜”。需要选择一些区位条件比较好、产业基础比较扎实、配套功能比较完善、有利于产城融合和高端要素集聚的区块重点搞一些产业集聚区，这是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平台。

全省现在搞了14个产业集聚区，我们要求每个集聚区集中力量抓好两三个技术领先、带动力强的主导产业，能够抓出成效、抓出名气，就不得了。不一味以规模大小为取舍，既要抓龙头型、基地型项目，又要抓专业化配套企业，通过龙头引领，带动龙身动起来、龙尾摆起来，还要把产业技术水平、企业研发能力抓好，使得产业立足在持续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深度开发上。

相信随着浙江不断放开民资进入的领域，不断打造产业集聚发展的新平台，不断深化金融改革，民营企业能在实体经济中风生水起。

民间金融:起步看温州

“关键不在于增加多少个金融机构，而是打通三条通道

财新记者:说到这里，就必然地和民间金融发展联系在一起了。现在大家还是很关心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是2012年3月启动的改革，现在进行得怎么样?最近我们注意到，浙江人大11月22日刚刚表决通过了《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

李强:这个条例是中国第一部民间借贷的地方法律，明年3月1日就正式生效了。

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创新与突破。温州金改启动一年多来，重点是解决“两多两难”问题，即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应该说，温州金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效。比如，创建了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发布了“温州指数”，促进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改制，温州银行增资扩股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已经成为民资进入的突破口;推出“幸福股份”产品，以股权形式让市民参与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创新抵质押担保方式，推出多元化动产抵押、货物抵押、未来收益权抵押等49个创新产品；推动民间融资规范化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温州企业融资成本已连续六个季度下降，民间融资综合利率连续八个月下降。总的来看，温州金改一步一步走过来，迈的步子比较扎实。

温州金改要取得更大的突破，光靠省里的资源配置和市里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尤其是政策性资源。不管怎么样，温州金改还得继续大胆探索，比如办民资银行、企业互保链化解等。

破解“投资难”和“融资难”的问题，就像人体的血液一样，需要疏通经脉，让血液流动起来，形成良性通畅的循环，这样机体才更健康。现在问题你们也都看到了，大量的民间资金供给与大量的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之间的通道没有很好地打透，很多“血管”不够通畅，“血液”难以输送到市场主体的细胞。这样民间资金就脱离了实体经济这个机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国务院把温州作为金融改革的一块试验田，就是希望温州在这方面能够探索出一条路来。

2012年以来，我们力求打通三条通道：第一条通道是让民间的小资本能够与大项目、大产业对接起来；第二条通道是让银行的大资本与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对接起来；第三条通道是最终实现民间资本、金融资本等各类资源与产业经济、实体经济对接起来。这三条通道打通了，我想“血脉就打通了，前面讲的“两难”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温州金改关键不在于增加多少个金融机构，而是打通通道，建好信用体系，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防范金融风险，真正实现三个对接。如果这三条路能够打通，我们可能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

财新记者:怎么实现这三个对接？

李强:浙江人的改革发展，从来就是既唱“国歌”，又唱“国际歌”。就是讲，什么时候都要考虑到风险、危机，要有忧患意识;什么时候都要靠自己去闯，不等不靠。

我们希望温州金改可以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实际的路子来。总的来说，温州金改，我们是分几步走。第一步是我们自己能够突破的，或者说政策没有明令不能干的，可以大胆去闯一闯。

比如募集社会资本，推动民间小资本与大项目的对接。温州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向市民募集了15亿元。这种尝试与突破很有意义。当然，我们也会慎重一些，风险上控制好一些。

财新记者:民间金融大量以民间借贷的形态存在，此前确实出过不少问题，要发展民间金融，规范是绕不过去的。

李强: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步。温州金改当中还涉及制度的规范。过去没有规范的，比如民间借贷，这次我们规范起来了，就是《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的出台。

其实。民间借贷在温州，不是这些年才有的，据说早在明朝就有了。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民间信用文化。过去温州人在亲朋好友圈子里借钱办事或者办企业，是从来不打借条的，也不问利息多少，规矩都是约定俗成的，双方高度讲信誉。这几年，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民间借贷出了一些问题，大家比较关注。这背后，其实是一些先富起来的温州人看到了房产、矿产等行业能快速获利，民间借贷进入了高风险投资领域，雪球越滚越大，过度高杠杆，一旦经济出现波动，这种模式就难以为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我们谋划了很长一段时间，起草了规范温州民间借贷的地方性法规。之前，地方从来没有对民间金融立法。这个条例就最高利率、借贷双方责任等关键问题作出了规范，也对定向债券融资和定向集合资金等民间融资行为提出了规范性要求，为的就是要改变以往民间借贷无法可依的局面。当然，温州的金改光靠地方探索是不够的，还得靠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

从全省来看，我们的金融改革不局限在温州。今年开始，我们在温州之外的台州、丽水、义乌等地进行了不同层面 不同类型的金融改革，力求在打通上述三条通道上做些探索。台州的金融改革，主要针对中小微企业，提升金融服务。丽水搞了以林权抵押贷款为主的农村金融改革。义乌围绕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探索贸易金融新模式，推动人民币跨境业务、外汇管理和民间资本管理创新，让贸易金融服务更便利化。

这些盆景，逐步培育起来，未来会成为一道道风景。

自贸区期盼:舟山版升级

“我们想做浙江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区，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形成一个特色发展、优势互补的关系”

财新记者:浙江正在争取在舟山设立自由贸易区，进展如何？

李强:很感谢你们关心舟山。今年1月国务院批复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中就提到“条件成熟时，探索建立自由贸易园区，逐步建设自由港区”。我们在努力推进，一直没有声张。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是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之后的第四个新区。国家允许舟山群岛新区先行先试，其中的一个方向就是要逐步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区。

上海自贸区搞起来，对浙江是一个利好。第一，我们毗邻上海。上海自贸区一定会带动周边省份的对外开放。第二，上海自贸区分为四个片区，其中洋山保税港区就在浙江舟山的土地上。

从整个浙江省地域形态来看，从嘉兴沿海、杭州湾到宁波、台州、温州沿海，构成了一条外凸的弧线，其中凸出点是舟山，这是大开放的前沿，也是发展海洋经济这个新增长点的主阵地。

舟山处于中国南北沿海航线与长江水道的交汇处，为远东国际航线的要冲，是长三角对外开放的海上门户和通道，与亚太新兴港口城市呈扇形辐射的态势，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舟山的岛屿数第一，海岸线第一，尤其是深水岸线第一。近几年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发展，货物吞吐量2012年突破了7亿吨，连续四年居全球海港首位。

舟山群岛新区发展国际港口物流产业的优势特别明显，如果这个地方搞以大宗商品贸易为核心、高端海洋产业为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区，就能与上海自贸区错位发展，形成互补，带动整个长三角对外开放。而且，我们还把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作为支点，撬动整个浙中、浙西南地区扩大开放。如果从义乌到宁波-舟山画一条直线，搭在全省沿海的弧线上，就形成了浙江向太平洋的开放之势，形如弯弓射箭向大海，这是陆海联动，纵贯全省的新格局，是浙江人从钱塘江弄潮转向大平洋弄潮的新图景。

财新记者:在舟山建自贸区到底有什么独特优势？

李强:舟山和上海不完全一样。舟山是海岛，划出来就是关外，采取境内关外的监管方式比较方便。

舟山建设自贸港区，有利于大宗物资的储运和供给、加快发展高端海洋产业。舟山本身就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舟山设立自贸港区有利于拓展上海自贸区试验范围和领域，互为呼应，丰富功能，增强对外开放合力。因此，在舟山群岛新区搞自贸港区优势是得天独厚的。一是区位优势明显、辐射范围广。舟山群岛新区背靠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有大小岛屿1390个;舟山港域深水岸线达280公里，占全国的18%，中国通往世界的7条主要国际航道有6条途经舟山，是建设大型深水码头泊位的最佳选址，辐射范围涵盖整个长江流域和中国南北海岸线。二是便于监管、高效运作。舟山群岛四面环海，既有海上天然屏障与大陆自然隔离，又有跨海大桥与大陆相连，便于自贸港区有效监管、高效运作。且其经营、管理成本相对较低。三是风险可控、方便拓展。舟山群岛人口、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相对其他地区，建设自贸港区风险较小、易于掌控。

舟山最重要的一个特色是可以推进大宗商品为主的贸易便利化，多年来已形成了大宗货物贸易的一个集散地，如油品、铁矿石、粮食、煤炭等。我们要健全大宗商品现代贸易体系，打造我国主要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的一期项目在11月22日已经通过国家验收了，就在舟山的本岛，先在这个基础上起步。我们的设想，努力做好浙江特色的自贸港区，与上海自贸区形成一个特色发展、优势互补的关系。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厘清政府权力

“将来，每一个部门的权力，即便是有来源的，也要评估适应不适应当前的情况。不应该有的、不适应的权利，就要努力改”

财新记者:浙江新一轮改革是如何启动的?

李强:今年1月，新一届省政府成立后，我就说，改革是贯穿始终的头等大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突破口。

通过审批制度改革，横向撬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改革，纵向撬动政府自身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改革肯定能够激发市场、民间的活力。现在企业的身上套了太多的条条框框，抑制甚至扼杀了他们的创业创新激情。今年以来，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了46%，但这还不够。

浙江在进行的审批制度改革，是确立负面清单式的管理模式，这里面还有很多法律问题有待解决。比如我们原来老在纠结，减了多少项，幅度是多少，现在看来只讲减少数量和幅度意义不大，关键是要弄清楚你保留了几项？法律依据是什么?即便是有法律依据，它在当下有没有保留的必要和意义？厘清之后，那么除了这些需要审批，其他就不需要审批，这就是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符合法治精神，我们就继续改革。省一级层面能解决的，我们就主动放权，需要更高层面解决的，我们就向上报告。

这个“负面清单”，对审批制度改革来讲，其实就是部门权力清单。要明确每个行政部门到底有哪些权力，这些权力谁给你的，这些权力怎么样让它更加规范，更加有限，更加有效。

三年前，我就在富阳市做过一个课题，搞部门权力调查研究。当时把富阳市政府及各部门的行政权力彻底清算了一遍，结果发现一共有7000多项权力。现在看来，必须砍掉相当大一部分。将来每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即便是有来源的，也要评估适应不适应当前的情况。不应该有的，不适应的权利，就要努力改。源头在哪里，我们就向哪里报告。这恐怕就是今后我们的政府，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从保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重要举措。

财新记者:从整个省域来说，改革的载体如何确定？

李强:浙江新一轮改革，大体上分三个层面。首先是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构成的“四大国家战略举措”，国家给了先行先试的政策，这些是“灯光舞台”，可以做很多探索性的文章，试点突破对面上的意义非常大。

第二个层面是以设区市为单位的改革深化。比如杭州自主创新示范区、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宁波对外开放综合配套改革、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改革试点;等等。

第三个层面是一批以县域为单位的特色改革，基本上是今年点燃的“新炉子”比如，在柯桥区开展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在海宁市搞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试点，按照亩产论英雄的理念，创新土地、能源、水资源、环境容量等配置机制，目前已初见成效。下一步省政府还将在平湖市搞产业结构调整机制改革试点:在德清县搞城乡体制改革试点;在开化县谋划生态功能区建设试点。这些试点需要借助基层的首创精神，不惜试错，实现突破后，在全省推开。

公私关系:放松管制

“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社会自治之手，三只手都要给力，才能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

财新记者: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设市场主体增长了25%，而浙江增长了67%，增幅非常大。为什么？

李强:目前浙江全省的企业有105万家，加上个体户，共有370多万市场主体。也就是说，每15个浙江人就有一个市场主体。今年前十个月浙江新增企业数超过16万家。一个重要因素是，年初我们推行了8项商事登记便民措施。前阵子，我到绍兴市行政服务中心调研，那里企业注册2天就可以办好。三中全会之后，义乌市已经明确要求，内资企业注册只需2天，外资企业只需3天。我想，市场要活，首先主体要多。主体多了，竞争会更加充分，活力就更强了。所以，要开闸放水，降低门槛，放宽准入，扶持微小，放活市场。

财新记者:民营企业渴望进入一些以往准入比较紧的领域，如基础设施、能源、通信产业等。浙江对进一步开放准入有什么打算？

李强:放开搞活，对民营企业是机会，对一个行业的发展也是机会。这是一箭双雕的事。你说的这些行业都是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渴望进入的行业。按理说应当“非禁即入”、但实际上还面临很多资格、资质、标准等隐性壁垒，大大增加了企业进入的成本。三中全会提出要消除各种隐性壁垒，非常及时。要放活市场，给市场主体以平等的地位，就必须打破各种“天花板”“玻璃门”。

我们现在的做法，要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让企业对清单外的领域自由进入，还要对一些领域进一步开放。这方面，温州较早探索了民资办学办医。民资办学办医要有回报，还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现在温州民办非企业法人学校可改制成企业法人，民办医疗机构的住房公积金、融资等政策也明确了。温州首批100所民办学校分类登记顺利完成，已签约了社会办医项目29个，引进社会办医资本70多亿元。还有很多公共服务项目，也可以向市场开放，由政府购买服务来解决。再就是清理资格资质等前置条件，该废除的废除，该规范的规范。这些我们都在改革探索，只要有了比较成熟的做法，就在全省推开。

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对浙江来讲，现在既是发展的转型期、矛盾的凸显期，更是改革的攻坚期。这个转型，既包括经济转型，也包括政府转型和社会转型。就是说，我们不光要让市场更有活力。还要让社会更有活力、政府更有活力；不光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决定性作用，还要让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更加有效，使社会这只“自治之手”更加完善。总之，这三只手都要给力，才能推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财新记者:民营经济进入公共服务，这在浙江是走得比较稳的。

李强:从发达国家看，公共服务是要分分类的，有的是政府直接供给，有的是面向市场放开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供给。政府应该保基本、保基础，基本的公共服务应该要兜底，但更多的公共服务，能够市场解决的，应该让民间力量介入。

政府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公共服务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的，要善于让民间的力量来弥补公共服务的不足，用民间的资本和智慧来破解民生难题，这是我们的思路。

所以。今年省政府特别就此出台了一个文件，开了一次大会，就是鼓励民营资本办医办学。民办的医院和学校，要充分让市场决定收费价格，让老百姓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

公立医院、公立学校是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一定要保障好。我们现在鼓励公立医院包括学校与民间资本结合，让更多元化的力量能够聚合。

财新记者:都说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得益于政府无为而治，管得相对少。好像这些年政府管得多了以后，民营经济反而有很多困难。你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和政府的关系呢？

李强：我认为这不能叫无为而治，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要把握好为”的尺度和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个体户、民营企业、专业市场等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都是新事物，所以我们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比较放手，这几年，有时候觉得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变成“闲不住的手”了，这和机构太庞大有关系。政府机构不光庞大，分割得又比较细，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管得比较多，反而捆住了市场主体的手脚。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核心，我们着重强调政府机构改革，这也是中央的要求。

财新记者:你认为现在政府的角色应该如何变化？

李强:我们觉得，不能让“看得见的手”变成“闲不住的手”，不能让小政府变成无所不包的“大管家”。我们要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参与和干预，让政府的手归位，让闲不住的手收起来，让伸得过长的手收回来，干好该干的事。在我看来，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来说有三条:一是有限，二是有为，三是有效。“有限”，指的是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不是无所不包的万能政府，职能边界是有限的，权力也是有限的。“有为”指的是政府是经济运行的调控者，是市场经济的监管者，是社会稳定的护航者，这些事都要有所作为。最后一个是“有效”，政府办事要讲适销对路，提供的公共服务要对市场、对企业、对老百姓的路，还要讲效率。全面深化改革，把制度活力转化为市场活力、社会活力，需要政府更有活力，这要从政府自身改革做起，做到有限、有为、有效。明年，从大的方面说，浙江省政府要做的事主要有四件:抓改革、促转型、治环境、惠民生。

改革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惠民。我觉得，浙江的改革发展必须守住“百姓增收、生态良好、社会平安”三条底线。百姓富裕是浙江的优势，也是创业创新的基础，不管怎么改革，怎么发展，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不断提高，要继续保持全国领先。不管怎么改革、怎么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治安不能恶化，只能好转。守住这三条底线，全面深化改革，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浙江就能继续走在改革发展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