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成为师政委，后因掩护部队“牺牲”，授衔时他不甘，扯下肩章

1937年9月，在湖南老家生活的段苏权，忽然听到同乡谭毛苟说出了红军的所在地，并且知道在太原有八路军办事处。

段苏权当即找到父亲，妻子：“我要去找组织。”

父亲知道段苏权的心里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妻子也是如此，因而两人都表示了支持。

随后，在父亲和妻子的帮助下，段苏权先从老家来到了长沙，又在长沙坐火车来到了太原，几经辗转，段苏权终于来到了山西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前。

就在段苏权准备进入办事处时，门口的警卫员拦住了他。

激动的段苏权一时醒悟过来，露出了歉意的笑容：“同志，我是一名老红军，我要找咱们办事处的负责人。”

段苏权的话，并未让警卫员感到信任，因为他们无论从哪里来看，段苏权都不像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

不过，出于负责任的态度，警卫员还是走到了里屋通报。

此时担任八路军太原办事处负责人的任弼时正在忙于工作。

警卫员敲门：“首长，外面有一名自称段苏权的红军要见您。”

任弼时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抬头询问：“谁？”

警卫员：“他说他叫段苏权，是从湖南来的。”

任弼时听完这句话，当即激动道：“快，让他进来。”

警卫员有些惊讶，难道门外的人，真的是位老红军？

段苏权得到通报，立刻走了进去，任弼时，此时已经有眼泪在眼角流淌，看到老首长，段苏权再也忍不住，当即走了上去，与任弼时紧紧拥抱在一起。

任弼时看到段苏权，哽噎地说：“我们以为你牺牲了，在方面军的党代表大会上还给你开了追悼会，没想到你还活着.......”

段苏权也很感慨，他认为自己能够活着，确实是一个奇迹。

段苏权的一生，有着怎样传奇的经历呢？

自古英雄出少年，18岁的红军师政委

在人民军队的早期发展史上，干部普遍年轻，特别是在红军时期，这一表现，尤为突出。

当时在中央苏区，有许多年轻，优秀的红军将领，譬如17岁当师政委的肖华，18岁当师长的寻淮洲。

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苏区，在这里，也涌现出了许多少年英雄。

譬如18岁当师政委的郑维山，20岁当军政委的陈海松等人。

湘赣苏区虽然并没有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有名，但是从这里，也走出了红军三大主力的红二方面军。

当然，湘赣军区也有许多优秀的红军将领，段苏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段苏权是湖南茶陵人，1916年出生，由于家庭情况还不错，段苏权小时候读过私塾，还上了高小。

也正是由于接触先进思想较多，因而段苏权早早地参加了革命。

16岁时，他正式地走上了革命道路，由于他聪慧能干，上级并未让他直接上前线，而是让他负责茶陵的共青团工作。

在共青团做组织工作，始终不是正规的红军，段苏权不愿意，因而两年后，他当即带着一批模范的共青团员，参加了红军。

湘赣军区的领导，对段苏权了解较多，认为他确实是一位有着很强组织能力的人，因而先是将他调任为了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上任以后，段苏权如履薄冰，做事兢兢业业，很快，上级便开始给他加担子，将他提拔为了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升官了，段苏权的心却是没有放轻松，他知道，担任的职务越高，就说明责任也更大，因而他的敬业程度更甚于以往。

1934年，上级对段苏权的工作态度和结果，依然是满意的，由此，段苏权再次升官，担任了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同年，段苏权的革命人生，也迎来了重要的转变。

而这次的转变，也对段苏权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后来授衔时。

1934年10月，贺龙，任弼时等人商议后，决定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他们先行向湘西进军，牵制敌人，为了掩护主力的行动，贺龙等人提议成立了“黔东独立师”，

时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团长的王光泽，被任命为了师长。

而段苏权由于表现优秀，被任命为了师政委，这一年，段苏权18岁。

其实，接到任命的那一刻起，王光泽与段苏权就明白，迎接自己的将是“九死一生”的险境。

不久，为了更好地掩护主力，王光泽与段苏权带着部队回到了黔东特区中心区，敌人此时已经占领了黔东特区的大多数地方，他们万万没想到还有一支红军队伍在中心区。

再加上游击队配合独立师的行动，因而敌人很快地便认为，出现在中心区的红军队伍，。很大程度上是红军的主力。

眼看任务完成，王光泽与段苏权松了一口气，接着，他们将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与敌人的交战中。

在短短二十天的时间里，独立师就与敌人进行了数次的激战，当主力红军完全撤离成功后，独立师，迎来了更大的挑战。

敌人不仅加大了对独立师的“围剿”，而且还发动了当地的地主，豪绅，要他们联合起来打击红军。

在这样的危急情况下，独立师不得不离开黔东特区，转而前往边境作战。

此时，由于长时间的作战，独立师的牺牲的情况，很是严重。

1934年11月25日，经过20多天的坚持，王光泽与段苏权率部来到了秀山县梅江场。

两人本来可以认为稍微歇息，没想到的是，当地的反动民团早已盯住了独立师，无奈，两人只能带着部队与敌人再次进行交战。

在这次激战中，段苏权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左脚。

王光泽见状，立刻派人用担架担着段苏权，由于战事紧张，王光泽认为，如果他再不带着其余战士突围，那么，部队将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思来想去，王光泽做出了一个决定。

遇到好心裁缝李木富夫妻

王光泽鼓起勇气，向躺在担架上的段苏权表达了要他就地养伤的意思。

段苏权其实内心并不愿留下来，因而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一旦留下，那必定会脱离队伍，将来再找党组织时，就不容易了。

可是面对如此局势，段苏权也不愿意再拖累其他的同志，他最终同意了。

后来任弼时评价段苏权时，用了4个字：忍辱负重。

段苏权，由此被留在了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一个叫李木富的裁缝家里。

李木富夫妻是老好人，他们见段苏权伤势严重，当即同意，之后，为了免于敌人发现，李木富又将段苏权安置在了山上的一个洞里。

可是让李木富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反动民团就来到了他的家里。

原来，有人告状，称李木富收养了一个红军，反动民团来到后，用枪逼着李木富要他去寻找段苏权。

李木富无奈，只能带着他们来到山洞里。

敌人从段苏权的身上搜到了3块银元，之后，他们准备用枪解决段苏权。

关键时刻，李木富扑了上去：“不要造杀戮啰，他动不了了，留他一命吧。”

李木富在当地，还是比较有威望的，民团的人看着段苏权奄奄一息的样子，也就没有再动手。

就这样，段苏权在李木富的保护下逃过一劫。

之后，段苏权就被李木富安置在了山洞里，李木富白天做工，晚上就偷偷给段苏权送饭，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老百姓的家里，本来吃食就不多，李木富的家里很快被掏空了。

段苏权不明白情况，伤势有些好转他的，硬是从山上爬到了李木富的家里。

看到李木富家里的情况后，他觉得很心塞，随后，他说自己要离开。

李木富咬牙将家里的钱取了出来，为段苏权做了拐杖。

段苏权拿着拐杖，一路靠着乞讨，来到了茶洞镇，之后，又在他苦苦的哀求下，他坐上了一艘前往岳阳的船。

在岳阳，段苏权遇到了好心人，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再次来到了攸县皇图岭车站。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车站，段苏权再次遇到了一位叫刘维初的老乡。

刘维初一听段苏权是茶陵人，顿时觉得亲切，之后，他给段苏权安排了一个房子居住，几日后，身体有所好转的段苏权给父亲写了信。

父亲随即派人，将他迎回了家里。

之后的两年后，段苏权一直在家中度过，直到1937年，他前往太原。

这便是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

段苏权回归队伍后，先是前往延安抗大学习，之后他被分配到了北平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段苏权又来到了东北。

1947年，段苏权的军事生涯达到了巅峰，他担任了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

在这个职务上，段苏权率部参加了辽沈战役。

遗憾的是，在辽沈战役中，段苏权由于延误时机未能成功攻下飞机场，再加上丢失小紫荆山一事，使得林彪对他有了一定的看法。

授衔成少将，扯下肩章

辽沈战役结束后，段苏权被调离了八纵司令员的职务，来到了东北军区担任作战处处长。

对于这个安排，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其实就是降职。

不过，段苏权并没有多说什么。

建国后，段苏权担任了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抗美援朝战役爆发后，他来到了朝鲜，担任了志愿军空军第一副司令员。

在朝鲜，段苏权耿直的性格，再次为他之后的授衔，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当时段苏权在进行战报汇总时，明显地发觉志愿军空军司令部上报的战果有问题，出于实事求是，段苏权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彭德怀得知后雷霆大怒，要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肖华作检讨。

除了这两人，还有许多人都受到了批评和处分，因而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对段苏权有很大的怨气。

1952年评级时，由于段苏权曾多次担任重要职务，因而他被评为了准兵团级。

按照段苏权准兵团级的情况，到1955年授衔时，授予他中将军衔，是符合标准的，可是在这个时候，有人站了出来，说段苏权曾负伤离队两年，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这个不搞清楚，不合适授衔。

再加上诸多原因，最终，段苏权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段苏权对此，内心很是悲愤，许多老战友，也为段苏权鸣不平，如果当时段苏权的老领导任弼时还在的话，肯定对段苏权有所帮助，遗憾的是在建国初，任弼时就去世了。

授衔时，段苏权扯下了自己的肩章，对于这个军衔，说实在话，他的心里，确实也是有些气。

也正是因为如此，后来段苏权去世前，他反复叮嘱，自己不穿军装下葬。

由此，段苏权也成为了我军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穿中山装下葬的开国将军。

晚年时，段苏权心里惦念着自己的恩人李木富。

救命之恩一直没忘

1983年，段苏权来到秀山县寻找李木富，由于时间久远，因而未能打听到李木富的消息，甚至他一度认为李木富已经去世了。

实际上，李木富老人并没有去世，待段苏权离开后，他让自己的儿子向当地县领导介绍了自己营救段苏权的经过。

秀山县政府立刻将消息告知给了段苏权。

段苏权高兴极了。

之后，在段苏权的委托下，秀山县政府问李木富老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李木富说：“我个人啥也不要，就是希望在村前的河上架一座桥。”

段苏权得知后说没问题。

就这样，段苏权个人出资，在村前的车田河上为当地老百姓修了一架桥。

如今，当场段苏权居住的山洞，被称为了“红军洞”，他修的那架桥，被称为了“红军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