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的廉价饮食往事

【松下闲眺】

当一个学校的主要领导，食必求廉味必嫌贵时，那他们的老师学生是有福气的。

周松芳

西南联大在许多人眼里是教育和文化的传奇，谱写这一传奇的关键人物除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巨公之外，窃以为当首推总务长郑天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在昆明的艰难岁月里，如何维系这么一所大学校的日常运转，总务长首膺其重；而从饮食这一最日常的视角，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见出的他食必求廉味嫌其贵的作风，我们也可推测出郑天挺实是不二人选。

1938年3月22日，初抵昆明，与承包商人协议师生饮食问题，即因嫌贵初战不捷：“教职员包饭，早：粥，鸡蛋一；午、晚：米饭，二硬荤（此间土语谓全盘皆鱼肉也），一岔荤（谓鱼肉与蔬菜合之也），二素（谓蔬菜豆腐之属），二汤，月价国币十二元。学生包饭，早：粥；午、晚：米饭，一硬荤，二岔荤，二素，二汤，价九元，如去硬荤价七元。学生在长沙时，包饭价五元五角，且午、晚三荤二素，相较未免过昂。议未协。”

公家饮食嫌贵，私人饮食当然也嫌贵。初到昆明时待遇尚好的教授们时时光顾的源自京城的著名河南馆子厚德福，郑天挺也是很迟才去吃了一顿面：“（1939年6月10日）晓羽约在厚德福食面。此店开已半年余，素以价昂著，余从未一往。今日与矛尘三人共食，国币八元，可谓名不虚传。”面犹如此，大鱼大肉呢？宜其此后未尝一往。名餐馆嫌贵，小饭店也嫌贵：“（1940年8月24日）与晓宇在太华便饭，二菜二饭，共价九元，昂哉！所谓二菜者，仅一炒牛肉、一炒猪肉而已。”再过两年，则连只提供粥面的小饮食店都嫌贵得不得了：“（1942年10月4日）五时雪屏来，谈至七时，偕莘田至上海粥店食薰鱼面一碗，锅贴七八个。雪屏、莘田各食馄饨一碗，锅贴共二十相若，共价七十一元，可与上星期二米线同占奇昂至誉。”

食既嫌贵，味必求廉，所以日记中时时出现“叹”廉的记载：“（1938年11月30日）午独至小有天进膳，牛肉一簋，饭一盂，价一角五分。此近来最廉之一餐也。”“（1942年8月2日）七时偕在鸿兴楼食面，三菜而止，凡九十元，或曰此最廉处也。”当然更廉的办法就是“自己动手”：“（1943年2月23日）七时至才盛巷，参加北大同人聚餐，饮馔均由泰然准备，以市间价昂也。”

其实嫌贵求廉，不独他郑天挺，校长梅贻琦也如此啊：“（1944年2月15日）宿舍以十二时十分开饭，必下班立刻奔回始能得食，否则不及矣。向因月涵退值太迟，故不能包饭，自其公出乃包一餐。然一遇稍有公事洽谈，即须在校门前小铺进食。今午与矛尘、耘夫同食，三人共一菜，已人须四十一元。就市价言，尚是最廉者、最省者，若在城内，一人一餐不能下于百元也。”所以，他与梅贻琦、罗常培一块出差，在成都这个饮食繁盛之处，也一道问俭求廉，如罗常培《蜀道难》所记：“（1941年7月25日）成都在许多好处之外，值得提一下的还有小吃和市招，比如像‘姑姑筵’‘哥哥传’之类，声名已经洋溢四川以外，自然用不着特别介绍了；就是像‘不醉无归小酒家’‘忙休来’‘徐来’之类，先不用问他们的口味是否适口，单凭这几个招牌就够‘吃饱饭，没事干’的骚人墨客流连半天的。甚至于一个卖豆浆的小铺也用‘万里桥东豆乳家’七个字作招牌，未免雅得有点儿让人肉麻了。可惜我们来的时候，正赶上米珠薪桂的年头儿，‘姑姑筵’一餐酒席就得四五百元，朋友们既然不敢轻易请客，我们更不敢贸然到这些地方去问津。倒是二十六日中午，佩弦约我们和新从兰州回来的徐绍毂全家到名不雅而物甚美的‘吴抄手’去领略本地风光，我们却非常得到实惠。不过一碗山大菰面索价三元二角，物虽美，价未免欠廉了。”

抗战胜利后，他为学校回迁事奔走南京北平，仍然味必求廉，自己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廉价馆子就求人介绍：

1945年10月16日，南京：十二时在聚宝饭馆进膳。此君楫所介绍认为最廉者，昨试之，果有家常风味，故今午更佳。

1945年11月1日，南京：与三权至新街口便饭，三权介绍同庆楼，谓物美价廉，在新街口为第一。

1946年4月19日，北平：七时同（六哥）往西单餐室食西餐，每客一千元，一汤二菜一冷食一点心一加非，以今日论之不为昂，但加捐二成，加彩一成，此外并须再给小账一成，未免贵矣。

1946年5月25日，北平：十二时与今甫、华炽同请子水、省身、缉斋在润明楼便饭，此最廉之饭馆也。战前二角钱可果腹，五角钱可饱餐，今日六人竟费两万三千元。

写到最后，不由得想，当一个学校的主要领导，食必求廉味必嫌贵时，那他们的老师学生是有福气的；换到其他单位也一样。为什么要“反四风”？郑天挺给我们树立了正面的榜样。这恐怕也是这篇文章的一点现实意义吧。

（作者系中山大学文学博士）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