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子健潜伏4年，专门获取军用地图，67年后才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

2001年，86岁的沈安娜受邀到某单位做演讲，演讲的内容是隐蔽战线斗争史。

沈安娜是中共最杰出的地下情报员之一，她自1935年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任书记员开始，受周恩来指派，长期潜伏，在隐蔽战线战斗了14年，为我党搜集了相当多的重要情报，这些情报由沈安娜交给丈夫华明之，然后传递给组织，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建国之后，沈安娜和华明之分别进入国家安全局和上海国家安全局工作，后于1983年相继退休，这次沈安娜受邀演讲隐蔽战线的斗争，讲的就是自己和丈夫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故事，其中还有不少沈安娜姐姐沈伊娜和姐夫舒曰信在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

图：沈安娜和华明之

沈安娜在台上讲，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到惊心动魄处，大家的心脏仿佛被揪住了一般，而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名叫姚一群的人一直在沉思，他听到沈安娜讲到了沈伊娜和舒曰信，他总觉得这两个人的名字很熟悉，好像听谁提起过，而且是不止一次听到过。

他想了很久，终于想起来，自己的父亲曾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两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父亲的战友，他不禁又想：“难道父亲和沈安娜也曾是战友？”

这个问号一出现，就一直缠绕着他，但他不敢贸然直接询问沈安娜，而是等到下班之后，回到家中将单位里演讲的事情告诉了父亲姚子健。姚子健急忙问儿子：“沈安娜？沈伊娜的妹妹？”

姚一群点点头：“她是这么说的。”

得到了儿子肯定的答复，他轻轻地说：“没想到沈伊娜的妹妹还活着，要是能见一面就好了。”

姚一群赶紧说：“父亲如果想见的话，我和单位领导说一下，看看她愿不愿意和您见一面。”

“好，好，我很想见见她。”

姚一群请示了领导，对方和沈安娜说明了这件事，当沈安娜知道还有这么一位在世的同志的时候，也很激动，她表示很愿意和姚子健见一面。

很快姚子健就和沈安娜、华明之见了面，他们聊了很多，聊在隐蔽战线的那些斗争，聊他们的同志和战友。

沈安娜详细询问了姚子健的那段经历，姚子健将自己还记得的事情都告诉了沈安娜，最后沈安娜对姚子健说：“老哥哥，你的情报工作属于‘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沈伊娜’这条线，你这段经历，应该属于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你的意思是，我67年前的工作单位是中央特科？我是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

这是姚子健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他在隐蔽战线工作了四年，却从来不知道自己工作的单位就是中央特科，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传递的情报有没有送到红军的手中，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党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党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至于其他的，他没有想过。

图：2009年，姚子健在沈安娜家中

1915年，姚子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一个开小茶馆的家庭，家里条件并不好，生在乱世，姚子健不愿意延续父辈的生活，到了1929年，14岁的姚子健一个人跑到了上海求学，考上了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

这个学校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该校免收学杂费和食宿费，每年还发一套制服，这也是姚子健要上这个学校的关键原因。

只不过，姚子健在上海劳动大学上学的时间并不是很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军民抗日热情高涨，姚子健也多次加入到了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和大学部发起的学潮和请愿活动中。

这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在军警几次包围学校依旧不能解决麻烦后，当局直接责令学校的师生离校。

姚子健离开了上海回到老家做了一名小学的代课老师。但姚子健并不愿意窝在家乡一事无成，所以他一边教学一边打听外面的事情。

几个月之后，他从一份报纸上看到了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招生的消息，这个学校同样也是免收学杂费，姚子健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再一次离开家乡一个人跑到了南京，经过努力终于考上了这所学校。姚子健看上这所学校就冲着两点：一是可以在这个学校学到东西，二是这个学校免收学杂费。

不过等开学报道的时候，姚子健才知道这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而是一所隶属于国民党参谋本部的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其实就是为国民党培养人才的学校，这是姚子健始料未及的，但既来之则安之。

姚子健虽然对国民党不感兴趣，甚至厌烦，但他想要学习是真的，而且他早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干革命，也因此，他在选择专业的时候，选择了制图班的印刷专业。

他的想法很简单，要搞革命，就需要宣传，要宣传就离不开印刷，等他学了印刷，从制图班毕业之后，可以找机会大干一场。

一年后，姚子健从测量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工作，他所在的部门是制图科，他是第四股的技佐，负责描绘印刷地图底板，每月的工资是28块大洋，这份工作还是相当不错的。

只不过姚子健志不在此，他工作之后就开始试图和我党取得联系，只是总不得法，后来姚子健的同学兼同乡舒曰信给姚子健写了一封信，约姚子健到上海一叙。

姚子健和舒曰信是老乡，又曾是同学，平时关系很好，他们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算是志趣相投，联系很多，姚子健接到舒曰信的信之后就在周末去了一趟上海，和好友相聚。

图：1938年的姚子健

姚子健向舒曰信讲述了自己想要入党但始终无门的苦闷，舒曰信知道老友的志向，在他的引荐下，姚子健见到了中共党员鲁自诚。鲁自诚在对姚子健进行了一番考察后，在1934年的四五月间成为姚子健的入党介绍人。

鲁自诚不仅是姚子健的入党介绍人，还是舒曰信和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

1932年，鲁自诚在上海接受战友张曙时的委托，照看他在上海南洋高级商业中学读书的儿子张勉，彼时，张勉和舒曰信、华明之住在一个宿舍里，因此鲁自诚和舒曰信、华明之多有接触，并对两人进行培养。

到了1933年7月，鲁自诚成为舒曰信的入党介绍人，又一年后，华明之也入了党。

鲁自诚虽然是舒曰信、姚子健、华明之等人的入党介绍人，但他并不直接领导他们工作。实际上，鲁自诚在介绍他们入党之后就将他们移交到了中央特科，交给王学文领导。

移交给中央特科的包括舒曰信和沈伊娜夫妇、华明之和沈安娜夫妇以及姚子健等人，只不过姚子健最开始比较特殊，他是在南京读书和工作的，并不在上海，因此入党之后依旧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工作，也是潜伏。

他的上线就是好友舒曰信、沈伊娜夫妇，至于再往上，他就不知道了，也不必知道。

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入党之后的组织关系就被移交到了中央特科，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因为隐蔽战线的特殊性以及他和中央特科的同志接触不多，仅有的联系人就是舒曰信和沈伊娜。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央特科曾遭受重创，损失惨重，存在时间很短，而姚子健自己从事情报工作的时间也不长。

中央特科是1927年11月在周恩来的倡议下建立的，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敌人和保卫自己，下设四个部门：

• 总务科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和其他事务工作，为中央会议提供保障；
• 情报科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情报科人才济济，著名的有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等人；
• 行动科也就是打狗队（红队）负责武装保护机关安全，惩办叛徒内奸；
• 无线电通讯科负责筹建秘密无线电通信。

四个科室相互配合，这就是完整的中央特科，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共中央情报保卫系统的诞生，而这正是周恩来一手创立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向忠发和顾顺章三人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而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

中央特科自成立之初开始，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后来随着1931年顾顺章的被捕和叛变，中央特科遭受重创，并且紧接着向忠发也叛变，周恩来不得不改组特科，将顾顺章熟悉的中央特科人员撤回的撤回、转移的转移。

图：中央特科的组成

中央特科几乎空了，但好在周恩来做了妥善安排，实际上，当时我党在上海的所有行动都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的，不仅仅是情报人员。

因此为了保证最大可能的保密，周恩来在中央特科之外还另设了一些平行机构，而且是人员互不交叉的平行机构，这其中就有负责传递文件、情报和物资、人员的中央交通局，以及侦察军事情报的中央军委情报系统。

中央特科遭受重创之后，中央交通局就秘密转移干部，而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和江苏省委就来接管中央特科，由此，中央特科能够迅速恢复元气。

姚子健所在支线的“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沈伊娜—姚子健”中的王世英就是原本在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工作，随着1933年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并入中央特科，王世英成为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负责人，领导上海的情报工作。

此时的中央特科虽然已经恢复元气，但已经不能和过去相比，尤其随着重要干部纷纷纷纷撤离上海，中央特科又迎来了不间断的打击和损坏。

姚子健“进入”的中央特科就是已经走下坡路的中央特科，应该说是中央特科的晚期，只不过这一切他并不知道，他只想为党做点事。他工作的第四股能获取的情报并不多，因此根据组织的指示，姚子健以眼疾为由要求调动工作。

至于调到什么岗位上，姚子健最初是没有什么设想，巧的是，测量总局根据姚子健的情况，直接将他调到了保管和收发军用地图资料的部门。

这是姚子健始料未及的，也是组织没有想到的，这可算是一个意外之喜，因为进了保管和收发军用地图资料的部门，就意味着姚子健能够接触到标有“密级”的全国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等比例的各种军用地图，而且还包括部队的调动、运作等信息的大量机关公文。

这意味着什么，相信很多人都能想到。

如果姚子健能获取这些资料，将之传递给组织，对我党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军用地图、敌营军队的调动信息，这些在战争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姚子健根据组织的指示，除了获取必要的军用地图和情报外，还要随时关注国民党的动向，哪个部队来领取哪个地区的军用地图，自然就说明这个部队对这个地区很关注，可能采取什么军事行动，因此，姚子健就必要对此做出分析研究，将必要的军用地图和情报送出来。

尤其是国民党高层所使用的绝密军用地图，更是能获取就想办法获取，军用地图本来是极为重要的资料，各项制度应该极严，然而测量总局内部的规章制度本身就不严，军用地图这种东西也疏于清点，这就给姚子健获取军用地图创造了条件。

图：2017年的姚子健

如果有哪一支部队来取军用地图，他会详细登记，然后找出同样的一份军用地图并附上国民党部队的情况然后送出去。

他基本是有固定的输送时间和地点的，中央特科设在上海，舒曰信和沈伊娜都在上海，因此如果不是万分紧急的情况，舒曰信都是利用周末的时间来传递情报，他会将军用地图和相应的情报放进自己的小皮箱中，压低存放，上面是书或者是衣服之类的。

然后他会穿着国民党的军服、提着小皮箱在周六的晚上坐火车从南京到上海，与舒曰信或者沈伊娜接头，将情报给他们之后，他再在周天的晚上乘火车回到南京，然后周一上班。

如果获取了紧急情报，舒曰信不能等到周六去上海，就按照和舒曰信约定好的暗号和密码，用书信的形式传递情报，让组织及时获取情报，做出相应的反应。

到了1937年初，舒曰信和沈伊娜调到了南京工作，姚子健也就不需要在南京和上海之间两头跑了，他们可以直接在南京传递情报。

在这个过程中，姚子健从未被怀疑过。

为了多获取军用地图和相应的情报，姚子健在工作中很认真，也很老实，他给人的印象就是比较低调，放在人堆里都认不出来，没什么存在感，也正是因为这样，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份。

而且他每次外出传递情报都是穿着国民党军服，又有测量总局员工的身份，自然也就不会被人注意到，这倒是给他提供了很多便利。

后来七七事变之后，舒曰信和沈伊娜调离了南京，而姚子健也跟随测量总局撤退到了武昌。之后姚子健的上线变成了一个称号为“熊先生”的同志。

姚子健和熊先生之间的接触不多，因为没过多久，姚子健就想到抗日前线去工作，这是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到了1938年的4月，组织决定让他到香港情报站找负责人潘汉年，他在离开测量总局之前请了一个长假，其实就是脱离了国民党。

到了香港之后，他在潘汉年身边工作了四个月之后，组织上终于决定让他去延安，离开香港之前，潘汉年给他写了两张纸条，内容是一样的，大意是：“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落款是“小开”，这是潘汉年在情报圈中的称号。

姚子健带着这两张纸条辗转到了延安，分别给了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抗大校长林彪，之后，组织找他谈话，根据他的情况和意愿，将他安排进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六大队学习。

毕业之后的姚子健奉组织之命调到了新四军苏豫皖抗日根据地工作，这是他的新征程，是与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很不相同的征程。

图：鲁自诚

也因此，除了他自己，以及鲁自诚、舒曰信、沈伊娜等人之外，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曾从事过情报工作，曾是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曾是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

他是1934年开始的情报工作，彼时中央特科已经遭受了重创，随着大部分干部撤离上海，中央特科的领导频繁更换，它逐渐走了下坡路，随着1935年中央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绑架，中央特科成为了过去时。

姚子健的最高领导王世英早在1935年的9月就将大部分特科成员转往天津。他们在天津继续由王世英带领着在北方局领导下的华北联络局开展情报工作。

由此，姚子健虽然是中央特科的一名情报员，但他进入中央特科一年后，中央特科就消失了，只不过，中央特科消失了，情报工作却从没有中断，情报信息还是源源不断传递到了延安。

只不过随着姚子健后来离开了测量总局，远离了情报工作，他的这段经历也就更加不为人知了，建国之后，他和舒曰信、沈伊娜甚至王学文都曾见过面，他们曾聊过这段经历，但并未深谈。

是以，他始终不知道自己曾是中央特科的一员，甚至他的那些情报有没有及时送到红军手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按照组织的交代做事。

不过建国之后，鲁自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1934年介绍姚子健入党，他在敌人营垒里收集军用地图和情报，为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和长征胜利做出了贡献。对他那段工作，组织上多次给予充分肯定。我可以为他写证明材料。”

这或许就是对姚子健情报工作的最大肯定，这就证明他四年的潜伏是发挥了作用的，而且是很大的作用，但他从未对外人提及，只不过会对自己的儿孙提起这段岁月，也正是因为这样，姚子健才能和沈安娜联系上。

2001年，姚子健在见了沈伊娜的妹妹沈安娜和妹夫华明之之后，他们之间聊了很多，沈安娜建国之前在隐蔽战线工作了14年，又在建国之后到国家安全局工作，因此对隐蔽战线很是熟悉。

图：沈安娜和华明之

通过聊天，她确定了姚子健的身份，他是神秘的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在这次见面后，沈安娜向有关部委报告了这一情况，自此，姚子健有了真正的中央特科身份。

67年前，19岁的姚子健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名情报人员，潜伏在国民党总参部管辖的测量总局四年，为我党获取军用地图等情报，却从不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

67年后，86岁的姚子健才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才知道自己曾是中央特科的一员，也接受了采访，他的这段鲜为人知的情报生涯才逐渐为人熟知。

他其实是幸运的，在隐蔽战线工作了四年，获取了大量的军用地图等情报，然后离开测量总局，去了延安学习工作，建国之后又曾在电子工业部雷达局十院做纪委书记。

退休后始知自己曾经的真正身份，然后于2018年病逝，时年103岁，真正的百岁老人。

而对于大部分曾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同志来说，他们是没有这样的幸运的，有很多在工作中牺牲了，也有很多无名英雄，到死无人知道他们曾做出的贡献，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然而，他们也并不后悔，因为当初决定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员的时候，当他们立誓为国为民而革命到底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做好了献身革命的准备。

谨以此文献给姚子健同志以及曾奋斗在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