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国人汗颜的日本间谍，对中国的了解竟然比我们自己都透彻

1889年四月，荒尾精向日本当局汇报了有关清朝发展趋势的报告。通过对乐善堂谍情人员获取的情报的汇总和分析，结合自己的见解，荒尾精写出了这份《复命书》。在《复命书》中，荒尾精是这样阐述的：

“当今的清政府已经腐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朝野上下毫无纲纪可言，清廷的官吏们假公济私，满清祖业朝不保夕。鉴于清政府与日本当局“唇齿相保，辅车相依”的政治关系，在西方列强日渐发展壮大的同时，清国一旦灭亡，日本将会面临进退维谷的处境。因此，清国要面对的危机就是日本要面对的危机，日本当局必须做出相应的行动，先发制人......”

随后，荒尾精在《复命书》中给出了乐善堂谍情人员的获取的数据，并通过这些数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现下的清国不只是官场腐败，所以日本当局必须尽一切努力改造清国，进而才能与清国联手对抗列强......”

在对清朝的大势分析这方面，宗方小太郎的分析比荒尾精更加深刻。在甲午战争爆发之际，宗方小太郎修改了前一年已经草拟好的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宗方小太郎拿出了更加直观的数据：

“这一年清国的总财政收入仅有白银9071万两、粮食523万石（根据我国文献的记载清朝这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在8300万两左右，与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当局汇报的数字有出入），对幅员辽阔的清国来说，这份微薄的财政收入简直太低了......”

根据宗方小太郎的调查，清国百姓实际上缴的税款多达四亿两，比清廷入库的银两多了四倍有余。据此，宗方小太郎推测，所有钱全部进了地方官的腰包。

宗方小太郎觉得，自古以来中国贪污受贿的现象就非常严重，地方官对下横征暴敛，对上贪污克扣。为了杜绝这种现象，雍正皇帝还出台了“养廉银”这一制度，具体额度随官员官职的高低变动，在俸银之外另行支给，雍正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官吏打消贪污受贿的念头。然而，清国的贿赂之风已极其盛行，这种制度根本于事无补。时至今日，“养廉”这两个字早已辜负了雍正的期盼，清国官员徇私舞弊的现象愈发严重。

当时的清国，乃至西方世界，仍有许多先进人士认为大清国即将走向崛起。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均认为以中国地大物博的先天优势，如果清朝统治者能够积极进行改革，势必会使大清国“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

然而，宗方小太郎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有这种想法的都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与观察一个人的道理是相通的，应该先观察内在，然后再观察外在。宗方小太郎认为，清国虽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行着变革，但其本质就像是将老屋重新粉饰，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根本经不住“大风地震之灾”。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项认识上李鸿章与宗方小太郎有着共同语言，李鸿章时常自诩“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以此自嘲，可见李鸿章对国家的看法与宗方小太郎如出一辙。

究其根本，宗方小太郎觉得，大清国的腐败基因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明末。当时的中国百姓均已丧失了信仰，社会风气急转直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说在康乾盛世中，统治者尝试进行了短暂的改革，但这种趋势并没有持续多久。清政府将重点放在了“形而下之事”上，而忽略了人心。

当时清国的腐败呈全局性，宣统三年，仅内务府一年预算便多达一千万两，而咸丰朝内务府一年的预算仅有四十万两，足足翻了二十四倍。至于官员冒领公款、侵吞军饷、铺张浪费的情况在清国屡见不鲜，官员贪污的方式五花八门。

例如：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前往陆军学堂巡视期间，陆军学堂仅招待费便花了几千两银子。更可怕的是，清国军队参与走私的情况非常常见，当时号称跻身世界强军的北洋海军，也因为内部腐败在甲午一战中一败涂地。

宗方小太郎对此感慨道，在清代以前的中国是有精神支柱和信仰体系的。可惜的是，清朝以后的中国人，将这些立国之本当成了科举的材料、入仕的阶梯。读书人们每天兢兢业业地钻研这些东西，无非是为了谋个前途。当他们跻身仕途后，孔孟之道被通通抛诸脑后，是为“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

从中央到地方，奸佞当道，真正的清官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官场从上到下一片黑暗。“朝野滔滔，相习成风”，贪腐惰政的态度就像是传染病一样，迅速在清朝官场中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清政府想要实施仁政治国，也会由于地方无法上行下效而“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好的一本经硬是被这些歪嘴和尚念得一塌糊涂。一些真正有救国之志的高士，只能在郁郁不得志中隐居。后来，这些真正的爱国人士逐渐形成一股力量。

显然，这些人才是真正能拯救大清的栋梁之材，可惜当时的统治者根本看不到这一点。

在贪官横行的晚清时期，以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从客观角度减少甚至解决了该体系下原本难以根治的贪腐现象。这种结果的出现，正是晚清的吊诡之处。例如：清廷将海关税务全权委托给外国团队，这无疑是一种将主权拱手让人的做法。不过，这种做法也是有好处的，至少在外国团队的管理下，海关成为清政府下最廉正的机构。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觉得，由外国人来管理海关只是一种权宜的办法，是在叛乱（太平天国运动）后催生的畸形产物。不过，正是因为海关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井井有条，这一畸形产物的生命才得到了延续。在英国人李泰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这几年时间里，上海道台竭尽所能，使用种种手段诱李泰国“下水”。

例如：某次李泰国与上海道台在海关视察，当时有两艘商船同时驶入口岸。这时上海道台对李泰国说起了悄悄话，希望二人能将这两艘船的关税私吞，一人一半，结果自然是遭到了李泰国的严词拒绝。类似的情况发生了很多次，直到清正廉明的外国海关负责人成为上海道台的眼中钉肉中刺。中国官员对外国人全权负责海关税务的情况抱有深深的敌意，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宗方小太郎对大清国的理解非常透彻，并指出了当前清朝面临的问题：

“国家就像是人民的集合体，对于这个集合体来说，人民就像是‘分子’。如果‘分子’变得腐败，国家又怎会强大呢？中国的‘分子’集体腐败，致使国家的元气被消耗殆尽，这比清廷的错误政策还要严重。政策上的过错，通过出台新政尚可弥补，但国家元气的缺失，是很难得到补充的。”

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位日本谍情人员还引用了孟子的名句：“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官场的腐败，导致司法系统的瘫痪，清国的刑罚均可以被金钱操纵。蒙受冤屈的老百姓申诉无门，民怨的积压给清国带来了巨大的隐患。这就像一种无法扭转的恶性循环，最后让大清国从内烂到外，再无挽回的余地。

宗方小太郎的判断可谓鞭辟入里，一语中的。他对清国的未来发展做出如下推断：按照当下的局势来看，少则十年，多则三十年，清国势必会土崩瓦解，中国也会出现新的变化。就在宗方小太郎写完这份报告的十六年后，一场准备仓促的革命于武昌爆发，这场革命就像是导火索一样，在中国造成了链式反应，在瞬息之间毁灭了清帝国。

其实，当时的清政府还是有自救的可能的，当时的形势十万火急，统治者应该将“正纲纪”放在第一位，杜绝骄奢淫逸，疏通地方政治，消除民怨。出台惠民政策，休养民力。可惜，宗方小太郎看到的，却是因惯性而麻木的清政府，官员们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而是将精力全部放在即将到来的老佛爷的寿宴，以此“粉饰太平”。

很难想象，这些处处直插大清要害的分析竟是出自一位日本间谍。可以说，他对中国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日本当局制定“征清策”时，宗方小太郎的意见受到了日本当局的重视。之所以日本能在接下来的外交中抓住清政府的软肋，也是因为此人的分析为日本当局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个日本间谍，竟能对晚清时期的中国有如此透彻的认识，宗方小太郎的报告在今天读来仍令华夏儿女汗颜。

参考资料：

【《复命书》、《中国大势之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