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林罗”成佳话，为何彭总却没政委呢？原来这是种最优解

如果将我军的部队建制和国外军队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我们在军事主官之外另外设置了一个与其平级的政治主官，在连级和营级的部队当中为指导员和教导员，在团级及其以上的队伍当中该政治主官以“政委”为名。

政委即“政治委员”的简称。如果以职权而论，政委算得上是一支部队的二号首长，负责队伍里战士们平时的思想动态和军队内部的政治建设，如果军事主官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无法指挥部队的时候，政委也会短暂地肩负起部队军事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政治委员在一支部队当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政委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人民军队成立之后的根据地建设时期，由于当时我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旧军队中而来，虽然战斗力尚可但在军队纪律以及意志力上却达不到人民军队应有的水准。在建军初期我党虽然在各地领导了为数不少的反抗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但却大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其中虽然不乏军队缺乏经验和指挥官错判形势等原因，但军队的凝聚力存在问题也是一个难以被忽视的现象，一旦战斗遇到挫折，恐慌和消极的情绪就会在士兵当中蔓延，这种负面情绪一旦形成规模就会让整个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大大被削弱。这个时候如果军事主官出面来对士气进行整顿虽然能起到作用，但如果正赶上战斗态势的焦灼，指挥官则根本无法抽身出来应对，如此一来一场本该取得胜利的战斗就会因这些非战斗的因素而转为失败。

也正是吸取了这些教训，让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对于政治以及对军队思想建设极为看重。众所周知由于意识形态的接近，我党在制度上有不少参照了邻国苏联的模式，在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我军决定在军队内部设置类似于苏军“政治委员”的政治主官。在当时的苏联军队当中便有着政委这一职务，他们都是对于布尔什维克有着永恒信仰的战士，每当战争处于危急的时刻有人心生怯意想要逃走的时候，苏军政委便会站出来开枪击毙影响士气的逃兵从而使得士兵只能向着敌人的方向冲去，苏军政委的存在也大大提升了苏联军队的意志力和战斗力，让其成为了世界文明的“铁军”。

在毛主席等领导人的组织之下，我军在二十年代后期相继召开了决定军队命运的八七会议以及古田会议，在这些会议当中我们决定摒弃之前军队出现的一些旧军人习气，转而要打造官兵们严格的纪律性和顽强的战斗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采取了将支部建在连上的措施和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方针，而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在各战斗单位中设立一位政治主官以对思想纪律进行督促和约束。

看上去我们的军队这是照搬了苏联的政治委员模式，然而如果加以深入的思考，我们则会发现人民军队的政委和苏军部队的政委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苏联军队当中的政委更多是在战争时候起到一种铁面无私的“督战官”作用，面对逃兵会毫不犹豫地下手处决，而在平时他们并不会主动去为战士们筑牢思想安全，督战官的冷酷虽然大大遏制了逃兵的风气，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也加剧了普通士兵和政治主官之间的对立，严重者甚至可能引起战士们对于上级的不理解和仇恨。

而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我们军队当中的政治委员更多却是对战士们的情绪起一种疏导作用，在平时的时候政委会同战士们打成一片，在思想上对其进行教育和从生活上关心这些年轻的小伙子，遇到一些来自于落后农村的士兵，政委还会主动担负起扫盲的重任，教他们读书写字和进行政治教育，而当战士们明白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战斗”的时候，其战斗力和勇气自然会呈现明显的增长，而这一切都是在政治主官潜移默化当中完成的，可以说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放在世界军事上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除了在思想政治建设方面的作用，能成为一个部队的政治主官，其本身军事能力也势必要达到过硬的水准。战争年代受伤和死亡成为了难以避免的事情，即使是一支军队的高级指挥官也无法保证不会受到伤病的侵袭，由于军队实行军事主官负责制，一旦军事指挥官出现意外那么整个队伍就极其容易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而如果有政委这个二号首长的存在就可以保证在意外发生的时候有人可以顶上最高指挥官的位置，在有了“主心骨”之后军队的士气便不至于受到动摇，所以说政治委员可谓是为军事上到来“多核驱动”的模式。

在随后的岁月当中，政委制度也在我军当中展现出来了其重要的作用和不朽的生命力，而人民军队也涌现出来了一批能力和品质方面都拔尖的政工干部。历数四大野战军当中，名声最为响亮的“军政组合”自然要数二野的“刘邓”和四野的“林罗”。

二野的“刘邓”即司令刘伯承和政委小平同志，作为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刘伯承早在红军时期就被誉为“军事”，其无论是实战能力还是军事理论都是同辈军人当中的佼佼者，而小平同志则在青年时期就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在思想政治以及根据地的建设方面有着相当的心得，面对任何棘手的问题都能以一种游刃有余的方式去化解，连毛主席都曾对他有着“举重若轻”的赞誉。

而四野的军事指挥员林司令是一个军事上的天才人物，在用兵上往往能够不拘一格，以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去击溃敌人，作为他的搭档，四野的政委罗荣桓的为人则是细致而一丝不苟，每当林司令在重大问题上拍板决定之后，罗荣桓则会对其后的细小而琐碎的工作抓起来以保证不会出任何的纰漏。1955年全军授衔的时候，罗荣桓以常年作为政治主官的身份成为了十名开国元帅之一，可见他在政工工作方面的成绩得到了全军的认可。

不过纵观我军高级将领，我们却发现在这其中有一个“异类”，那就是鼎鼎有名的彭德怀元帅，在他的军旅生涯当中似乎无法找到一个固定的政工干部搭档，很多时候他似乎都是在“孤军奋战”。其实在彭德怀成为高级将领的初期，他也和其他军事主官一样，身边配有一位政工干部作为其工作上的好搭档，例如在红军时期滕代远就曾经作为彭德怀部队政委的身份出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彭德怀的身边却渐渐不再配置一名专职政委，当彭德怀成为一野司令员的时候，上级决定让他作为司令员兼任部队的政治委员，甚至当他带兵进入朝作战的时候其职务仍旧是“志愿军总司令兼任政治委员”。

我们之前提到过，在军队当中设置政治主官已然是一种常态，虽然理论上军政主管干部可以由一个人所兼任，但这往往是处在人员过渡的特殊时期，像彭德怀这样把军事主官兼任政治主官当作常态化的却是极为罕见。那么毛主席等党和军队高级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去给彭老总配置一名固定的政工搭档呢？

这样的做法肯定不是一种疏忽，而是在战争时期结合实际所能得出来的一种“最优解”。军政主官二人分开很大程度上的原因在于能够分工明确且相互监督，军事系统虽然有着“军令如山”的说法，但如果将其搞成了最高长官的“一言堂”显然有悖于我军的初衷和宗旨。但就彭总来说，无论是军事能力还是个人品质都称得上是拔尖。从军事水平来说，在反围剿时期彭德怀便以善打恶仗和硬仗而著称，为此毛主席甚至写下“唯我彭大将军”来对他带兵作战进行褒奖，而从政治和人格上来看，彭总的一生都在以党员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陈赓曾经回忆说在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候，彭德怀甚至都不去吃肉而只吃粗粮，在和下级战士们的相处上他也能做到赤诚相待，可以说组织对他的信任堪称是一种“无条件”的，即使让他身兼军政主官也是给予百分百的支持。

到了朝鲜战场当中，我军第一次和美国军队这种现代化的部队交手，但由于这时身处于异国作战，在军情的呈递和回复上不免有所迟滞，但是战场的形势则是瞬息万变的，这种情况便要依赖于指挥官的冷静和果敢。如果这个时候在彭德怀之外另设一个政委，虽然能够起到分担工作压力的作用，但一旦二人在用兵方面意见相左，势必影响部队运转，此时将矛盾上交的话很有可能出现贻误战机的情况，而如果是彭德怀本人一人兼任这两个职务，则会发挥最大的效率，在权衡各方面因素的情况下，上级最终还是让彭总一人肩负起两样工作。

一个人的精力始终是有限的，对于政工工作来说彭德怀在很多时候往往难以事必躬亲，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彭总的部队当中政治建设会出现“真空”的现象，在彭德怀之下部队专门为他配备了主抓日常思政工作的副政委，即使他因为军务缠身而无暇分身，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也不会有丝毫的放松。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彭德怀的部队也保持了多年这种一人身兼两职的“奇观”，这也是组织和人民对这样一个忠诚和优秀党员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