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大儿子邓朴方，北大跳楼致半身瘫痪，余生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当你出生在一个有着崇高社会地位的家庭，你是否会因为自己的出身华贵而得意忘形，到处显摆自己的家庭，甚至借着家庭的权势目无法纪，就像曾经“一炮而红”的“我爸是李刚”？

当你面对命运转折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坚守住内心的平静，去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化？

当你遭受到来自社会的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坚守住内心的那份善良，随着岁月的流逝，让这些不公平的待遇沉淀在历史的过往之中？

还是会就此在内心埋下仇恨的种子，痛恨这个社会，痛恨那些曾经对你恶劣的人，任凭内心的扭曲，逐渐扭曲了你的人格，成为报复社会的人？

有人不禁要说，我都没有经历过这些，我如何知道当有一天这些发生在我身上之后，我会是什么样子？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个真实的案例，他就是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在上面所说所有的假设情况全满足的情况下，他后来的人生又如何了呢？

抗战时期出生在伟人之家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开始向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继1943年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会战过后，在苏德战场上，苏军扭转局势，开始了反攻。

盟军在法国北部诺曼底成功登陆，288万盟军开进法国，成功将第二战场开辟在欧洲大陆，最终致使法西斯德意志帝国不得不向盟军投降，加快了全世界人民迎来和平的进程。

回到国内，这一年，是中国人民抗战的第7年，虽然太平洋战场出现了逆转，但此时中国战场仍旧处于相持阶段。豫湘桂战役战役中，因为国民党的战略失败，中国军队惨遭败局，国内的抗战形势依旧严峻。

虽然面临的严峻的形势、艰苦的条件，中国革命者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这一年，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的第二孩子邓朴方降生在了太行山。

因为邓朴方看上去脸蛋圆圆的，邓小平夫妇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做“胖胖”，这个名字一直被叫到了他快2岁的时候。

1945年10月，平汉战役就要打响，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涉县赤岸村共同研究抵御国民党军队进犯的策略。

说起刘邓这对老搭档，他们从1938年1月就开始共事了，他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彼此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他们一起并肩作战了13年，之间有着非常好的默契，在我们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对于他们两人的革命友谊，邓小平后来还表述过，无论在他心里还是在刘伯承的心里，他们都觉得难以和对方分开。在与刘伯承搭档的时间里，就算是面对残酷的战争，但邓小平的心里是愉快的。

彼时，刘伯承的长子已经7岁，因为出生在太行山，所以全名就叫刘太行。而年幼的胖胖却还没有正式的名字。

邓小平夫人卓琳对邓小平说：“咱们胖胖都2岁了，也不能就这么一直叫胖胖啊，该给他取得正式的名字了”。

邓小平觉得卓琳说得很有道理，笑着点了点头。

正好看到了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邓小平对卓琳说：“咱们胖胖也是出生在太行，那就叫邓太行吧”。

卓琳听了噗嗤一声笑了，对邓小平说：“这哪行啊，不能都叫太行啊。”

听了邓小平夫妇的对话，原本在一旁凳子上坐着喝水的刘伯承，差点就把喝进去的水笑地喷出来了。

见刘伯承笑了，邓小平似乎一下有了办法，他对着刘伯承说：“刘司令，你儿子的名字占了我们家胖胖的名字，那不行，你得帮我们胖胖起个名字”。

刘伯承听了马上摇手笑着说：“这是属于政委的工作，不在司令职责范围之内”。

邓小平接着说：“刘邓密不可分嘛，既然密不可分，你就取一个吧。”

刘伯承笑着答应了：“那好，胖胖，你过来，我想想给你取个什么名字。”

思考了片刻，刘伯承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四个字：朴实方正。

刘伯承笑着看向邓小平夫妇，说：“我看咱们胖胖长得朴实方正，那我们就叫朴方，如何？”

邓小平夫妇听了很高兴，说道：“很好啊，我们胖胖就叫朴方了”。

此次，邓小平的儿子就有了正式的名字——邓朴方。

北大校园跳楼明志

1962年，邓朴方成为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的一名学生。

这个院系在北京大学是比较新兴的一门专业。

1955年，随着党中央尽快建立中国核工业体系、尽快研制出核武器的决策，国务院决定在北京大学建立这方面学术人才培养的单位。

1955年9月20日开学，1956年9月30日北大不负国家期望，自主培养的第一届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学生从这里毕业。

1960年，该系名称从原子能系变更为技术物理系，1963年起有了从大学一年级起培养的毕业生。

邓朴方就读于中国最高学府的新兴专业，本来等他学成毕业之后，可能将成为中国原子核方面的学术专家，为中国的核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却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1966年5月，邓小平又一次遭受到了人生中的挫折，并且这次的挫折，比以往来得更加猛烈。

这一场挫折，甚至还波及到了邓小平的家人。

1968年，这时候的邓朴方为北大物理系的学生，这一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永久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随着1966年开始的那段特殊事情，那些捣乱分子愈发地过分。

他们把邓朴方关在了楼上的教室里，要让邓朴方“大义灭亲”，“揭发”自己的父亲邓小平、母亲卓琳。

别人不知道邓小平夫妇是什么人，邓朴方还不清楚吗？对于这样极度过分、无理的要求，邓朴方毅然地拒绝了。

这些人随后做出了更加过分的事情，他们把自己想象成正义的使者，邓朴方不说，他们就殴打邓朴方，一阵殴打后，又接着逼邓朴方“交代”。

面对造反派这样的虐待和凌辱，邓朴方实在没有办法了，他一下子从教室的窗子上跳了下去。

跳楼之后，邓朴方重伤不起，随后被送往医院抢救。

这时候，邓小平夫妇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因为邓朴方是邓小平的儿子，医院开始出于各种原因，没有给邓朴方进行及时的治疗，随着时间的一点点过去，邓朴方的情况越来越糟。

之后，邓朴方被批准转院到了北医三院，医生对他进行检查后发现因为邓朴方从楼上跳下，导致脊骨断裂，胸骨多处骨折。并且随着伤情的不断加重，这时候邓朴方发着高烧，并且进入了昏迷状态。

邓朴方在医院里面昏迷了3天，医生只是采取了最基本的医疗措施保住了邓朴方的性命，却没有针对脊骨断裂的情况进行及时的手术。随后，邓朴方先是失去脚趾的知觉，之后是小腿，很快发展成为他失去了腰部以下部位的知觉，丧失了控制大小便的功能。

在北医三院，邓朴方生命体征刚刚平稳，医院便像是驱赶瘟神一样，给他办理了转院的手续，邓朴方被转到了北京大学校医院。

和北医三院一样，校医院对于他的脊骨上的伤完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对他进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基础治疗。

转到北大校医院之后，唯一稍好的情况就是妹妹邓榕和邓楠来到医院轮流照顾他，而之前在北医三院，邓朴方只是一个人在承受这些。

1969年的夏天，邓小平夫妇的隔离审查告一段落，邓榕被批准能够去看望父母。

一见到父母，邓榕哭得撕心裂肺。邓小平和卓琳完全不知道邓朴方遭遇的情况，开始以为是邓榕这段时间因为受牵连而受到了很大的委屈或者太过担心他们。

直到邓榕用尽全力平复了一点自己的情绪，她对自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哥哥……哥哥瘫痪了”。

邓小平夫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邓榕把事情的全部过程告诉了邓小平夫妇。

听完后，卓琳一直伤心地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也陷入了极度的沉痛之中，一直保持着缄默，但是手里的烟却从未间断过。

这段特殊的时期还没有过去，1969年邓小平夫妇和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被迫离开了北京，被送到了江西。

就算是邓朴方已经这个样子了，刚开始也没能跟着邓小平夫妇去江西，直到1971年6月，邓朴方才终于获准来到了邓小平夫妇的身边。

那里的条件十分的艰苦，但是终于能够和自己的父母待在一起。他们就在工厂里找了一些不要的材料，给邓朴方做了一个架子。

这个简易的架子给邓朴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让邓朴方能够用双手用力地拉住架子上的两个环，靠手臂的力量让自己坐起来。

因为失去了对下半身的控制，邓朴方只能在坐着和躺着两个姿势之间吃力地切换着，长期卧床可能会导致褥疮。为了避免这个情况的出现，邓小平夫妇、夏伯根、邓榕轮流给邓朴方每两小时翻一次身。

邓小平强忍内心的痛苦，夏伯根帮助烧水、卓琳帮忙端水，邓小平则用毛巾一遍遍帮助邓朴方清洁身体。邓小平在照顾邓朴方上面，做得非常的细致，不断地重复又重复。邓朴方看着父亲白天要去厂里劳动，空闲时间还要照顾他，顿时内心一阵酸楚。

为残疾人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邓朴方从北大校园楼上的那一跳，自此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

出于各种原因，他的伤势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导致他的身体产生了永久的残疾。

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接受，不管时间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幸福、是愉悦、是痛苦、是磨难……

有的人在经历了痛苦和磨难之后，没有一颗极其强大的内心作为支撑，最终选择了解脱。有的即使没有走到那一步，但是内心的那一份善良终究彻底的失守。

而邓朴方就是一个拥有者极其强大内心的人，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没有去追究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特殊的时期，为什么那些人会那么恶毒地对待他。

他更像是一个斗士，面对命运的不公，却怎么也不肯低头认输，反而激发出不屈的斗志，硬是要活出另一个自己，和不公的命运战斗到最后一刻。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句话来形容邓朴方是贴切的。

邓朴方从自我否定到不在“妄自菲薄”。

来到江西以后，邓朴方看到年迈的父亲白天要到厂里劳动，一天的辛苦劳动之后，回来还要照顾自己。

从他出生之后，邓小平一路走来的遭遇和艰辛，邓朴方历历在目。原本从北大物理系毕业之后，在核能方面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也算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而中途发生的事，让这样的愿景不再。

在一段时期内，邓朴方内心是愧疚和迷茫的，现在失去了双腿，别说行动自如，就连基本的生活也需要家人的照顾，邓朴方不禁在内心叩问自己：我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除了增加家里的负担，我还能干什么？”

这样的低谷期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邓朴方接受了现实，强大的内心支撑着他。

和其他的残疾人一样，邓朴方同样也遭受着来自社会的歧视，日常的生活中存在着对于残疾人来说诸多不便的地方。尽管有时候邓朴方见到有人对残疾人投来异样的眼光，他会向前劝说。

邓朴方认为，社会不应该因为残疾人的身体残缺而歧视他们，他们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得到平等的尊重。

邓朴方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坐在轮椅上的他非常的不便，他会向医院提出建议，是否可以改造或者设置一些设施来方便残疾人。

但邓朴方发现，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社会的看法，去提出建议，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是否可以建立一个机构，让和自己有一样想法的人参加进来，形成合力，共同的去尝试进行一些改变？邓朴方心里想。

后来，邓朴方找到了和自己有一样想法的人。

正好当时政府也有进一步加强残疾人关爱、帮助机构的构想和计划。邓朴方不顾自身行动不便，几次来到了卫生部、民政部、政府办，和他们探讨建立机构的步骤、手续，实施的可能性，工作的方向。

付出终于得到了汇报，83年3月，中国康复中心的筹备工作组建立起来了，邓朴方就是筹备工作组的成员之一。

邓朴方自己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康复，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在邓朴方心里，他绝不希望类似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在建立康复中心的时候，邓朴方提出很多非常具有实质性的建议，并且事无巨细，每个细节，邓朴方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和周到。他不希望建立的康复中心只是一个挂牌的机构，他希望这个机构能够真正的对残疾人给予帮助。

除了机构之外，邓朴方知道，发展残疾人关爱事业，还需要有资金作为支撑。在他和其他人的努力下，1984年3月残疾人福利基金成立会了。

只要是关于残疾人工作的，邓朴方都会想发设法、竭尽全力的去推动，在他心里，他把帮助残疾人当做了自己的事业。

1988年，是我国关爱残疾人事业上面一个重要的时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进行了改革，成立了国残疾人联合会，将代表、服务和管理的职能融合到了一起。

1988年3月11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朴方被选为中国残联第一届主席团主席、执行理事会长。之后更是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孜孜不倦。

有了对残疾人的帮助关爱还不够，邓朴方还想让大家看到残疾人的坚强与不屈，于是邓朴方积极推动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在他看来，残疾人参加体育运动，是用身体和意志证明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是用毅力和精神展现残疾人的人格尊严以及向生命发起调整的志气。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邓朴方和残联的同事们一致致力于中国的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果。

2003年12月2日，第58界联合国大会上，亨特主席宣布授予邓朴方“联合国人权奖”，这种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样的荣誉。可见邓朴方在残疾人事业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参考资料：
[1]人民网《刘邓之间亲密无间，难以分开》
[2]邓小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