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在农村插队九年准备做上门女婿之时，他却招工回城了

高玉秋师傅是个闲不住的人，退休后干过泥瓦工，种过菜，拆过几十米高的烟筒，也砌筑过特种锅炉，他退休前在单位就是八级瓦工，高师傅的瓦匠手艺真的可圈可点，左邻右舍都知道高师傅的手艺，吃过高师傅种的菜，大家也都得到过高师傅的无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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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就认识了高师傅，也知道他下过乡插过队，我早就有过采访高师傅的想法，只是高师傅一再推脱，他说：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好采写的，虽然下过乡插过队，可我在农村也没干出什么名堂来，真的没必要采写我。更何况我没有多少文化，硬把我混入知青队伍，我倒觉得有一种滥竽充数的嫌疑。在我的一再要求下，高师傅才给我讲述了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下乡插队的那段生活往事。
高玉秋祖籍是山东胶州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山东局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庄稼欠收，粮食出现了短缺。为了躲避灾荒，当时只有六七岁的高玉秋跟随父母，来到了地广人稀的大东北——辽宁省境内投奔亲属。在辽宁种地为生呆了不到四年，高玉秋的父亲听说吉林省境内的土地肥沃，老百姓的生活更好，他就打点行李，带上全家前往吉林省通化，那里有山东老乡。就是因为那次迁徙，高玉秋读了不到四年书就中断了学业，也是因为那次迁徙，高玉秋和父母走散了。
1962年初冬，还不到十二岁的高玉秋只身一人来到了吉林省延吉市，靠乞讨为生。眼看着天气冷了，无处安身的高玉秋在好心人的指点下，来到了延吉市收容遣送站，向收容站求助。就这样，高玉秋以山东盲流的身份住进了收容站。
很快，工作人员就收到了高玉秋老家相关部门的回复，说他家几年前已举家迁往东北，老家已经没有亲人了。后又几经周折，也没联系到高玉秋的父母，主要原因是高玉秋提供的住址信息不详。就这样，高玉秋在收容站一呆就是两年，他在收容站并不吃闲饭，帮着食堂挑水劈柴，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只是始终联系不上他的父母。收容站的工作人员把高玉秋的情况汇报给了政府多个部门，相关工作人员指示收容站，尽快联系高玉秋的亲人，尽快将他遣送回原籍。
高玉秋也明白收容站不是久留之地，他想自食其力，到外面找个事情做。在好心人的指点下，高玉秋找到了一个帮人家脱大坯的活计，只管饭，没有工资。雇主说到时可根据高玉秋的表现，兴许一个月能给一两块钱的零花钱。
脱大坯的活很累，早晨天亮开始干活，晚上黑天收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那真的是太累了。干了一个月，雇主一分零花钱也没给，又许诺下个月再说。高玉秋向雇主提出了午饭由六两米饭增加到八两，早晚饭不用增加，雇主虽然答应了，但也是不太痛快。
两个月后，在脱坯现场，一位买主去买土坯，他和高玉秋攀谈起来，原来那人也姓高。遇到了本家，高玉秋很高兴，就像见到了亲人。那位高姓人士看高玉秋干活很卖力，也很机灵，就提出了招他为徒的想法，他想让高玉秋跟他学瓦匠，也是只管吃管住管衣服穿，不给工钱，三年出徒就可以挣钱了。就这样，高玉秋拜师学徒，开启了自食其力的人生之路。
高玉秋的师傅收高玉秋为徒后，他把高玉秋的情况反映给了街道办事处，也算做了报备。收容站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关心着高玉秋的情况，并答应有高玉秋父母的消息，会立即通知他。
跟着师傅学了两年的泥瓦工，高玉秋已经基本掌握了泥瓦工的知识和技巧，砌墙抹灰高玉秋都能熟练操作，搭抗、砌菜窖、盖简单的房子，高玉秋基本能独立完成。
1968年春天，高玉秋帮他师傅的朋友去搭火炕，高玉秋师傅的朋友姓李，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他知道高玉秋的情况。李主任就对高玉秋说：“小高，你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没有户口就是盲流，以后成家都难。你的情况街道和派出所都知道，本来要遣送原籍的，可又找不到你的父母和亲人，要不这样吧，我跟知青办和派出所协调一下，你随着知青去下乡插队，看能不能先在农村落下户口，等有机会再迁回城里来。”
在那位街道办事处主任和收容遣送站还有公安机关和知青办的协调下，经过政府领导（好像是什么军管会）签字批准，不满十八岁的高玉秋从一个社会盲流成了下乡插队的知青。
虽然时隔半个世纪，高玉秋还是清楚地记得，他是1968年7月21日以社会青年的名义到图们县长安公社长上大队第八生产小队插队落户的。他们一起在长上大队第八生产小队插队的知青共八人，六名男生两名女生，他们八人算作一个知青集体户，八队的蒋队长临时把他们安排在牛棚前院那三间土坯房子里居住，六名男生住一间房子，两名女生住一间房子，另一间房子做厨房。
安排好了知青们的住处，蒋队长为知青们购置了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为知青们领回了口粮，并安排一名女社员临时帮教知青们学习做饭。知青们推选高玉秋担任知青集体户户长，蒋队长毛遂自荐担任了集体户的副户长，主要负责知青们的劳动生产指导和解决知青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据高玉秋师傅回忆，知青们下乡的第一年，上级好像为知青们下拨了安家费，包括一年的口粮和吃住等相关费用，每个知青650元，但这些钱并不是一次性发放，现金也到不了知青们手中，都是由公社知青办按月发放到大队，大队再发放到生产队，生产队长根据知青们的实际需要支配这些钱。高师傅说这样倒好，要是一次性把安家费都发放到知青手中，恐怕知青们不到半年就能把全年的生活费全部花光。这些钱不光是吃喝的生活费，还包括建房款。
东北的七月还不是那么炎热，五彩斑斓的原野上草木茂盛，田间的庄稼绿油油的，长势很好，生长旺盛的玉米已经超过了膝盖，那一片片黄豆和土豆，就像一块块绿色的地毯，格外好看。
知青们休息了一天，就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了。参加劳动的第一天是在大田给玉米锄草，高玉秋之前虽然拿过瓦刀也干过重体力活（和泥脱坯），可他拿锄头还是第一次。蒋队长虽然多次做示范，可高玉秋还是没掌握要领，锄头在他手里就是不听使唤，尽管高玉秋小心翼翼，还是把一棵好端端的玉米苗给报销了。高玉秋左右看了一下，见没人注意，他赶紧用锄头挖了一个坑，把铲断的那棵玉米苗埋在坑里，用脚踩实。后来又铲断了一棵玉米苗，高玉秋又用同样的方法挖坑埋上了倒在地上的玉米苗。
原本以为万事大吉了，谁也没看到他铲断了两棵玉米苗，可到了中午收工的时候，蒋队长拽着高玉秋来到埋玉米苗的地方（那里能明显看出缺了一棵苗）对他说：“小高，做人要诚实，要敢于面对自己犯的错误，这样做可不行，以后要改正。”那一刻，高玉秋的脸红得像下蛋的母鸡，蒋队长的话让他切切实实受到了教育。在蒋队长的耐心指教下，高玉秋慢慢学会了铲地（锄地），他成了知青集体户中铲地（锄地）的能手，他铲地是又快又好，再也没有铲断过禾苗。
因为铲断玉米苗弄虚作假的事件，蒋队长对高玉秋有了最深刻的印象，虽然对高玉秋的第一印象不是太好，蒋队长却慢慢发现高玉秋是个好青年，干啥像啥，也有一把子力气，他还乐于助人，经常帮助社员家挑水，知青集体户的挑水劈柴问题，也是他一个人承包，知青们和乡亲们都很喜欢高玉秋。
第二年开春，蒋队长找到高玉秋说：“小高，你带领大家把村南那片荒地开垦出来吧，你们知青集体户种点菜种点黄豆玉米啥的，也能改善一下你们的生活条件。但这事不能大张旗鼓，上级知道了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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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发话了，高玉秋就带领全体知青起早贪晚，在不影响队里生产的前提下，苦干一个月，那片荒坡地变成了知青集体户的自留地。知青们种了蔬菜，种了黄豆，还种了玉米和土豆。看蔬菜和庄稼长势很好，他们几名知青又凑了几块钱，高玉秋跟着蒋队长去长安大集买回了一头小猪崽，还买了几只半大的小鸡，知青集体户有了家的感觉。
那年秋后，高玉秋背着二十斤黄豆和二十斤玉米碴子，步行七十里路回到了延吉，看望了他本家的师傅和街道主任，一家送了十斤黄豆和十斤玉米碴子表示感谢。
因为高玉秋能干又实在，长相也好看，他们生产队的一个姑娘看上了他，主动和他说话，还帮他洗过衣裳。高玉秋当时没有成家的心思，他总想着有一天要去寻找他父母，要离开长上大队。他就委婉地对那个姑娘说：“谢谢你这么抬举我，这么高看我，我家是地主，我配不上你。”
填写插队档案时，家庭出身一栏，高玉秋真地填写了地主。当时街道的李主任建议他不要填写地主，让他写中农或贫下中农，高玉秋却说：“我爷爷确实是大地主，我不能弄虚作假，我要实事求是。”因为家庭成分，高玉秋吃了不少苦头。
1971年铁路段招工，长上大队得到了两个招工名额，大队书记和社员群众都推荐了高玉秋，结果高玉秋就是因为是地主成分，没能通过政审。人人羡慕的铁路工人，就这样与他失之交臂了。第二年石岘造纸厂招工，高玉秋又是因为家庭成分没能如愿，眼看着其他生产队的两名知青成了石岘造纸厂的正式工人，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到了造纸厂，高玉秋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失落和无奈。
接连遭受两次打击，高玉秋并没有太在意，还是和以前一样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热心帮助乡亲们。那年高玉秋回延吉看望他师傅和李主任，李主任说他：“小高，当初不听我的意见，现在后悔了吧？”“那有啥后悔的，我爷爷就是大地主嘛，不能当工人就在农村种地吧，反正我有户口了，不是盲流了。再说了，还是我干得不好，我要是干得好，在哪都能干出名堂来。”高玉秋一脸乐观，他的朴实和诚实令人感叹。
到了后来，延吉市煤矿招工，下乡插队的知青优先，没有政审这一说，蒋队长劝说高玉秋先去煤矿当工人，以后有机会再去别的地方工作。高玉秋说他宁愿在农村种地，也不愿去煤矿挖煤，他怕黑。
就这样，高玉秋在长安公社长上大队一呆就是九年。到了1977夏天，在长上八队插队落户的延吉知青就高玉秋一个人了。蒋队长看高玉秋早就过了成家结婚的年龄，就劝他说：“玉秋，你家的情况我知道，你父母不在身边，我就是你的家长，你都这个年龄了，我不能看着你打光棍。这样吧，咱队孙长发家没有男孩，他家就两个闺女，都长得挺漂亮，你看看，他家这俩闺女随你挑，你看中哪个算哪个。这事我提前给他家透过话了，你做他家的儿子也行女婿也行，结婚就住到他家去，人家不会亏待你。别管上门女婿不女婿，这样总比打光棍好。你成家了，我心里也就踏实了。”
听了老队长的话，高玉秋流泪了，他哽咽着对蒋队长说：“叔（高玉秋第一次改口叫蒋队长叔），我听你的。”
其实，一年前就有老乡跟高玉秋说过孙长发家的闺女，说长发想招高玉秋做上门女婿。高玉秋则笑着说：“我娘说过，宁可打光棍，也不做上门女婿，上门女婿吃的是软饭，永远挺不起脊梁骨。”
这次高玉秋却突然答应去做长发家的上门女婿，他是不想让老队长总为自己的事情操心，他心疼老队长。
就在蒋队长准备为高玉秋张罗婚事的时候，长上大队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指明道姓让高玉秋去延吉市园艺农场当工人。高玉秋却为难地问蒋队长：“叔，你说我是留下来做人家的上门女婿还是去当工人？这个时候我要是走了，怕人家骂我。”“玉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走吧，回延吉当工人就能吃国库粮，我不能让你在这遭一辈子罪。长发家那边你不用管，我去说，他爱打爱骂随他，我䞍着。”
高玉秋离开长上大队的头一天，蒋队长让他媳妇为高玉秋包了饺子煮了鸡蛋，还把自己脚上那双刚穿了两天的新布鞋脱给了高玉秋。第二天一早，高玉秋一步三回头，含泪离开了他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的长上大队，离开了待他恩重如山的老队长和乡亲们。
到了延吉才知道，是他师傅和李主任替他联系的招工单位，他师傅极力推荐他到园艺农场基建队做了一名泥瓦工。
在园艺农场工作一年，手里有了钱，高玉秋回了老家一趟，他一直在牵挂着他的父母。到了老家才知道，他的父亲四十二岁那年就在东北去世了。具体情况乡亲们都不清楚，因为高玉秋的父母当年也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赌气离开的老家，他们也就和老家断了联系，当年的自然灾害，只是高玉秋父母离家出走的一个借口。
回到延吉，在他师傅和工友们的帮助下，高玉秋和本单位的一名女工结为了夫妻，到了而立之年的高玉秋总算有了一个幸福又温暖的家，有了一个知冷知热又疼爱他的好女人。
几年后，高玉秋调到延吉市住宅公司工作，一直到退休。退休后也没闲着，经常被其他单位请过去干一些高难度的工作。
目前，退休后的高玉秋夫妇生活得很快乐，他的女儿定居在国外，外孙女非常乖巧，女儿一家生活得很幸福。高玉秋师傅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喜欢打麻将，年年都在郊外开垦荒地种菜，他干瓦匠是一把好手，种菜也是一把好手。高玉秋师傅种了很多菜，吃不完还能变成钱，也时常送给左邻右舍吃。有人问高师傅：“老高，你两口子退休金花不完的花，还有女儿补贴你们，你干吗还要吃苦受累去种菜？”
高玉秋师傅是个很幽默的人，对于亲朋和邻里的质问，他总是笑着说：“你说得没错，我家的钱是够花，可光有钱不行啊，钱虽然能买来生活必须品，可买不快乐也买不来健康。更买不到纯绿色的有机蔬菜啊。我喜欢种菜，我种菜能锻炼身体，我的身体就能健康，我还能吃到金钱买不来的有机蔬菜，你们说的吃苦受累我不但没感觉到苦累，反倒觉得很高兴很快乐。”
前两天看到了高玉秋师傅，年近七旬的他身体很健康，扛着一袋子鲜玉米轻松自如，一点都看不出吃力。高师傅对我说：”等收完了地里的庄稼，刨完土豆，我想再回长上去看看，去给老队长烧几张纸。昨天还梦到了老队长，他说我有大半年没去看他了。可不是，从清明到现在，都快六个多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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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退休到现在，高师傅年年都去长上村看望乡亲们，他说那里就像他的故乡，乡亲们都是他的亲人。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高玉秋师傅口述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