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黑龙江兵团知青被杀第一案

亲历黑龙江兵团知青命案
作者：王英琦

1969年底，我所在的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38团22连发生一起命案，一名上海知青被杀，这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后知青被杀第一案。此时正值上山下乡高潮中，发生如此惨案，自然惊动兵团和省里直至北京相关部门。此事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也过了花甲之年，但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很难忘却。

雪地上惊现赤裸尸体

1969年12月1日早六时多，天还未大亮，22连干部战士分班排在一块空地投弹训练，当时中国与苏联交恶，基层连队都配备了武器弹药，按正规部队要求进行射击、跑步和投弹等训练。偏巧一名战士投偏了方向，一战士去捡时却发现，在模拟弹处发现草绿色棉衣裤，细看上面竟有血迹便惊叫起来。

连长陈世钧赶过来，马上意识到出大事了，急忙命令全连集合，清点人数后发现独独少了连部通信员詹宏开。陈连长随后下令各排分头去找。几分钟后，有人大喊，找到啦！我顺着喊声跑过去，但见詹宏开赤裸着双臂弯曲着，一条腿蜷缩着，另一条腿则直挺挺的，只剩一裤头，雪地上的血呈暗红色，其状令人惨不忍睹。

知青们哪见过如此惨状，不少人号啕大哭，多数女知青不敢靠前。詹宏开是上海人，长相斯文，来连队不过半年时间，和谁都谈不上深交。不过他刚来就第一个被调进连部当通信员，平日不用参加生产劳动，也颇令人羡慕。对于他的死，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说会不会被狼咬了，有人说一定是“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干的，我随口说是苏修特务过来了吧。这种场合，任何人说的话后来都反映到专案组那里了。陈连长命令保护现场，又下令从今天起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连队。

到开饭时间，大家到食堂打饭少了平日里的说说笑笑，我只要了一个馒头一碗菜，便和往常一样去卫生所，因那里暖和，有几个人以往都喜欢聚到卫生所。我面对饭菜实难下咽，不一会儿，和我住同一宿舍的陈世增来了，他狼吞虎咽吃了两个馒头一碗菜，然后让苏医生为他包扎了右手伤口，本也常来卫生所的同一宿舍的郭洪那天却没有到场。

细节成了破案的关键

专案组当日进驻连队，在全连大会上，专案组要求“地富反坏右”老老实实交代昨天晚上的行踪，要求大家检举揭发一切可疑人可疑事，要站稳革命立场。最初两天停产开会，第三天恢复劳动，晚上则以班排为单位开会。有一天我后半夜睡得正酣时，被叫到连部，专案人员先送一支烟给我，然后问“你为什么说是苏修特务干的”，我讲前些天听传达文件说有特务过来了'又说死者詹宏开是连部通信员，知道连里和团里很多军事秘密。那位讲狼咬的知青就不那么幸运了，被弄到其他连队关押讯问，因不服遭到打骂，他远在城里的父亲得知后，一气之下病亡。

经过尸检，办案人员认为，行凶者使用的作案工具是木工用的凿子，詹身上有十几处凿伤，根据伤口的形状推断，凶手手掌根部应该有伤。几十名知青，只有陈世增在“12.1”那天在卫生所包扎了手伤，于是专案组请来团部照相馆的李某，当让陈抬起右臂伸开手掌时，陈脸色顿时煞白，手抖个不停，专案组当即决定将陈异地关押审讯。听到陈世增作为杀人嫌疑犯被带走的消息，我大感震惊。陈和我在连队中关系很要好，都是哈尔滨第六十中学的，他是68届的，平时寡言少语，从不大声讲话，长得文静像个女孩，还当上了副班长。陈不抽烟很少喝酒，每月32元工资寄给家中20元，余下去掉伙食费，只剩4元，这样的人怎敢杀人？让人难以置信。陈被带走第三天，哈尔滨知青郭洪也被带走。随后，专案人员打开陈郭二人装衣物的箱子，拿走了陈的衣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血衣。

一天，全连集合说是要扫雪，范围只集中在小路边的一间无人居住的破败草房附近，连长要求认真清扫。只扫了一会儿，就有人发现了一把木工用的凿子，一看上面还有血迹。

紧接着，排长又带着我和另一名姜姓知青来到穆棱河。河中间还未封冻，河边也只是薄冰，排长命令我们穿上水衩(捕鱼时用的防水裤)，说是下水找一木棒。我们在河里只划拉几分钟，人就冻得不行。排长道：找个鬼，木头棍子还不早顺水走了，来年春天时，有人在河边发现那个木棒交到连部，此时专案组已撤走多时了，说到穆棱河，还应交代一个背景，我1968年下乡就分到打鱼班，这年5月初就去离连队很远的打鱼点，因河里鱼少，班长带队去云山水库，我一人独守打鱼点，10月才回连队。

陈郭被抓后余波未消

紧接着的日子里，知青们白天刨冻土修排水沟，每天要验收工作量，大家都很卖力气，累得要死。吃完晚饭还要参加批判会。因陈郭被抓，哈尔滨知青就成了批判对象，那时我们常说的“哥们”、“够意思”以及“服不服”都成了批判的内容。有一次批判会上点了一名姓高的哈市知青，这名知青当时就站起来大声讲，我父亲是抗日老革命我母亲是参加了解放战争的，我是革命的后代怎么会去做对不起革命前辈的事？被批判后，他郁郁寡欢，以后调去别的连队后又返城，几乎不和其他知青联络，最后不到五十岁就死于癌症。每次听着那些激烈的批判话语，我都心惊肉跳，直至后背都流汗了，这可是冬天呀。可没想到，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

陈世增和郭洪被带走后，专案组仍未停止调查案情，这一次他们又将重点怀疑对象放在了我的身上。我后来才知道，对我的怀疑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陈与我关系很好，他常会要去我写的所谓的诗去读(其实都是革命式的顺口溜)。陈的同学好友姜某某被调走后，他急需新的伙伴。我是1968年主动要求下乡的，没有同学同行，也有结交的心理要求。二是我与陈郭二人紧挨着睡觉，我们睡的大通炕(以火取暖的土炕)可睡十几人，我紧靠头上，陈郭依次在我身边，属于近邻。三是北大荒的12月早已是没有蚊虫的季节了，可我却支了蚊帐，反常得很。

那几日的后半夜，我总被人从梦中喊起去专案组，主要问两个问题。一是陈郭二人去作案，你睡在他们身边为何没有察觉。我讲我睡觉比较死，并讲了9月发生的一件事。那些天要排练国庆二十周年的文艺节目，我从打鱼点回来几天。我在马号(养马人睡的地方)老王那午睡，喊我去排练节目的人知我睡得死，就用毛笔在我脸上画了两下，我一侧身又睡过去了。

他们又用绳拴在我脚上，另一头系在马号门上，使劲一拉，我便从炕上摔到了地下。这才醒，便径--直去大礼堂了。发现凡是见到我的人都笑得不行，我不明就里。有一老职工说，你是钻了灶炕咋的，脸像包公似的。我忙用手去摸脸，手顿时变黑了。抹黑事件的“操刀手”都可证明，陈郭二人半夜去作案我不知晓，也就解释得通了。专案组的人还要去我给陈世增看过的诗，我因家境贫寒主动要求下乡，挣32元工资已很满足了，写的所谓的诗大都是歌功颂德的，找不出教唆别人做“反革命”勾当的字眼。

二是我冬天为什么用蚊帐的问题，对此我也讲了理由，知青宿舍两边都是大通炕，中间是一堵取暖用的火墙，火墙是靠炉子烧煤产生热量的，可这火炉恰在我睡觉的顶头部位，烧火炉的老董头每晚要鼓捣火炉几次，每次都是灰尘四起，我怕弄脏被子要自己洗也怕吃灰尘，就挂上蚊帐遮挡一下。

以后得知，那些日子，我每天晚上都是有“护卫”的，专案组安排人专听我晚上说的梦话，以作分析之用。我被怀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陈世增作案时是穿了我的皮靴(父亲特意为我做的平时舍不得穿)，还戴了我的棉帽的。以后，这两样东西都被专案组借去了，说是借去却不归还，而是成了4师师部阶级斗争教育展览的展品。

所幸的是，专案组还是讲究证据的，我这个‘被怀疑对象'很快又恢复了清白。

杀人动机十分荒谬

案件发生半年后，新调来的连领导让我做统计员。大约两年后，“12.1”案件复核组进驻连队，我也因此有机会看到案件卷宗，尽管之前也知道一些情况，可卷宗毕竟是官方正式结论。

1968年我们到连队不久，4师工程队就紧邻我们连队驻扎了，他们要在穆棱河上建造一座水闸门。工程队有一广播站，广播员是一郝姓姑娘，人长得不算漂亮但也端正，嗓音甜润，年龄好像大我们一些。郭洪喜欢上她了,郭洪人长得魁梧英俊，讲义气也是孝子，会打一手好拳，那个姑娘勾得郭洪总往广播站跑。那时谈恋爱是大忌，工程队领导就告知我们连长陈世均，陈在全连大会上几次不点名批评郭洪，语言尖锐刻薄，这让郭怀恨在心。工程队领导也劝郝姑娘，不要再和郭交往，这更让郭恨上加恨。

此时，郭洪不知何故脱离了哈六十二中同学的圈子，和陈世增交好，并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陈只有小学毕业，思想单纯，他也对陈连长不满，原因很简单，1969年春，兵团为筹建6师，从各师团调人，陈世增同学好友小姜被调去6师。郭把仇恨讲给陈听，引起共鸣，郭讲让哈市一朋友寄点氰化钾，要给陈连长下毒。毒药寄来已是1969年初冬，郭策划让陈晚上去连部，借填写全班考勤名义，把毒药投入烧水壶中。陈连长和詹宏开住连部里屋，外面是办公的地方，里外屋被一堵火墙隔着，火炉就在门旁。

陈见水开了，就拿出毒药要投，正巧詹宏开推门出来，陈大惊失色赶紧收回手。詹当年才17岁，哪想到陈要投毒，和陈打了招呼就拎壶进屋了，厄运就这般落到詹宏开身上。

陈世增没有投成毒，又被詹宏开无意撞见，回去将情况告诉了郭洪。听罢陈述说，郭洪认为詹宏开一定发现投毒了，于是，他们商议要弄死詹。詹经常去团部办事，郭陈曾在半路设伏，都因非詹—人而作罢，当时拿的就是后来在河边被发现的那根木棒。11月下旬，陈得知30日晚11时至12时是詹值班巡逻时间，便决定下手。这之前，陈先去木工房偷了把凿子，两人藏在巡逻必经之地那间破败的草房里，并商定由陈动手，从他们偷穿我的皮靴又戴了我的棉帽便可知，他们也是动了心思的，这在卷宗里都有记载。

11时许，詹穿一双懒汉鞋(夏天穿的底是塑料的)出现了，陈闪出，从后面用大木棒猛敲了詹的后脑部，詹本能地往前奔跑，陈又冲上去用凿子猛扎詹后背，詹倒在一口水井旁。郭说把他扔井里去，两人拖着詹往井里按时，因井口寒气袭面，詹又清醒了，不知东南西北地往河边跑去，陈追上又扎数凿。詹倒下。此时，狗吠声大作，两人欲把詹扔到河里的企图没有得逞。扒下詹的衣-裤往回走一小段路扔了，以制造假象。

后续

詹宏开被授予烈士称号，埋葬在一小岗上。詹不是死于与苏修的斗争中，也不是死于阶级敌人的(尽管陈世增被定为反革命杀人犯)，他被授予烈士称号，其依据一是兵团已属于部队序列了；二是为抚慰家属考虑，三是此乃知青遇害第一人。后来，我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官方网站上的英雄烈士名录里也找到了詹宏开的名字，档案显示他出生于1952年1月，在夜间战备执勤时牺牲。

1973年，经过多次复核，公审大会宣判了反革命杀人犯陈世增死刑，执行地就在连队去团部路边的一片荒草地中，陈被五花大绑，背后还捕了反革命杀人犯的牌子，没人收尸也没有立坟丘，陈的家人始终没露面。不少胆小的知青以后都不敢走着去团部了，郭洪之所以被判无期徒刑，据宗卷上讲是因为他只是主谋而没有亲自动手。

1984年初春，郭洪回到哈尔滨，以后他娶妻生子，日子过得殷实，我们也多有来往。不幸的是，三年前他死于一次长途客车车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