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德国总理施罗德被迫访华，却没人去接机

每一个政治家因其家庭教育和后天成长见闻限制，在政治光谱上多有不同，或左或右，或共和或君主，这并不奇怪。

施罗德本人的政治立场在外界看来肯定是偏东方为主，在他执政时期曾经多次访华，洽谈事宜。

只是出乎意料的是在1999年他第一次成为德国总理，访问中国时，却受到冷遇，甚至没有与之职位匹配的国家领导人前去机场迎接他的到来。

仓促之行

1999年五月中旬，刚刚赢得总理选举的施罗德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搭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按理来说，德国总理来到中国，官方出于礼节，应该在机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除此之外，还应在媒体上向大众告知这一消息。

想当年，非洲小霸王——利比亚的卡扎菲来华时，当时的政协领导人还前往机场欢迎，以彰显礼仪之邦的传统。

何况是欧洲大陆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更应该重视对待。

可令中外媒体都没有想到的是，施罗德的客机落地后，机场的欢迎仪式远不是为了德国这一级别的国家而设置的。

另外，出席欢迎仪式的领导人在职位上也要远远低于总理这一职务，只单单派遣了一些负责安全保卫的同志进行简单的接待。

客机降落后，施罗德快步走出机舱，忘记了时差带来的疲惫，率先向安保人员伸出双手准备握手。

他丝毫没有怪罪接待的不周之处，反而表示中国政府能够同意他此次东方之行，就已经非常满意，别的细枝末节他本人也并未放在心上。

事后曾向身边的幕僚坦言：“中国政府能让我落地，已经很感激了，哪里敢责备他们。”

更让中外媒体始料未及的是施罗德这次来华时间只有短短的28小时。

在施罗德落地后，就直奔北京迎宾馆，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进行短暂的会谈之后就匆匆离境，坐客机返回了欧洲。

事出有因

中国绝不是自吹自擂，仅在口头上说自己是礼仪之邦。

论语中就教导人们，有朋之远方来，不亦说乎？这种尊重他人的待客之道已经延绵两千多年，深入到华夏之孙的血肉肌肤，民间也常有“上门都是客，不打笑脸人”的说法。

在古代的唐朝时期，波斯王子就曾因为亡国的缘故远遁长安，唐朝皇帝虽未允诺帮助其复国要求，却仍然在朝堂委以重任。

这种风气在新中国也得到继承，即对西哈努克亲王也是礼敬有加。

至于如此对待万里来访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完全是事出有因，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这件事就是以北约为首的轰炸中国在南联盟的使馆。

1999年5月7日晚上，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上空，照例响起了空袭警报。

因为长时间的轰炸，大使馆停电再正常不过了，所幸大使馆内配备的有发电机，当时大使馆内的工作人员大多都在半地下室的俱乐部里休息。

深夜23点15分，使馆人员完成日常工作后，为了节省发电所需的柴油，不得已关闭了发电机，霎时间俱乐部陷入一片黑暗。

有人提议，说今天恰好是周末，大家多玩一会儿。

当时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低头看了一下表，接着说：“一个多月，大家因为轰炸都睡不好觉，白天工作也是非常紧张，今天就早点睡去，免得身体出了毛病。”

众人一听，只好散去，各回各室。

大约半小时之后，5颗炸弹相继击中大使馆。

其中，第四颗炸弹不偏不倚地落入俱乐部，先前的三颗炸弹已经将俱乐部的上空炸出了一个大大的口子。

一瞬间，大厅被炸得面目全非。

大部分人听到炸弹爆炸的巨大响声，就急忙逃了出来。

只是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人被炸弹爆炸后的弹片击中，不幸遇难。

其中邵云环是新华社记者，许杏虎和朱颖则供职于《光明日报》，并且两人还是新婚夫妻，领取结婚证才不过一年。

在轰炸的前一天，许杏虎还在随行日记中写道：八国集团今天的会议及通过的七点计划说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的立场有所松动。但我并不乐观，因为这同时意味着北约在为进一步侵略寻找借口。

许杏虎的猜测还是低估了北约的手段，他当时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受一场无妄之灾。

5月12日上午，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人的骨灰、6名重伤人员以及部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返回北京。

两天后，牺牲的三名记者被授予革命烈士的称号。

而罪魁祸首就是美国政府和西方国家，其中德国也位列其中，而且当时的德国政府就是以施罗德为首的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政府。

不过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件事，施罗德并不知晓，完全是美国自作主张采取的行动。

德国加入轰炸南联盟的原因

德国本是二战战败国，在法律和道义层面并不能向外进行军事行动。

只是美国在冷战时期为了制衡苏联，在西欧建立了北约军事组织，德国才有机会在北约的旗号下发展军事力量，壮大军工产业，企图恢复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

这是每一个大国都想干的事情，不仅是在欧洲，在亚洲也有日本这个例子做参考。

最近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体系就有所松动，印度、德国、日本都想积极谋求更高的政治地位，意图在全世界增大自身的话语权，成为地区的话事人，只是德国早就开始行动。

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政府击败科尔的三党联盟，赢得大选。

上台之后，施罗德就一改前任政府的外交政策，代替的是有鲜明自身特色的，时人称之为“用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来抚慰邻国和欧洲。

即争取德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在科索沃战争、北约新战略、反对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处理上，皆积极参与其中。

尤其是在轰炸南联盟这一问题上，施罗德政府摒弃二战后的德国一直奉行的“自我约束”政策，参加空袭行动。

开创了德国在二战以后，首次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先例。

战争爆发后，德国一方面乐于派兵参战，另一方面又投身力量与各方斡旋，争取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既想当恶人，又想当善人，妥妥的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这种二重政策，是在多方面的考虑之下做出的决定，首先是维护和美国的同盟关系，避免在西欧陷入孤立，这是德国历届政府都不愿看到的。

其次为了履行社民党和绿党自身对人权理念的标榜，想要成为常任理事国就必须在全世界竖起人权这杆大旗，赢得全世界人民的认同。

所以不敢和美国走得太近，当然来自反对党的压力也是其中一个因素，这里不去细谈。

来华真实目的

虽然施罗德领导下的德国政府在轰炸大使馆上并不是直接参与者，但是既然德国同属北约成员，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说他在这一问题上难辞其咎。

自然而然，中国政府必须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自己反对侵略、反对单方面对某一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态度。

不去机场安排大规模接待人员就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何况施罗德来华访问除了在外交做出道歉的姿态以外，还有一层经济上的考量。

施罗德的前任科尔是战后德国任期最长的总理，在他的治理下，德国完成了统一德国的大业，被德国人称为“统一总理”。

在欧洲，科尔长期致力于建立“德法轴心”，推动欧洲联合，赢得了“欧洲统一大厦设计师”的美誉。

过度重视政治和外交领域，使得科尔政府在执政后期，德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苛症。

工人失业，中小公司破产和国家债务方面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

政府开支处于欧洲国家前列，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税制改革计划，总是面向低收入阶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极右政治团体不断涌现，和现在欧洲颇有些相似之处。

总之，在当时德国人眼中，科尔年纪已过古稀，改革劲头早已消失殆尽，人民纷纷将选票投给了社民党领袖施罗德。

施罗德本人心里跟个明镜似的，自己的总理宝座是如何得到的，所以全面推翻科尔的经济政策，转而主打经济牌，把建立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相结合的新模式作为主要目标。

于是施罗德将目光瞄向了东方的中国。

五月的第一次为期一天的访问，施罗德总理在访问中态度积极，首先代表德国和北约对中国使馆被炸事件向中国表示“无条件道歉”。

此外，在科索沃危机应该交由联合国达成共识。

时隔不到半年，施罗德在11月1日再次来到中国，强调德国政府毫无保留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还签订了宁、沪石化等多项目合作。

由于改革开放初具成效，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经济学家成为共识，施罗德当然不可能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主动和中国合作。

一方面是为了向外消化过剩的工业产能，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笼络德国资本家，找好下一个投资地点。

1999年，德国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较前一年增长14%，2001年，两国的贸易额突破300亿美元。

2002年，中德的贸易额约占中国同欧盟15国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超过英、法两国对华贸易的总和。

截至2002年，德国已经在中国参与了2700多个投资项目，德国成为中国在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因为在任期间，施罗德改善了德国经济，在2002年9月22日举行的联邦选举中，社民党再次赢得胜利，也为施罗德赢得了又一个四年的任期。

2004年12月8日，施罗德这次来到中国东北，并在长春举行了东北三省与德国经贸合作座谈会。

东北之行是德国在汽车领域为了同日本丰田竞争的重要一环。

虽然德国车的机械性能和关键配件环节在全世界难有敌手，然而在电子配件方面却处于下风。于是主动同中国一汽集团合作，pq35平台就是合作的硕果。

除了汽车，德国西门子集团和深圳的华为科技公司就为开发、生产和销售TD-SCDMA技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才帮助华为成为在通讯领域的龙头公司。

另外，上海建造的世界上第一条商业用途的磁悬浮列车也有德国西门子公司和蒂森-克虏伯公司参与的影子。

在施罗德任期里，中德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和施罗德个人的政治理念分不开。其人信奉现实主义，比较务实，不太注重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

他想要以发展壮大德国经济为前提，摆脱二战带给德国的政治束缚，每一个经济实力强盛的国家都不甘心于成为政治上的“矮子”。

让德国重回腓特烈大帝时期的荣光，成为欧洲霸主乃至于世界霸主，这或许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参考资料：

《德国的发展走向及其对华关系》 刘作启

《施罗德东北之行与中德经贸合作》 萧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