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瑞｜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创新

摘　要：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具有强烈的本土性、政治性与发展性特征，在高等教育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发展经历了创建、重构和升华的历程，取得了历史性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也存在明显不足。以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为目标，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创新，应正确处理三个重大关系，进一步深化党的百年教育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研究，加强重大理论问题、实践问题的协同攻关，优化宏观理论研究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独特地位；发展脉络；创新思路

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新时代高校肩负的重要使命和面临的重大任务。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深受苏联教育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又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在是否有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差异，很大程度上与对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认知有关，如探究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建设问题有何价值？中国是否已经形成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如何进一步走好有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创新之路？澄清这些认识，在当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特殊地位与发展逻辑

1. 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是构成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两者虽然问题口径不同、研究着眼点不同，最终目的和归宿都是对高等教育的内在矛盾做出解释，都是为了揭示高等教育的规律及其价值和意义。而且，两者具有强烈的依存性和互补性。宏观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需要通过微观的高等教育研究转化为实践，微观的高等教育研究有赖于宏观的高等教育研究确定价值、指明方向。

高等教育宏观理论是关于高等教育属性、地位、目标、体系、制度、道路、模式等根本性问题的系统性认识。学术界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研究虽表述方式不同，但指向和意蕴基本一致。如王冀生先生认为，宏观高等教育研究旨在探讨建设与一定社会需求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制度，以及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运行进行宏观管理的规律。周川教授认为，宏观研究侧重揭示事关高等教育本质、本源、高等教育基本规律以及高等教育终极价值和意义的国家高等教育的体系性矛盾。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具有强烈的本土性、政治性与发展性特征。①高等教育宏观理论深受政党理论、国家治理方式、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构成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要素是相对稳定的，但其内涵与相互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社会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基本问题点具有共性，但这些问题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实践模式等会有很大差异。任何高等教育都要服务于国家利益，都要体现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方略。②高等教育宏观理论重在揭示教育与民族、国家、政党的关系，以及教育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这些关系涉及高等教育体系层面包括制度体系和结构体系等根本性问题，隐含着国家与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冲突。③高等教育宏观理论是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融合，其发展轨迹、价值逻辑、实践特征等受社会发展阶段演进以及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

高等教育微观理论主要是关于人才培养、大学个体发展的系统性认识。高等教育微观理论具有国际性、科学性与稳定性特点。一方面，无论是基于什么样的培养目标，关于人才培养的实践都是以心理科学、脑科学等的发展为基础的。与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身心发展规律、认知规律，是世界共同关注的科学问题，其发现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另一方面，虽然一千多年来大学的职能、规模、内部组织结构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学的本质使命、基本逻辑和组织形态仍然是相对稳定的。

由上述对比分析可见，因事关高等教育的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高等教育宏观理论最能体现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国情特点和体制差异，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一是对高等教育理论创新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周川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宏大理论”揭示矛盾的因果关系及其内在规律，其形成标志着高等教育理论的一大创新。国情、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矛盾的复杂程度、表现形式和转换机制也会存在差异，因而对其的规律性认识必将呈现出跨文化的特征，从而必将推动自主的高等教育知识体系建设。二是对高等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高等教育宏观理论“与不同国家、行业、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背景联系起来”，是“可以预示矛盾的趋向以及提出解决策略的一种预测性、规范性理论”，可以“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指明方向”。

在我国国情下，高等教育宏观理论还关涉一些特殊关系。如高等教育宏观理论与党的教育思想体系的关系。这是我国独特性的存在，是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理论体系的突出特征。就广义的有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来讲，党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价值核心、是引领、是方向，解决合目的性；而高等教育学术体系是基础、是中介，解决合规律性。一方面，党的教育思想是构建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关于党的教育思想的原理化阐释成果是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上述特殊关系的存在，也进一步表明了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在自主的高等教育理论知识体系建设中的特殊地位。

2. 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生成与发展的动因与模式。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是认识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生成动因与发展逻辑的核心问题。对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刻的阐释。如“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等等。这些经典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实践的地位、实践与理论的关系、认识论的发展逻辑以及理论的源泉与动力等问题。

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的科学性。从高等教育理论发展脉络看，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就是一部求解高等教育问题特别是高等教育宏大主题的历史。历史上诸多有重要影响的高等教育宏观理论成果，如西方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提出的基于认识论和政治论的两种哲学逻辑，伯顿·R·克拉克提出的政府、市场、学术三角协调模式，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以及我国学者潘懋元先生关于教育两个基本规律的理论等，都是基于实践的总结与反思的结果，而且对高等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生成与发展的典型模式看，西方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基本是实践与学术的双向互动模式。一些著名学者基于历史、比较等维度的实践解析提炼出经典的理论，这些理论被管理者或办学者所接受，进而影响到高等教育实践。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则是实践、政策、学术三者间的多向循环模式。既可能是因实践需求而催生政策，对政策的理解与贯彻会催动理论研究；也可能是实践需求催动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的成果影响或转化为政策，进而影响实践。一切的起点是实践，一切的归宿也是实践。

无论是以服务政府治理为主的战略政策研究，还是以服务学科建设为主的学术研究，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因和最终指向都是实践。实践的发展与需求推动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的展开和深化，伴随各个根本问题的理论突破与自主知识建构，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宏观理论体系。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构自主的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实践探索

从学术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没有独立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这一时期在高等教育宏观理论方面的建树主要是党的教育思想体系，对于国家治理与高等教育、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等基本关系的认识，既受到苏联的影响，也有中国独立自主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型，每一次转型都促使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发生新的重大变化，都经历了伴随国家治理体系调整而进行的高等教育治理方式变革。一系列重大变革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课题，从而彰显了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重要性、急迫性，推动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不断迈上新的阶段。

1. 现代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初创阶段（1978—199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第一次重大转型，也开始了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创建历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思想的确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发生新变化，需要对教育属性、教育地位、教育功能等给予新的认识。实行改革开放，预示着既要反思以往的实践，又要面对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伴随实践的飞速发展与巨大变化，出现了传统的理论已经无法适应而新的理论尚未形成的“理论真空期”。新的实践变革对高等教育理论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从而直接催动了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的兴起。

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建设以反思和模仿为主，自经验总结、历史反思开始起步，在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中成长，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受到科学管理理论以及“老三论”“新三论”的影响。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学习借鉴科学管理理论，一批学者开始探索建构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出版了《普通高等学校管理》《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现代高等教育管理学》等一批著作。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框架呈现出两种典型的思路，一种是以科学管理的计划、组织、控制等基本要素为核心，结合高等教育活动来建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另一种是以现实的高等教育活动为纲，吸收先进的科学管理理论来建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

受发展基础和历史局限等因素的影响，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建设存在的问题较多，比较突出的就是学习引进的多，自主建构的少；工作总结性多，规律性探索少；新思想、新观点提出的多，但真正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的少。尽管这期间对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比较粗浅，但一系列探索使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进入了政府管理者、学校办学者的视野，开始引起比较广泛的重视，对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建设起到了奠基作用。

2. 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重构阶段（1993—2012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开启了我国第二次重大转型，也催动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期。这一时期，作为高等教育科学重要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转变，高等教育科学的实践基础正在经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性”实践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样化”实践的重大转变。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实践，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能够解释这一创举。伴随高等教育外部关系的重塑，对高等教育基本关系的认识也面临重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第二次“理论真空期”。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地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重塑体现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成为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建设面临的重大任务。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①深受西方经典理论影响。大量西方教育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对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人力资本理论、“两个认识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等经典学说，不但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思路，也影响了高等教育宏观政策的研制。②教育体制改革成为研究的重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高校、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面临整体性重塑，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招生考试制度等的研究全面展开。③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受到广泛重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确立、区域经济崛起以及分权改革的实施，使中央与地方层面都开始关注教育与经济社会的整体性、长远性协调发展问题，以教育现代化、结构调整、教育强省为核心的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持续深化。

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无论是在视野、思路还是体系化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绩。如在围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系统谋划教育改革发展思路方面，教育部组织开展的《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研究项目，组织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力量，就教育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模式还是理论建构等方面，都是历史性的突破，对高等教育政策实践和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服务重大实践方面，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日益受到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结构体系问题成为战略设计的重点和难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成为研究热点。“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高等教育扩招研究”“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研究”“高等教育规模效益研究”等成果对高等教育政策产生了实际影响。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无论是在规模化、体系化发展方面，还是在研究深度与层次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巨大的，为探索建构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等教育宏观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3. 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整体升华阶段（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实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高等教育支撑能力提出了新需求，对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出了新期盼。“四个自信”的提出以及中央关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决策部署的落实，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进入整体的提升期，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建设也进入新阶段。

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的重点，一是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围绕教育强国建设开展整体性研究与设计。二是紧密结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总体部署，就系统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进行的试验与研究。在上述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围绕“双一流”建设标准及评价体系、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高等教育服务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组织开展的系列研究活动。

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①倡导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更加强调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与模式的研究，更加突出对实践问题的关注。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提出的“四真四新”（运用新思维，抓准真问题；探索新模式，做好真研究；开拓新境界，推动真创新；作出新贡献，确保真管用）研究原则等都反映了这一特征。②推进新型教育智库建设，强化支撑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的组织体系。在国家层面，教育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合作建立“人力资源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教育与产业、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教育与对外经济研究中心”“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等宏观研究机构。在区域层面，一些省级教育研究机构积极探索智库建设的思路。

可以说，这十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高等教育理论发展史上受重视程度最高、任务最艰巨的时期。而今，随着中宣部、教育部印发《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就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做出全面部署，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创新面临新使命、新任务，正在开启新的发展篇章。

4. 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建设的经验与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取得了历史性成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教育政策，促进了高等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推动了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在吸收外来经验、总结试点经验、提升管理干部队伍素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为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积累了重要经验。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引领了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为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科学认识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任务和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指南。②重大政策决策机制的改进有效促进了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的发展。如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研制过程中，吸收5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11个重大战略专题组的研究，成立100多位各领域高层次专家组成的咨询组，举办研讨会、座谈会1800余次，超3.5万人次参与，形成500余万字调研报告。③骨干研究机构在战略与政策研究方面发挥了龙头作用。以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为代表的国家教育研究机构，以及以上海、北京、辽宁、吉林、江苏等省级教育研究院为代表的地方教育研究机构，在不同层面的宏观战略规划与政策研究以及重大问题的协同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④国家和省两级社团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分别在高等教育思想体系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和教育现代化、教育结构调整等重大问题上，通过项目、研讨会等方式组织了全国的优势力量开展了系列化的深入研究。上海、江苏、辽宁、广东等省级高等教育学会发挥承上启下的协调作用，在承接国家重大项目研究任务、深化区域性问题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两个不足”。一是高等教育理论的成熟度、自信度与国家地位的提升和高等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不相匹配。未能充分地从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实践中提炼出系统的规律性的认识、建构起自主的知识体系。无论是站在中国看世界还是放眼世界看中国，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建设尚未充分体现“四个自信”。二是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解释力、引领力、影响力不足。既未能系统揭示历史规律，也未能及时地为不断变革的伟大实践提供充分的科学理论指导。对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态势的研究缺乏基于国情、制度、文化等多因素的深度分析，一些研究简单地将西方理论作为研究的分析框架，忽视其适用背景和针对性；对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与高等教育发展的联动关系缺乏基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系统研究，追踪热点的一过式研究多，长周期、全覆盖、大样本的深度研究少；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转换的趋势缺乏科学的前瞻性预判，大量的项目、成果不是影响政策的前置研究，而是跟随政策的后期解释。

此外，还有一个应关注的问题是，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成果的原理化阐释不够充分、不够深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党的教育思想也实现了重大发展，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对其进行原理化阐释，是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但据笔者对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检索发现，2010—2020年间，有关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共798篇。总体上看，专门研究党的主要领导人教育思想的成果较为丰富，而有关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体系化的研究占比仅为1%。有限的研究跨越党史、党校、高校、社科院等若干系统，散见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哲学、历史学等若干学科中，具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特征，有影响力的成果也比较少。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社会科学领域面临的共性的问题，如科研评价导向变化引发了连锁反应，学风浮躁的问题比较严重。有些则是高等教育理论界特有的问题，如教育科学研究缺乏独有的方法论体系，机构改革削弱了传统的骨干研究力量，实施大规模的系统化研究日益困难等。

三、新时代实现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再创新的基本思路

新时代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建设的任务更加重要、更加急迫，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面临新的创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面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的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要求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要求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心怀国之大者，强化家国情怀、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以构建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为目标，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创新，应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正确处理三个重大关系

1. 摆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关系。“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那样，引领和改变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这是理论科学性、合理性与有效性的最好证明。新时代，加强高等教育宏观理论建设，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作为最高层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人民性与阶级性、教育与国家、教育与经济、政治等重大问题上，与时俱进地给出全面的、科学的认识。同时，应积极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最新成果，充分发挥其在深度揭示具体问题、多维度分析复杂问题以及跨文化比较共性问题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2. 正确处理扎根中国与融通世界的关系。教育基本问题之于不同国家在表现形式、运行机理、作用机制等方面存在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深受国情、制度、体制、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是为什么要建立自主知识体系、为什么不能套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实践的根本原因，也是必须处理好扎根本土与吸收外来关系的根源所在。一方面要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具体实践出发，总结出中国所特有的对高等教育规律性认识，使理论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另一方面要将国际高等教育的共同规律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有机结合，赋予其新的认识和新的内涵。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西方一些经典的教育理论为我们认识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或方法，但他们绝不是评价中国高等教育实践是否成功、是否合理、是否有效的标准。从实践角度讲，任何一种有效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都是以特定的国情为背景、与特定的制度相适应的。虽然构成理论话语的标志性符号词汇（如学术、市场等）是一致的或相近的，但因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具体国情的巨大差异，其内涵与机理可能存在巨大的甚至是本质性的差别。既要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共性特征，“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亦应通过对比研究，揭示世界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多元性，发现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独特性，深研“四个自信”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3. 与时俱进地认识政治逻辑与认识论逻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都是以一定的经济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以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前提条件的。千百年来，无论任何时期、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任何文化下，教育都只是社会大系统中一个虽具有特殊规律但摆脱不了从属地位的子系统。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科学技术的支撑下，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迈上新的台阶，社会生产关系不断发生复杂的演变，教育与经济社会关系的演进机理日趋复杂；全球化趋势与逆全球化潮流并存，教育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日益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手段；知识以几何级数增长，信息技术手段不断取得新突破，传统的大学组织模式、学科制度化体系以及教与学的方式等，都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在快速变化且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大学的自治程度越来越与其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对政府资源依赖程度的提高成反比，学术自由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新的形势下，用中世纪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来塑造今天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是不现实的，套用西方的经典理论或模式来评价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得失也是有失偏颇的。如何更好地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变化和包容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宏观层面尊重政治论逻辑，在微观层面遵循认识论逻辑，是新时代全面、科学认识高等教育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深化党的百年教育史研究

百年中国教育史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根！过去的一百年，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深化党的百年教育史的研究，是认识高等教育的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必经之路。在这一方面，应在党的大历史观指导下，特别关注以下方面的经验总结与规律提炼。一是党与时俱进升华对教育属性认识的经验，包括对教育属性认识的变化、对教育发展战略地位认识的升华等。二是党不断丰富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经验，包括统筹国家利益与个人需求、协调处理全国发展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人民受教育水平等。三是党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的经验，包括以重点建设带动全局、注重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协同推进经济社会与教育转型、以重大战略规划引领教育改革发展等。四是党在处理民族性与国际性关系上的经验，包括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扩大教育开放等。五是党在坚持和完善基本教育制度上的经验，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依法治教、深化教育改革等。六是党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方面的历史贡献，包括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人类文明交流、开创在不发达国家发展高等教育新模式等。

（三）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魂！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成果，引领百年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而其中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党对教育问题认识的创新性发展。准确把握马克思教育理论中国化成果的精神实质，是构建中国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基本依据。

为此，应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中关于教育基本问题、重大问题、原则问题的新认识，诸如：关于教育“三个根本问题”的创新性认识，关于教育与民族、国家、政党关系的创新性认识，关于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创新性认识，关于教育的人民性与阶级性关系的创新性认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关系的创新性认识，以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内涵、路径的创新性认识等。

（四）加强重大理论问题、实践问题的协同攻关

“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既是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也是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的发展动力。对于高等教育领域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关键性问题的研究，需要以世界为背景，以国家为整体对象，基于国情、国体的特殊性，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刻认识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新特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

新时代需要进一步在以下领域取得新突破。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高等教育的使命，包括培养担当民族伟大复兴重任新人、新时代高等教育主要矛盾演化趋势、人口变化趋势与高等教育发展、整体安全观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等。二是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与高等教育变革，包括数字化时代高等教育形态变革，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背景下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同机理等。三是现代化强国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包括国家现代化进程与高等教育现代化节奏、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一流大学体系建设、一流人才培养方阵建设等。四是区域协调发展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包括共同富裕理念下的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高等教育空间布局优化，都市圈内城市群、产业群、大学群协同发展等。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高等教育，包括人类共同价值观与高等教育的使命、逆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等。

（五）优化宏观理论研究的体制机制

建立协同有力、运转高校的体制机制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创新的重要保证。在这一方面，重点是完善宏观研究组织体系、优化宏观研究运行机制、畅通成果转化机制和改革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实践中，应进一步探讨解决以下问题的思路。

1. 促进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融合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领域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事情，就是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由分割到融合的问题。原本公共政策研究也是一个学术领域，既有经典的模型，也有较成熟的范式。但现实中，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不同价值选择的两个范畴，前者以上位政策或实践需求为导向，侧重回答干什么、怎么干；后者以既有理论为依据，侧重分析是什么、为什么。这本应是一篇大文章的上篇与下篇，现实中不但是分割的甚至是相轻的。这既与教育评价中“唯论文”“唯帽子”“唯奖项”等导向直接相关，也与教育公共政策制订中缺乏“知识动员”机制有一定关系。

曾几何时，机构的隶属关系是区别高等教育研究边界的标志之一。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一直是两条线并行。一条线以政府下设的研究机构为主体，以服务重大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为主要任务，以其较高的站位、宽广的视野、便捷的资源获取以及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在战略规划、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优势是在研究与政策之间实现有效衔接，不足是理论体系化建设缺失；另一条线以部分高校的教育教学或研究机构为主体，以服务学科建设为主要任务，以其扎实的专业知识、稳定的学术梯队、规范的学术范式，在国外先进理论与方法的引入、教育基本规律探讨、教育理论体系化建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优势是依托学科的教学、科研、服务、国际交流等一体化建设，不足是与实践不同程度地存在距离。当然，这只是粗线条的划分，事实上也存在一些特例。如以潘懋元教授、闵维方教授等为代表的一些高校教育研究学者，在服务国家重大决策上作出了积极贡献。

进入21世纪以来，因机构改革、大学发展理念变化以及高校评价体系调整等因素的影响，这一状况发生了重要变化。一些政府研究机构的优秀科研人员以兼职导师等方式介入到高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环节，一些高校教育研究机构对重大实践问题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并积极参与到重大政策研制过程中。从长远来讲，这一变化对于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需要规避的是，两支队伍的融合不能出现一方被另一方简单同化的问题。对复杂环境下的高等教育宏大实践问题的研究，不是简单套用现成的理论来解释实践，其根本价值在于生成新的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政策与学术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其相互转换的水平，既影响到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影响到学术成果社会价值的发挥。两支队伍融合发展，应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最大限度促进知识共享，建立相互补充、促进的共生机制。

2. 重视专业的教育研究与非专业的教育研究的协同。特殊国情下的高等教育宏观问题研究，既需要对实践的长时间跟踪、全局性把握、典型性解剖，也需要多学科的宽视野分析。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宏观领域给予了充分关注，也涌现出了大批优秀成果。但在诸如产业结构与教育结构之间的动态协调机制、（泛指的和具体的）学科生长的机理等关键问题上，还缺乏系统的有说服力的发现，不但影响了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研究成果的认知，也影响了相应实践的效果。事实上，来自经济、政治、社会界的研究或实务工作者，在研究产业结构与教育结构、人力资源开发与教育发展、政府治理与教育治理以及社会流动与教育功能等重要问题时，因分析视角和研究范式的差异，往往能够得出不同于教育学研究的结论或发现。这些结论或发现可能具有明显的学科局限性，但对于增强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研究成果的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补充或支撑。建构自主的高等教育宏观理论知识体系，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任务，也不是单凭高等教育研究者就能完成的使命。高等教育学科本身应树立开放理念，尊重非专业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研究的见解。高等教育重大问题的研究应重视协同创新，力求多维度深度揭示复杂关系。

【刘国瑞，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