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社会性思想,都绕不过其所处的政治土壤。
儒家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其根本原因便是得益于中国数千年来的权贵政治。两者在本质上是鱼和水的关系,即,权贵政治是水,儒家思想是鱼。权贵政治有了儒家思想这条鱼,社会上上下下变得流畅而又稳定。儒家思想有了权贵政治这个池子,便更是如鱼得水。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儒家思想迎合了权贵阶层的主要利益需求,才使其成为了明面上的千秋万世的治世方略。而这套儒家治世方略的核心精髓便是‘三纲五常’。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便奠定了权贵阶层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父为子纲,则牢牢压制住了年轻人的政治活力,并为老人政治筑起了高高的护城河。夫为妻纲则更加巩固了男尊女卑的父系社会形态,并将女性彻底排除在了一切政治活动与重大利益决定权之外。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后来又延伸出了‘忠、恕、孝、悌、忍’。
其实,所谓的‘三纲五常’都不过是表象,如果将三纲五常抽象出来,那么其精髓则是——秩序和束兽。
所谓秩序,便是建立一套等级森严不容置疑绝对顺从的社会自我管理体系。即,在家庭单元内,女性顺从并服务于男性,年轻男性顺从并服务于年长男性,也就是所谓的‘男女有别,长幼有序’。而在社会单元中,则是平民顺从并服务于权贵,下级权贵顺从并服务于上级权贵,所有人都顺从并服务于最高权贵。
如果说儒家入世之前,人们像是一群散乱的电子,每天都在茫然地做着一些无规则的运动。那么,儒家入世之后,人们则像是被通了电的电子,开始整齐划一地做起了有序运动。整个社会也因此变得秩序井然,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当然,这个秩序和大事必然是更有利于权贵阶层的,否则,也必定不会被权贵阶层所采纳。
儒家思想对权贵阶层的重要作用也可以理解为是葡萄梗,有了儒家思想,权贵阶层便可以将一串葡萄轻轻松松地提溜起来,随意采撷食用。而如果没有儒家思想这串葡萄梗来串联和建立秩序,那么,社会众生便是滚来滚去的一地的散葡萄,既不方便管理,也不方便权贵阶层随意食用。
因此,儒家思想既是一种群体秩序的稳定剂,也是一种凝聚群体力量的利益粘合剂。权贵阶层的儒家思想玩得溜,便不仅能使社会更加稳定,而且更容易依靠群体的力量成就强大的帝国。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儒家思想从一开始便在民间生根发芽,后来被权贵阶层挖掘之后才成为了对平民进行思想建设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底层群体便对这套自我管理与约束的思想表现得颇为受用。因为,儒家这套思想恰似一锅东北乱炖,社会餐桌上的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思想的大杂烩中找到自己爱吃的东西。比如单单一个‘孝’字,便迎合了全天下父母的刚需。而‘仁’‘礼’‘信’这三个字,便迎合了每个人对社会安全感的渴望。而‘忠’‘忍’这两个字,则完全迎合了权贵阶层的利益需求。
因此,几乎每个人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都愿意传播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内容。而父母们则更是热衷于对孩子灌输儒家思想,既能使孩子将来能‘自愿’孝顺自己,也能使孩子将来能更好地融入社会。正因为儒家思想迎合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当然,更重要的是迎合了权贵阶层的主要利益,并帮助权贵阶层建立起了一套有序而稳定的社会自我管理体系,一套利益秩序体系,才使得儒家思想在上上下下的拥护下,绵延千年长盛不衰。
虽然儒家思想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秩序建设功莫大焉,但儒家思想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其最大的价值所在却是——束兽。
孔子所处的时代,距离人类走出原始部落其实并没有多少年。在原始部落时期,一个族长加一个神汉(神婆),权力加精神控制,便能玩转整个部落。但当无数个部落组成了一个国家,这一套便渐渐不灵了。毕竟,国家内的群体数量实在太过于庞大,人多是非多,在缺乏集体信仰与律法左支右绌的境况下,各种矛盾与利益纠葛繁杂难平。于是,在部落延袭的原始兽性的驱动下,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人与人之间纷争不断。
如何缓解这些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与人际纷争呢?
于是,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克己’顾名思义即克制自己的私欲(兽欲),克制自己在原始部落时期与大自然的各种动物进行搏斗时的兽性,克制人与人之间野蛮原始的弱肉强食相互撕抢的动物性思维。从而使人们逐渐挣脱兽性未泯的半兽半人的状态,而真正脱胎成为仁者,而仁者才是真正具备社会意义的人。这便是儒家思想不为人知的重大作用——束兽成仁,束缚住人类身上过多的兽性,使人们摒弃人人相害的野蛮手段,而是用‘仁义礼智信’,用相互仁爱、相互报偿、相互礼让、相互协作等等手段,通过让渡自我的部分私欲来成就群体利益,然后在群体利益中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并通过克制自身攻击性极强的兽性,来相互建立群体内的安全感,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安全感。
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用‘五常’教化人们用高逼格的标准来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提高。就像唐僧对孙猴子的百般教化与约束,使其从兽成为人,最后成为佛。这便是一个从半人半兽成长为一个真正具备社会意义的人的过程。而使人们完成从兽心到人心的成长转化,并因此使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变得稳固而和谐,才是儒家思想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不仅如此,儒家还在‘五常’这个做人的通用基本标准的基础上,更上一层台阶,塑造出了一个更高的标准体系,即‘君子’。衡量君子的标准有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胸怀坦荡、居安思危、锲而不舍、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周而不比、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等等。也就是说,在做人的基础上,儒家又给人这种动物赋予了使命感、责任感、担当感、危机感、大局感等等更高逼格的精神追求。使人们不再像低等级动物一样,仅仅局限于满足一己之私利。而是立足于‘家、国、天下’的更高格局的群体性思维,去探寻更宏阔的人生意义,去勇担大任,去追寻群体命运的图腾。
不得不说,儒家思想对提高全民整体素养,的确具有极高的功用价值。而且,它既能促进社会稳定,又使整个社会充满了人情味。但凡事有利必有弊,儒家思想最大的弊端就是等级森严层层叠叠的社会体系、家族体系、家庭体系,不仅加剧了性别不公与社会不公,而且牢牢地压制住了人的活性与创造性思维。使人们一味沉溺于人文思维、人文内斗,却忽视了向大自然要效益的科学思维。并最终导致了泱泱五千年的人文时代被西方的科技时代一举超越并取代,成为了在科技文明时代,始终屈居人后的模仿者与跟随者。而科技文明时代,种群数量与地域面积已不再是一种优势,种群质量才是最强大的竞争与斗争优势。也就是说,质可以对量形成绝对的碾压优势。大清帝国从盛极一时的万国来朝,到衰败为西方的半殖民地,便是明证。
真可谓,成也儒家,败也儒家!
(作者:谁佐清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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