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美女大学生知青白启娴负气嫁给一位农民，她的结局怎样？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们人生的轨迹，很多时候，可能就会在几个重要的节点上被悄然改变。

当丈夫毕振远的巴掌高高向她扬起的时候，女知青白启娴恍惚之间看见多年前青春自信，对未来有着无限憧憬和向往的自己。

那些充满激情、阳光灿烂的日子，曾真真切切地照耀她的生命，如今再次想起来，却仿佛遥远地来自另一个世界。

而现在，她面对的，似乎只有眼前越看越陌生的丈夫和一眼望去尽是黑暗的人生。

这一切的发生，其实都是因为旁人或许只是一句玩笑的话，和她年少轻狂时不知人间疾苦的负气之举。

如果不是这些，那么她的人生，本来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

1943年，白启娴出生于河北省一个工人家庭，后来父母又给她生了一个妹妹。

虽然6岁之前，白启娴是在战乱中活下来的，但那时候她还小，父母尽可能给她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

说起白启娴人生中遭遇的第一个重大打击，应该是六岁时母亲因病去世。

之后，虽然没了母亲的疼爱，但父亲却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姐妹俩，既当爹又当妈。所以虽幼时丧母，但白启娴的童年还是相当无忧无虑的。

上学以后，天资聪颖的白启娴学习完全不用父亲操心，总是能拿一个好成绩，捧几张奖状回家。

而不同于对好学生的刻板印象的是，白启娴不是那种文文静静的女生，而是活泼开朗颇有些假小子的风格，而学习好性格又好的她自然受到了很多老师同学的喜爱。

后来，白启娴以优异成绩被河北师范大学录取，即将开始崭新而美好的大学生活。此时的白启娴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自信和期待。

那个时候，能上个大专的话都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将来稳稳端铁饭碗，更何况是大学生，深造几年出来，美好的前景广阔而让人充满干劲。

但平稳的四年度过去后，白启娴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走上了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当时在中学的时候，她身边的很多同学就经常去附近农场、山区等的地方做志愿劳动，毕业后也有一些同学去了边疆地区支援建设，这对她是不小的震撼。

她那个时候也经常跟着同学去附近农村参加公社的劳动以及一些活动。

她特别喜欢庄稼人那股子朴实的气息，和他们相处轻松而愉快，乡下自由而广阔的空间和氛围也让她心生向往。

早几年，在城市就业问题严峻而突出的背景下，大批知识青年自愿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做贡献。

1968年，毛主席下达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恰好在这一年，白启娴大学毕业。虽然父亲和妹妹都希望她能留在城里找个工作，但她不想就这样开始能一眼望到头的人生，而是和几个同学一起，去了河北沧州相国庄大队插队。

在农村，白启娴找到了另一种生活状态。虽然一开始，每日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一直在校园里的白启娴很不适应，但咬牙坚持下来，这里对她展开了生活的另一种面貌。

她刚来的时候，公社的干部们听说来了个漂亮女学生来插队，还是个高材生，非常高兴，感觉像是捡到了宝。

刚来的时候，村里还简单的为他们办了一个欢迎仪式，气氛热烈，当地村民对几位来插队的知青表现出了来自乡里人的热情和，让刚刚离开家的几位年轻人感受到了另一种温暖。

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以后，白启娴开朗活泼的性格让她迅速和乡亲们打成一片。平时参加劳动的时候，她会和乡亲们讲上学时候的经历，这些新鲜事儿吸引着他们的耳朵。

日常劳动之外，白启娴还经常参与村里的宣传工作一类的活动，她良好的教育背景让她在这些工作中如鱼得水，干得很出色。

没多久，这个开朗热情，有文化又纯朴地道的女孩子就受到了全村人的喜爱，他们之间关系越来越熟络亲密，这给了她家人般的温暖。

熟了以后，大家在一起就经常开玩笑，相互打趣图个乐子。

多年后再回想，这些不经意间的事情，其实早已在点滴间铺就了白启娴未来人生的道路。

因为文化程度高，插队一段时间以后，白启娴去村里的小学当了一名教师，为孩子们教知识讲道理，为他们描绘更加美好的明天。

她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好老师，上课又风趣幽默，孩子和家长们都很喜欢这个城里来的新老师。

日子一天天过去，白启娴感到充实而愉快。转眼几年过去，70年代开始，大批知青开始陆续返城。父亲开始为她回城做积极准备，白启娴离开的日子就快要到了。

但村里人舍不得让她离开，她也曾经说过，自己特别喜欢这里的生活，要和大家“深入结合”。

于是就有人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问她：“白老师，一辈子扎根农村，你愿意不？”

白启娴想都没想就回答：“愿意呀，我特别喜欢这里！”

然后又有人说：“白老师，你成天说要和我们这些贫下中农结合，结合，那到底是怎么个结合法呀？”

白启娴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回答。

于是那人又说：“我看呀，你要是愿意和我们这里的小伙子结婚，那才是真正的结合哩！就是不知道白老师你愿意不？”

话赶话，白启娴脱口而出：“愿意呀，为什么不愿意？”

“嫁给毕振远你也愿意？”

“愿意！”

于是一群人闹哄哄地开始起哄，城里来的高材生嫁给农民，他们还是第一次见。

毕振远是大队的书记员，小学毕业吧，勉强认识些字，但在村里已经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了，也因此在大队做书记员，握笔杆子的人。

他在村民的眼中，是一个老实木讷的人，平时少言寡语，跟不熟悉的人多说几句话都要打磕巴的那种，所以是“结婚困难户”，二十六七了还没有对象，这在那个时候的农村已经趋近于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自己答应的事情，也不好意思反悔。当大队办公室的红色公章印在贴着她和毕振远照片的结婚证上时，白启娴才一瞬间如梦初醒：自己就这么把自己给嫁出去了，而且后半生，大概率就交代在这个地方了。

从第一次见面到成为夫妻，只有六天，对白启娴来说就跟做梦一样。结婚之前她曾经说过，婚姻大事，自己要先跟父亲商量一下。

结果有大队干部说，这都新时代了，婚姻自由自己做主，不兴父母媒妁那一套。

于是白启娴也就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给嫁了，婚都结完了，爸爸还不知道。

那天很多村民送来了鸡蛋等礼品，在毕振远家的小房子里堆了不少。很多人来闹洞房，热热闹闹地直到挺晚了。

大家都走了以后，房间里冷清下来，白启娴这才好好打量起眼前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毕振远。

他皮肤黝黑，身上穿着为结婚而临时套上的红外套，显得有些不合身。比起这些，在白启娴眼里更扎眼的是，他指甲缝里残留的黑泥。

白启娴让他去洗洗，但他却说着没事没事，倒头就睡到了床上。白启娴对着昏黄的灯光，一下子觉得前途迷茫到无法辩清方向。

按照习俗，结婚之后要回门，于是白启娴就领着毕振远回了城里一趟。

父亲面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女婿，了解了两人结婚的前后经过以及毕振远的基本情况以后，沉默了许久，但在女婿面前也不好说什么。

夜里，父亲把白启娴叫到自己屋里，叹了几口气，才开口对她说：“闺女，你怎么能不跟爸爸打声招呼就把自己嫁出去了？”

白启娴低着头不做声，父亲继续说：“爸爸只是希望你幸福，你看你找这么个人，你将来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白启娴顶嘴：“你不就是瞧不起他是一个农民吗？农民怎么了？工农一家亲，您还是工人阶级呢！怎么这点思想觉悟都没有？”

“我不是瞧不起农民，只是你还年轻，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你上了大学，是要去追求更广阔的天地，你嫁给农民，将来就是扎根农村了，你学的那些知识还有用武之地吗？

还有，你和毕振远，门不当户不对，学历和成长环境都相差太多，爸爸不是瞧不起他，只是过日子就是柴米油盐，他给不了你幸福的！”

白启娴深知，父亲说的是对的，但她还是说：“那我嫁都嫁了，您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还能怎么办！”

“怎么办？离婚！”

父亲这句话让她瞪大了双眼，愣在了原地。随即，她气呼呼地丢下一句：“这种话您也说得出来”，拉着毕振远就走了。

还是有些赌气的成分吧，白启娴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把日子过好，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嫁给农民照样可以幸福。

刚开始也确实挺好的，除了穷点。毕振远相当于白捡了个大学生当老婆，这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所以他也很珍惜白启娴，夫妻俩相敬如宾，日子也算和美。

白启娴开始如一般的农村妇女一样学着挑水做饭，洗衣洗碗收拾家务。有时候她也会怀疑，自己上了那么多年学难道就是为了做这些目不识丁的人都能做的活儿？

时间一久，毕振远的本性开始暴露。虽然自己没多大本事，但他却是那种特别封建的大男子主义，觉得你嫁给我了就得一切听我的，在家里伺候我。

白启娴其实基本都做到了，家务什么的基本都是她在做，孩子也是自己照顾，但总有顾不上的时候，想让丈夫插个手帮个忙，基本没可能。

因为嫁给当地农民扎根农村，她成了十里八乡的典型。有天早上乡里公社干部请她去作报告，她还要忙学校的事情，就没有给家里做饭，急匆匆出门了。

等她拖着满身的疲惫回到家里的时候，见到的是冰锅冷灶和丈夫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他大吼：你跑哪去了？不做饭，你想饿死我吗？

“没做饭你就不能自己做下吗？每顿都要靠我！”白启娴也很恼火！

“啪！”一声过后，她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伴随着丈夫愤怒的咆哮：“我要什么都自己做了，那我娶你干什么？”

这日子没法过了！白启娴扭头就走，向大队干部提出离婚请求。但对方只是轻描淡写地跟她说：“谁家过日子没个磕磕绊绊的，别动不动就提离婚。回去好好把话说开了，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话说不通，白启娴也确实舍不得孩子，就回了家。回去毕振远就又是哀求又是发誓地道歉，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后来，这就成了她的家常便饭，争吵，动手，再道歉，日子久了，白启娴感到疲倦和麻木。

白启娴还收集证据准备起诉离婚，但都在毕振远的苦苦哀求和孩子的嗷嗷待哺中作罢。后来，她申请去了隔壁村的小学教书，暂时远离家里。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把自己的经历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了《河北日报》的编辑，结果被以头版刊登了出来。

她没有直接诉苦，而且因为当时形势的需要，她的这篇文章最终被当成了“敢于同轻视农民的思想彻底决裂”的模范，她也成为进步青年的典型。

一夜之间几乎闻名全国，各地的人纷纷慕名前来拜访，这一时让白启娴风光无两。

这正是因为如此，她面对媒体等采访时会着重说自己扎根农村的信心和决心等，而对丈夫的家暴和与其的矛盾闭口不谈。

1979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社会迎来了崭新的局面。

在以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的社会新形势下，白启娴那种扎根农村的典型形象变得不再重要，她也渐渐失去了关注度，重新成为一个普通人。

同年，她调往沧州师范专科学校任职，远离了相国庄，她和丈夫的关系也从剑拔弩张逐渐变得冷漠。

不久后，她父亲撒手人寰，老人家临走之前，最惦记的还是她的情况，嘱咐她：“不要勉强自己，过不下去就跟他离婚”。

父亲走了之后，白启娴也重新考虑起了离婚的事情。同事有时对她冷嘲热讽，看不起她嫁了个农民，又说她是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当上了先进。

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也转变了不少，要好的朋友也支持她做自己的选择。于是，1981年，白启娴正式向法院提出离婚。

而此时，毕振远也看开了，他同意离婚。只是这一次，因为他们最小的女儿还很小，夫妻二人又对她都十分疼爱，谁都不愿意放弃她的抚养权。

于是，离婚的事情又再次被暂时搁置，白启娴同意等孩子大些再做打算。

之后的日子，白启娴独自带着孩子住在学校，她的婚姻其实已经相当于走向终结，满怀信心地准备迎接崭新的生活。

然而，1982年冬，毕振远接到学校电话，称白启娴已于昨天夜里意外去世。

原来，劳累一天的白启娴回到宿舍屋里倒头就睡，却没注意到外溢的煤气，门窗也是紧闭的，她再也没有起来。那年，她才39岁。

她的一生就这样匆匆落下帷幕，让人悲痛，也引人深思。如今50年过去，再回头看，还是对她年少轻狂时那个错误的选择哀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