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性，决定点燃自己的头巾

　　*本文经单读公众号与作者柏琳授权转载。

　　伊朗女性正在剪去头发、点燃头巾，抗议年仅 22 岁的女孩阿米尼因没有佩戴好头巾被道德警察逮捕，并在拘留期间死亡；抗议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政权对女性自由无孔不入的侵犯。随即，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涌向伊朗街头。

　　你大概率对一组照片不陌生，一边的伊朗女性穿着各式衣裳，手捧书籍，另一边的则全身被黑色罩袍蒙住。这段剧烈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一个伊朗人，尤其是一个伊朗女人，在转变中经历了什么？这些都是伊朗作家阿扎尔·纳菲西一直努力书写的故事。

　　今天单读分享柏琳对阿扎尔·纳菲西的专访（收录于《双重时间》）。纳菲西也是一位“叛逆”的伊朗女性，不戴面纱，教授西方文学，因而不被德黑兰的大学接纳。不在大学授课后，她改在自己的起居室开设秘密文学课，与七个女孩一起阅读西方文学经典。

　　纳菲西讲述自己的家族往事，古老伊朗痛苦的现代化，抵抗那面目全非的“正确”记忆。以文学为武器的征途中，纳菲西看到同她一样以隐秘方式拒绝政权强加命运的慧黠伊朗人，而每个人在个人生活中微小的抗争和坚持，都成了今天这场抗争的火种。

　　阿扎尔·纳菲西：德黑兰的爱与黑暗

　　采访、撰文：柏琳

　　愈演愈烈的叙利亚难民潮，让全球目光持续注视那个面纱之下的伊斯兰世界。9·11 事件后遗症的发酵、伊斯兰宗教极端恐怖组织 ISIS 的肆虐，这些事件与全球正在兴起的新民族主义势头裹挟在一起，让整个世界不安起来。

　　在这之中，伊斯兰的面孔尤其受到误读，穆斯林的形象被扭曲。而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面目究竟是狰狞？还是饱受撕裂的苦楚？

　　于是，当今世界，伊斯兰就成了一道谜题，一个挑战。伊斯兰不仅是引人入胜的神秘主义诗歌和高妙对称的建筑，也是 ISIS 国的恐怖分子和黑袍裹身面纱遮面的穆斯林女性，人们对伊斯兰的理解不一而足。我们不要忘了，现今世界有十多亿穆斯林，其中一千多万生活在欧美。

　　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就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女性。和传统伊朗女性不同的是，她拒绝佩戴面纱。在她看来，这是抵抗政教合一的伊朗暴政的外在方式。

　　阿扎尔·纳菲西

　　从纳菲西祖母出生的 20 世纪初，到纳菲西女儿出生的 20 世纪末，伊朗始终处于政治文化动荡不安的时代——1905 年—1911 年的伊朗宪法革命催生了一个当代伊朗，使这个国家迈开了现代化进程的步伐。时间快进到 1979 年，一切都变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霍梅尼推行政教合一，在伊朗全面实行伊斯兰化——“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两场革命塑造了今日的伊朗，瞬息万变的动乱成为了唯一的恒久。

　　在混乱的节点 1979 年，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读完文学博士课程的纳菲西回到伊朗，任教于德黑兰大学等三所高校。此时的德黑兰，“大学再度成为文化纯正主义者攻讦的目标”，拒绝佩戴面纱、讲授西方文学的纳菲西，遭遇了当局者没玩没了的监视和警告。她终于离开了大学，却把文学的课堂搬到了自家起居室——她在这里带着姑娘们读西方文学经典。这成为她除了拒绝面纱这一外在象征之外，用于抵抗暴政的内在方式。她把这一切写成《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写下伊朗女性的抵抗。

　　然而光是这样的抵抗还远远不够，纳菲西受够了在咖啡馆和课堂的突袭检查、随时降临的飞弹和朋友不断被谋杀的噩耗，不想再把日常生活过得战战兢兢了。她在 1997 年决定离开伊朗去美国生活，用彻底离开的方式，抵抗暴政的无孔不入。

　　带着伊朗的记忆到异乡美国，纳菲西发现伊朗不断被人误解，而她和伊朗的联系，却随着朋友的陆续失联和父母的离世，而变得疏离恍惚起来。她不能再沉默，感觉自己有一种责任——用讲故事的方式将伊朗复杂的历史和现状一一描绘出来。她从自己身上开刀——纳菲西家族从诞生一刻起，就和伊朗历史紧紧相连。父母的故事，就是伊朗社会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横截面。

　　所以，她又写下《我所缄默的事》。

　　阿扎尔·纳菲西的半生，始终在古老伊斯兰国家和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穿梭，这两本书试图为我们解答伊斯兰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与伤痛。关于家族与国家，政治与文学，反抗与革命，谎言与爱，从伟大的文学经典到私密的家庭往事，她选择讲述真相，古老伊朗在现代化路上所遭受的苦难，这两本书用最为感性的方式一一表达。

　　经历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的伊朗，实行政教合一的全面伊斯兰化，法律退回到更古老时代：穆斯林女性再度被强制佩戴面纱，再度被剥夺恋爱和婚姻的选择权，再度被禁止接触西方文化。在万马齐喑的极权环境里，七个“勇敢与脆弱交织”的穆斯林女性，来到纳菲西家里上一堂“有魔法”的西方文学课，一起读《洛丽塔》，读菲茨杰拉德，读亨利·詹姆斯和简·奥斯丁，她们在这里想象自由的色彩，找到被暴政掠夺的自我。

　　电影《洛丽塔》

　　而纳菲西本人，在引导穆斯林年轻女性寻找自由意识的路上，没有停止过寻找她个人的自我意识。拒绝面纱，以文学为武器，这的确是两种抵抗当局暴政的方式，但当她去美国生活后，双亲的离世和他们留下的“虚构”家族史，以及西方人对伊朗的寡闻，让她感到伊朗的面孔越来越模糊。她不能再沉默，她坦白《我所缄默的事》，从微小入口进入爱恨交织的家族故事，放大一部视角独特的百年伊朗动荡历史。

　　“在德黑兰陷入爱河。在德黑兰参加派对。在德黑兰观看马克思兄弟的电影。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是纳菲西列出的取名为《我所缄默的事》的清单。她用阅读打破沉默，然后开始讲述私密生活中的那些背叛。个体的爱，个体的恨，都是对伊朗的凝望，凝望这个古老与现代交织的伊斯兰世界。

　　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从来不能真的保持沉默。

　　持续抵抗：存在一种“私人化”的勇气

　　是否佩戴面纱？这成了我们如今想象穆斯林女性时首先会想到的问题。而今的穆斯林女性，是否都身裹黑袍，用头巾藏起头发，佩戴面纱，只能露出双眼？不，纳菲西告诉我们，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不是这样。面纱在伊朗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意义。

　　纳菲西祖母出生时，伊朗在不稳定的君主独裁统治下，严格的宗教法律支持石刑和一夫多妻制，女孩九岁就能结婚，女人不能上学，几乎不被允许出门，即使要出门也必须从头裹到脚。这样封闭的法规在伊朗宪法革命后被逐步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为促进社会各阶层的现代化，授权女性可以不戴面纱，此举却带来了两代女性截然不同的反应：祖母一辈的伊朗女人因此拒绝出门，直至该法令在 1941 年废除；而纳菲西母亲那一代，在公开场合不戴面纱，可以去法语学校读书，在舞会上自主选择丈夫。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达到顶峰，在纳菲西的成长记忆里，上学、开派对、自由阅读、看电影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之事，当时伊朗女性的权利与西方民主国家妇女的权利相差无几。她甚至目睹了两位杰出女性晋升到内阁部长，而自己的母亲也成为首批当选国会议员的六名女性之一。

　　前进的脚步在 1979 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被终止，法律退回到更古老时代：废除了家庭保护法，女性适婚年龄又下降到 9 岁，女性出门必须黑袍加身，佩戴面纱，不许化妆和烫发，不能和异性握手，不能和除父兄以外的任何成年男人外出，否则，街上持枪巡逻的道德警察会抓你进监狱。一个女生被开除，理由是“有人控告她在头巾底下隐约看得见的白皮肤挑起了他的性欲”，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被视作洪水猛兽，是想象中撒旦的王国。在德黑兰的阿拉梅·塔巴塔拜大学出现了两个入口，一个是供男性出入的绿色宽阔铁门，一个是挂着帘子的小边门，所有女生都必须通过这小门进到一间黑暗的小屋接受检查后方可入内，检查的内容包括外套颜色、制服长度、头巾厚度、化妆痕迹和戒指大小。这一切都试图使女性变得隐形。纳菲西和她的女学生们，以及她 1984 年出生的女儿，被迫重新戴上面纱。这一代女性，再度被当政者打上了没有脸谱的穆斯林女性的印记。

　　纪录片《河中女孩：宽恕的代价》

　　纳菲西拒绝佩戴面纱，也因如此，她和德黑兰三所大学的校方都产生严重分歧而被迫辞职。表面上看，她拒绝的是“一块布”，但其实，纳菲西认为“我拒绝的不是那块布，而是当局对我的强迫改造，使我照镜子时厌恶起镜中那个陌生人”。纳菲西尊重那些出于宗教信仰而佩戴面纱的女人，尽管自己并不认同女性应在公共场合遮盖“作为性的意义的身体”的宗教观念。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纳菲西试图说明自己强烈抵制面纱的问题症结：穆斯林妇女的面纱已经成为政教合一的当局一种政治控制的武器。而她真正拒绝的，是“一个政权通过法令和自己对宗教的粗暴理解来强行规定妇女的公开露面方式”。她数次谈到自己的祖母，“她是虔诚的穆斯林，她戴面纱，面纱象征她和神之间圣洁的关系，这是笃信宗教的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实践信仰的做法。如今这却沦为权势的工具，戴面纱的妇女成为政治的表征。”在自小就接受西方民主教育的纳菲西眼中，何为真正的伊斯兰教？她认为在伊朗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存在对伊斯兰教千差万别的解读，但有一点必须是共识：当宗教成为政治工具，就必须抵制它。

　　事实上，从纳菲西祖母一代直到她的女儿一代，伊朗女性一直在为自我权益而抗争。从国会议员母亲、当选内阁部长的女性前辈乃至用开设文学课抵抗政治入侵私人生活的纳菲西本人，都是斗士。纳菲西并不孤单，因为年轻一代的抵抗者——来上她的私人文学课的那群年轻姑娘，在文学面前，都勇敢地卸下了面纱。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四段关于伊朗女性以秘密的方式反抗政权的炽烈故事。1995 年的伊朗，距离伊朗伊斯兰革命过去了 16 年。那时，纳菲西虽然不再在德黑兰的大学里教授西方文学，却在起居室里开了一个私密的文学课堂，来上课的是她喜爱的七个女生，她们一起阅读西方文学经典。这七个女生在宗教和社会背景上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抵触，却由于一份共同的文学信仰而能够和平共处数小时乃至变得亲密无间。近两年的时间，不论晴雨，她们几乎每周四早晨，都会戴上一束表达自己当时心情的小兰花或者水仙，来到纳菲西的住处，卸下面纱长袍，露出琳琅满目的色彩：鲜红的指甲，金色的耳环，挑染的头发……起居室里的天地是她们自由的小宇宙，她们在这里一边对奶油泡芙和冰激凌大快朵颐，一边为了盖茨比的痴心和伊丽莎白的结婚对象争得面红耳赤，这里被她们称为“自己的空间”，以此和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呼应。

　　纳菲西和这些姑娘有两张合影照片，她一直带在身边：第一张相片里的女人倚墙而立，全身包得密不透风，第二张相片里同一批人，相同姿势，不同的是，除去了外层包裹，因身上缤纷的衣服和头发色彩而区分。这七个人是：诗人玛纳、虔诚的穆斯林玛荷希、“野丫头”阿金、羞涩的蜜德拉、调皮的雅西、压抑的莎娜姿和独来独往的娜丝琳。就是这七个被纳菲西称为“我的丫头们”的伊朗年轻一代女性，她们的快乐被禁锢，爱情被剥夺，婚姻被强迫，生活权利被忽略，她们“时常提起被剥夺的吻，没看过的电影，和肌肤没吹到的风”，她们为自己不存在的记忆而困顿。纳菲西在她们身上发现有一种“脆弱夹杂勇敢”的奇异特质，看似是个悖论，但真实共存。“这些丫头很脆弱，因为她们比其他人更敏感，她们感觉自己被不公正的待遇深深伤害了；但她们又很勇敢，因为她们不像其他人那样对歧视逆来顺受，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发出抵抗。”纳菲西教给她们的抵抗魔法，是阅读、讨论和发表对西方小说作品的感想。她选取了自己最喜爱的四个西方作家：纳博科夫、亨利·詹姆斯、菲茨杰拉德和简·奥斯丁。

　　电影《成为简·奥斯汀》

　　为什么是这四个人？纳菲西注意到，“丫头们”和她往来的上一代学者不同，她们对意识形态并不感兴趣，反而对大作家的作品保有一份纯真的好奇心。纳博科夫、亨利·詹姆斯、菲茨杰拉德和简·奥斯丁的作品，多数在伊朗被列为禁书，而这些“非革命作家”才是年轻一辈歌颂的，他们是禁忌世界的使者。

　　为何是《洛丽塔》？为何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何是《华盛顿广场》和《傲慢与偏见》？这一切都有一个地点状语限定：在德黑兰。如同《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描述的那样，在纳菲西的晨间文学读书会上，这些作品都带上了一层德黑兰色彩。换言之，在极权统治下秘密阅读“自由的书”，是个人化的抵抗。《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游走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关乎对一切极权思想的控诉和对自由世界的想象。无论是永远和禁锢她的人相连、不曾拥有自由的洛丽塔，还是从自由梦中幻灭的盖茨比，或是把追求婚姻自由看做选择个人自由的凯瑟琳（《华盛顿广场》）和伊丽莎白（《傲慢与偏见》），借助这些经典阅读，文学为丫头们提供了西方平行世界的精华：什么是自由恋爱、什么是自主婚姻、女性美是什么、怎样享受生活……文学还给她们被剥夺的记忆。

　　纳菲西从未想过自己的文学课能坚持两年之久，她的愿望单纯可爱——要把文学课打造成某种魔幻地带，让那些在书里来来往往的女人，坐着时光机穿越到今天的伊朗，和她的丫头们一起坐下来喝一杯土耳其咖啡。

　　问：父亲让你反复阅读伊朗诗人菲尔多西的《列王传》，你最爱其中的女主人公鲁达贝，这也影响了你后来喜欢的文学作品中的系列女性角色，比如《黛西·米勒》中的黛西、《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这些女性吸引你，因为她们都“勇敢而脆弱”，是吗？

　　纳菲西：我很喜欢你称呼这些故事女主角为”勇敢而脆弱“的人。《列王传》里的鲁达贝，就像《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以及《黛西·米勒》里的黛西小姐一样，她们的勇气并不体现在对公共领域的政见上。通常我们说一个人的勇敢，是说这个人敢于反抗身体的凌辱或者暴虐的政权，但其实有很多体现勇敢的潜在方式。存在一种更加私人化的勇气——不是来自于对荣誉的追求，而是因为她们别无他法。若她们脆弱，也是一种勇敢的脆弱。她们向父母的权威和社会规范说不，通过追求自己爱的人，来追求个人的自由。

　　没有个人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很多伟大文学作品中的女人们，总是会用一种更私人化的方式去表达她们的勇气。她们反抗社会和家庭加之于她们身上的道德规训，声明要自己选择婚姻。这让她们在社会上处境艰难，需要为了争取“选择的自由”而和家庭和社会同时抗争。我喜爱的这些小说女主角，她们通过对个人权利的不懈坚持，甚至冒着可能被排斥和遭遇贫穷的风险去争取真爱和伴侣的勇气，在一点点地改变她们所处的社会。

　　问：你在文学课上选取的作家是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简·奥斯丁，你曾说这四个人各自代表了你对自由的理解，可否具体阐述一下？

　　纳菲西：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着力在于这样一种悲剧：我们都太过自我中心主义以致于对我们所认为的挚爱都会视而不见。它也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使那些看似美好而举足轻重的人物，也会不知不觉犯下罪行。亨伯特是一个精于世故的学者，他不仅英俊而且看起来很优秀，然而他却毁了洛丽塔。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题是美国梦，那些和盖茨比相似的人追逐着这个美妙的梦，到头来却发现这个做这个梦并不像人们所描述得那么容易。美妙的梦一旦接触现实，就会很轻易地遭到腐蚀，它也展示了美国在代表财富和物质主义的残酷的一面——它导致了对他人命运的漠不关心。

　　而亨利·詹姆斯在他的两部作品《华盛顿广场》和《黛西·米勒》中都把目光放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身上，她们的共通点在于都具有捍卫自我独立的勇气。她们都拒绝盲目遵从社会施于的陈规陋习，正如《华盛顿广场》中的凯瑟琳抵抗了她父亲的暴政和追求者的操控一样。《傲慢与偏见》则探讨了当时英国社会中基于财产和家世的婚姻问题。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拒绝就其中任何一项条件而结婚。她宁可过清贫的生活也不愿意嫁给不爱的男人。所以这本书是关于“选择的自由”的重要性。这本小说遵循了这样一种发展路径：伊丽莎白在看到达西先生承认了自己的傲慢并为之道歉后，她也意识到了自己对达西的偏见，并为之后悔。这也告诉我们，不能总是挑剔他人的错误，也应该审视自己的错误。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

　　问：你在书里谈到小说和民主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共生的，这怎么说？

　　纳菲西：我认为小说这个体裁具有一种结构上的民主性。首先，小说由很多基于个人、社会、政见等不同层面上的个体的行为互动组成。一个出色的作者，无论他是否喜欢某一个类型的角色，都必须具备理解和同情每一个人角色的能力，他必须给每一角色发声的机会，即使这角色是一个恶棍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说，小说具有民主性，它能呈现来自不同背景和不同区域的不同的人物类型。其次，小说着眼于人物。小说的道德密码藏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它赋予每一个角色以尊严。与此同时，这些角色不能孤立存在，而必须持续和他人互动。

　　小说中，最大的恶在于“对他人的无视”——无法与别人真正交流。无论你是读《洛丽塔》还是《华盛顿广场》，《傲慢与偏见》还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些小说里的坏人总是那些缺乏同理心的人，他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身上，对于他人的需求和感受熟视无睹。小说不仅关乎批评，更关乎自省和自我批评。小说里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所谓的英雄也都有瑕疵，并且也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最后，一部伟大小说的作者不会对读者进行说教，而是会用体验的方式，让读者自己做判断。因为在小说里，理解比批评更重要。

　　不再沉默：存在一个“移动的伊朗”

　　如果说阅读是纳菲西抵抗独裁暴政的魔法，我们想要追问：这种魔法是如何获得的？答案也许就在她那显赫与痛苦并存的家族历史中，就在《我所缄默的事》中。

　　一百年来动荡的伊朗历史，给纳菲西家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的父母来自伊朗同一个古老家族——纳菲西家族，这个家族以出学者而闻名。她的父亲是保守家庭的反叛者，曾经的德黑兰市长，后来含冤入狱。母亲曾是首相儿媳，并且在 1963 年成为第一批当选伊朗国会议员的六位女性之一。纳菲西本人则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13 岁去英国读书，之后辗转瑞士和美国继续升学，1979 年回国在伊朗三所大学先后任教。

　　这风光的家族历史，背后却是隐痛与脆弱交织——父母永久性的失和与横亘在他们中间的那个“前夫”；母女之间长期对峙直到最后亦未达成的谅解；母亲那具有毁灭性的幻觉世界，她缺爱的童年和不再跳舞的秘密；父亲曾经意气风发的仕途直到晴天霹雳般的含冤入狱，他为了维护一个幸福家庭而不断说谎的苦衷，晚年背叛母亲后苍老而无奈的内心世界；外祖母的神秘自杀，纳菲西本人第一段迷茫而痛苦的婚姻……这些隐秘，纳菲西曾经并未想过把它们写成一本家族回忆录。在伊朗，人们是不愿意暴露家里私事的。

　　双亲的离世成为转折点。1997 年离开伊朗去美国后，父母陆续去世让纳菲西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和他们对话，这甚至割裂了自己和伊朗的联系。她必须进行一场痛苦的回忆。

　　在回忆中，她发现这样的回忆带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她一直深陷在父母虚构的故事中。他们双方都希望她站到自己的那一边批评对方，以至于她回忆父母和家族的方式都被剥夺。她下决心重新发掘真相——变成记忆的小偷，专注于收集母亲的照片、父亲的日记，深入挖掘家族故事的细节，不再沉默。

　　在纳菲西看来，沉默有很多方式：独裁政府强制民众保持沉默，偷走他们的记忆，重写他们的历史，将国家认同的身份强加给他们；见证者的沉默是选择忽视或者不说出真相；受害者的沉默则使他们变成发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而冷酷政体对私生活和家庭造成的侵犯，倘若作为亲历者不将之表达出来，则也会成为一个令人羞耻的共谋。

　　电影《吾等何处去》

　　纳菲西拒绝成为这样的共谋，《我所缄默的事》中揭秘家族隐痛的背后，是对那些镇压性法律条款和处决的批判，对伊朗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坏事的无情揭露。纳菲西把这本书看成是对沉默的打破——更是一场对父母最好的道别，一封对故土伊朗最美的情书。虽然道别里有对个人错误的袒露，情书里有对冷酷政府的控诉，但是她不认为人们可以对自我犯下的错事永远否定，“人类如此脆弱，承认自己的缺陷并不会削弱你的力量。正相反，不沉默，会显示出勇气和由己及人的美德。”

　　打破沉默的方式，纳菲西选择了一个微小入口——父母和生命中其他亲戚朋友的生活与个性，这反映了伊朗各个历史时段的社会状况。父母在纳菲西人生中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强悍得几近“独裁者”形象的母亲出身名门，有志于做一名医生却在继母的反对下未能完成学业。而纳菲西和母亲之间的战争从她四岁时就开始了，她偷看纳菲西的信件、日记，监听她的电话。即使她要到美国去而不会再回伊朗时，母亲也不愿意吻纳菲西，只是言不由衷地说“你真是继承了你父亲身上那些坏基因”。而纳菲西和父亲的关系更加融洽，他们之间有着交流彼此内心想法的“秘密语言”。父亲教给纳菲西用编故事的方法抵御生活中的艰难，引导她阅读波斯经典文学作品，用想象力创造平静的世界，这一点让她终身受益 。虽然后来，父亲和她用相互间的掠夺和背叛让彼此心碎。

　　很多年以后，纳菲西通过持续地阅读和写作，不断尝试发现对父母的理解性。她承认自己有一部分“恋父情结”在作祟，让自己无法和母亲获得温情的联系。母亲在世时，她总是逃避她、憎恨她，觉得她不喜欢自己，和自己呆在一起从未快乐过，却从来没有去理解过母亲对生活的失望和孤独，没有去探寻过她心里的冰山如何融化。相比之下，更为温和与直接的父亲则教会了她对文学的热爱，用伊朗诗人菲尔多西的《列王传》启蒙她对伊朗的感知，对文学的审美。纳菲西说自己和父亲是如此的亲近，她一直觉得自己更像他。但事实是，更多的人都说她更像母亲。她在激烈否认这一观点的同时，也在深刻地自省。终于她惊奇地发现了一个有些讽刺的事实——叛逆的女儿最终变成了母亲想要她变成的女人：一个对工作和家庭都满意的女人。出书，有现在的职位和家庭，都是因为母亲正面或负面的推动。母亲就像她的影子。

　　在这场回忆完成的末尾，她感念父母给予她的那份遗产——一个”移动的家”。“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鼓励我和弟弟去阅读、去接受教育、去争取独立，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获得金钱，而是出于一份对知识的信仰。当我是个孩子时，我永远不会知道有一天我会离开自己的家乡，把关于故土的一切都抛之脑后。我的父母告诉了我这样一个事实：生活随时会发生改变，你可能会失去所有的财产，包括你的房子，你的城市，你的国家，但是没有人能夺走你的记忆，你的书籍，你所得到的知识会拯救你。”她把自己能得到一个“移动的家”归功于父母——母亲督促她完成大学学业，这样能不再依附于他人；而父亲则用讲故事的方式，鼓励她阅读。这个“移动的家”，让她把伊朗装在心中，可以随时带走。

　　问：为何在 1997 年会做出去美国定居的决定？

　　纳菲西：我相信，在压抑的社会里，人们走还是留都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因为任何一个选择都会让你失去一部分所爱的东西。这同样是考量你未来各种可能性的一种个人决定。伊斯兰革命后，我们在伊朗呆了 18 年，经历了一场革命和一场战争（1980-1988 年的两伊战争），并且尽可能在恐怖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女人，一个老师，一个作家和一个母亲，我经常发现自己毫无立足之地，在自己的国家漂泊着。我意识到，如果出国，我可以通过写作对这个国家更有帮助。我的丈夫和我在美国都上过学，我们了解那里的语言和文化，他的姐姐一家都住在那儿，所以我们会获得很好的支持。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所以我从来不做“伊朗人该不该出国”的泛泛结论。

　　电影《巴比伦之子》

　　问：你到美国后，所经历的最大文化冲击是什么？

　　纳菲西：我在美国主要呆在大学里，不会有太多的文化冲击，但是对于我的挑战是，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能再回我的祖国。同时我对于美国人民对伊朗文化和历史了解的孤陋寡闻也非常失望。我总要非常挫败地一遍遍向这些人解释，什么是伊朗，而这经常要挑战他们的固有习见。

　　问：父母都去世后，你现在还和伊朗国内的亲人有联系吗？据你的了解，现在伊朗国内妇女的生存状况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现在伊朗国内接受西方文化还是很困难吗？

　　纳菲西：我的叔叔、堂兄弟姐妹和好朋友都在伊朗。自我离开后，因为人们持续抵抗，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女性的状况：女人们在公共场所开始争取更多的自由，头巾的颜色多了，黑袍的长度短了，她们还化妆，并和不是父兄的男人走在一起。但法律一如往昔，逮捕和公开处决持续未减。最近出台了一项官方政府文件，宣布未成年女性嫁给年老男子的婚姻具有合法性。伊朗的姑娘们对此没有发言权，她们的父亲说了算。所以我想，改变的路还有很长。

　　我很高兴我的家庭在美国比在伊朗生活要自由得多。我很欣慰能在这里写我想写，说我想说。但是我依然想念伊朗，我记挂那里发生的一切。伊朗人民是非常慧黠的，他们早在伊斯兰革命发生前，就对西方文学十分熟悉，即使革命发生后，他们依然能用秘密的方式持续着对西方文学的阅读。互联网帮助伊朗更好地和世界联系，但即使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一部分人民隐秘的生活内容，就是钻研如何了解外部世界。

　　问：你的《想象共和国：三本书里读美国》即将有中文版推出，可以谈谈这本书吗？

　　纳菲西：这本书就像是《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后续篇，探讨了在一个专制政权下，想象力如何发挥作用——在”想象共和国“里，为何没有民主教育，民主社会就没有生存的土壤？这本书把我在美国的经历与我对美国小说《哈克·费恩》的分析融合在一起，阐释了美国小说如何成为捍卫美国梦的道德卫士，这同样也包含了一部分对现今美国社会现实（特别是教育系统）的评论文章。一个民主国家必须不断自我更新，自我怀疑，随时准备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