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县长父亲》获一等奖，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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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县长”成了网上最有争议的一个词。

9月18日，山东省德州市作家协会推送的一篇“廉洁文化主题文学作品征文获奖名单”，其中《我的县长父亲》获一等奖。

作者是建国后山东省禹城县第一任县长于志明的女儿。

由于，此文标题恰好和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获奖作文《我的区长父亲》很相似（一个讽刺部分“二代”占尽社会红利的情节），导致被部分网友嘲讽。

事发之后，德州作协将获奖信息和链接，一并进行了删除。此举，似乎更显“心虚”。

此事热度一直居高不下，我认为，一部分原因是，区长和县长同级，而如今的互联网上，还有一个比“区长”更出名、更有争议的梗——县长。

由于B站顶流《让子弹飞》以及二创的超凡传播力，导致很多网友听到，“县长来了，”、“前几任鹅城县长把税收到”、“师爷，当县长最要紧的是什么，”，就能下意识接出后半句。

而这些现象级的“梗”，很容易让网友们看到县长俩字，来不及读文章，就已经按捺不住调侃的冲动，开始各种阴阳怪气。

当然，也有人为此打抱不平，说即便表达欲再强，也不能一看见“廉洁”、“我的县长父亲”、“得奖”，就开冲，根本不管人家内容到底是什么。

至于看过文章内容的网友，也有一些人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是个好官，更不应该拿来“消费”。

也有人认为，作者的文采，不应该得第一名。

总之，负面的声音很多、很大。

由于事件影响力实在太大，作者自己也出来澄清，一开始的题目是《逝去的背影》，发征文的目的也是为了把老爷子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没想到会弄成现在这样。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相比之下，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议，比于志明本人的知名度，大多了。

我个人看了关于于志明的事迹，是很感动的，他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知道。

当地群众把于志明比成焦裕禄式的干部，我个人认为也并不为过。

根据当地乡亲回忆说，于志明走在街上看见谁家的院子脏了，随手拿起笤帚就扫，完全没有当官的架子。

每到饭点，他还会到乡民家中探访，不是为了蹭饭，只为看看群众每天的伙食到底怎么样。

在国家困难时期，于志明没有搞特殊，给自己开小灶，饿得双脚浮肿，一按一个坑。

前来要救济的县委干部，到他家看到厨房只有麸皮窝头和野菜，内心一惊，啥也没说，转身就走了……

但哪怕是这样，他也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给烈士任荣贵家寄钱，两年汇出了35元。在那个吃饭都难的年代，不知道这些钱他是怎么省出来的。

1962年，甄别平反后，于志明再任禹城县县长，复职后补发了1000元工资，他直接全部上交给国家。

他说：“干革命不是为了自家富裕，是为了让人民群众都过上富裕日子，国家暂时有困难，补发的工资就当自己为国家做的一点贡献吧！”

作为“父母官”，他真的做到了“爱民如子”。

一年冬天，他遇到一位溺水少年，等少年从冰窟窿里获救后，他立刻将自己的大衣脱下给少年穿，还以最快速度把他送到医生家。

后来少年失去听觉，对人生绝望，于志明又带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门开导，直到对方慢慢痊愈。

少年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送去一袋地瓜，于志明也坚持不收。

作为“父母”，他反倒显得格外“苛刻”。

大女儿上中学时，每个星期都要步行走七八十里路，要他买辆自行车，于志明说：“等你同学们都有自行车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你不能搞特殊。”

70年代，非农业户口十分抢手，大儿媳妇儿想找于志明“走后门”，他拒绝了：“我是党的人，违犯政策的事咱不能做！”

后来，侄子从部队退伍，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可以安排工作，但必须先在企业工作，以于志明当时的职位，其实就是“递句话”的事，但他依旧摇摇头。

后来于志明年纪大了，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主动提出可以安排一名子女在身边工作，他再次拒绝，“组织上调动他的工作，子女掺和啥？”

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把自己的孩子往“最危险”的地方送。

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不断，父亲明知道那年的新兵将开往北疆，随时可能上前线，还是将16岁的大儿子送入军营。

4年后，又送二儿子参军入伍。他说：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安宁，才能小家安稳。

对此，也有网友质疑于志明的目的是什么……

对此我只想说一句话：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再到和平年代，于志明家里当兵的就有27人。

一个人热爱自己的国家、爱护自己的人民，并以爱国爱民为家风去传承，需要理由吗？

此次事件热度之所以经久不散，我觉得还有一个理由，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好官已经很少了，认为自己张嘴就调侃，基本不会出错。

还是那句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其实，于志明这样的人民好干部，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得多的。

禹城县的人民把于志明比作焦裕禄，是因为后者是“好官”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1962年，焦裕禄被上级调到了地处河南东部的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自此开启了一段治理内涝、风沙、盐碱传奇。他的故事，以及他的“隐藏身份”——发明家，很多人都已经耳熟能详。

但鲜为人知的是，当时在他身边还有一位得力伙伴，没有这个人，治沙的进展远不会那么顺利——这个人叫张钦礼。

张钦礼是土生土长的兰考人，从1956年起就开始担任兰考县的县长，当地百姓称他为“兰考的活地图”，指他对全县每一个村庄、每一条河流、每一条道路都了如指掌。

后来参与治沙治水后，大家又赠予了他一个绰号，叫“无毛腿”。

为什么叫“无毛腿”呢？

这是因为，在治沙过程中，张钦礼时常需要泡在黄河里工作，而黄河水是混浊的，不少泥沙夹杂其中。

偶尔泡一下没什么，假如长期浸泡，腿上的汗毛就会无数次被黄河中的泥沙粘连下来。

汗毛掉了，腿上自然有伤口。

刚被粘掉汗毛的伤口再次被泥沙俱下的黄河水浸泡，皮肤表面的屏障就会被破坏，皲裂的皮肤创口就此显露。

但为了起到带头作用，张钦礼每天都第一个下水，最后一个上岸，导致伤口周而复始的皲裂。

就这样，张钦礼腿上开始与汗毛绝缘。

1964年，焦裕禄因病去世之后，张钦礼全面领导当地工作。继续与内涝、风沙、盐碱这“三害”做斗争。

此后，张钦礼带领大家疏通一百二十五条排水河道、一百五十四条配套支渠，拆除各种阻水设施一百六十余处。

让兰考从一味地阻挡洪水、惧怕洪水，转变成了一个基本上能排水畅通的县城。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和他的老战友焦裕禄一样，张钦礼也是因为劳累过度，患癌去世。

2004年5月7日，张钦礼逝世的噩耗传到兰考，全县每户人家都传出了哭啼声。

他的灵车从郑州魂归故里时，郑州人民自发出动几十辆汽车敬送。进入兰考县城，十万多民众跪立街道两旁，挥泪迎灵。

在他的家乡张庄村，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两旁、农家田埂地头，群众为他摆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杂面窝窝头，赞扬他为官一生，两袖清风。

一个好的县官，为官一任，真的就是造福一方。

但是，他们的事迹，真的很难传出来。尤其是当他们身在大山深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如今不少短视频作品中，经常能刷到一个叫独龙江乡的地方，宛如世外桃源。

仅仅在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云南乃至全国最封闭、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由于地貌险峻，当时的独龙江乡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大部分当地人住的是茅草房、木头房或篱笆房，过着“刀耕火种、刻木记事”的原始生活。

高德荣正是成长于这样的环境。

读小学时，他每天要走6小时山路。到了初中，去县城需要过密林、爬雪山，步行7、8天。

好在他学习刻苦，考上怒江师范学校，争取到了走出大山的机会。

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出去的高德荣，没几年又回来了。

1979年，留校任校团总支书的他，申请调回家乡教书，理由居然是：始终放不下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乡亲们，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家乡的面貌。

就这样，高德荣到独龙江乡巴坡完小当起了一名教师。后来，从乡政府办事员干起，然后是乡长、县长。

出任县领导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

因为他深知，交通，才是制约独龙江乡发展的罪魁祸首。

每到天空一破晓，他就拿着地图，用红笔标出需要建设的“路”，翻山越岭去考察，住牛棚、宿江边，四处汇报、争取，直到太阳落山。有时候一天就吃一个馍。

但对于这个被群山围绕的地方来说，修公路谈何容易。

要钱，没有，要物资，也没有。

为此，他想尽办法，但都无济于事。

2003年，高德荣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趁着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机会，他诚恳地提出为家乡修路的诉求，没想到，最终获得了国家的支持。

不过资金有了着落，“开山”也并非易事。每年施工前要大量时间推雪通路，为了加快隧道工程进度，高德荣每年都参与清雪工作。

他和交通局的职工一起睡工棚、吃干粮，“盖三床被子还嫌冷”。积雪厚达四五米，推起来得凭感觉。

2007年5月的一天，施工队要收工时突遇雪崩，一下子把高德荣和他的驾驶员埋了进去。“要不是急退了三四米，恐怕扒不出来了。”当年一起被埋的驾驶员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但经历过数次险情，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高德荣，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领导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一起干活，干出活路来。你不干，路就在天上。你干了，路就在脚下！”

2014年4月10日，伴随着几声巨响，全长6.68公里的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隧道最后一层岩石被爆破成功。

这意味着，独龙江千百年来大雪封路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细心的高德荣，在修路的过程中，也不忘给家乡培养“修路人”。

规划独龙江公路时，高德荣曾建议：最后5公里，由独龙族群众组建一个工程队施工。

当时的建设指挥长、贡山县原政协主席赵学煌不敢答应。高德荣劝他：“正因为独龙族落后，才更需要学习经验技术，以后独龙江修公路，不靠他们靠谁？”

群众施工队组建起来了，赵学煌担心的事也发生了——有的民工没干几天就跑回家去。高德荣挨家挨户把群众找回来，白天和他们一起修路，晚上和他们一起住工棚。

天还不亮，他就为大家生火煮饭。就这样，独龙江公路的最后5公里按质按时完成——后来修乡村公路，这批施工队员果然成了骨干。

后来，高德荣被选为州人大副主任，又一次走出了独龙江。2006年，高德荣再次向组织上要求回到独龙江工作，给出的理由依旧是：“我的同胞还在受穷，我却在外面享福，这个脸我丢不起！”

如今已经十几年过去，有人评价他：“不是‘和群众打成一片’，而是‘长’在群众中。”

不过对于自家的孩子，高德荣表现得和于志明一样。

女儿高迎春回忆，父亲早出晚归，小时候很少见他。妈妈是卫生院医生，碰上妈妈出门，就得照看弟弟，自己六七岁就会管家了。

儿子毕业后考公务员，三年才考上——彼时他正是一县之长。

女儿单位集资房10万多元，从银行借了10万元，10年才还完——但他不要组织上安排的房产，补贴也不拿。

女婿本是乡村教师，自己努力考进了县档案局——他是半年多后才知道的。

儿子、女儿的婚礼，没请一个父亲的同事朋友——女儿结婚时他的司机都不知道。

通过于志明、焦裕禄、张钦礼、高德荣，我们看到每个时期，都有让人钦佩的好官。当然，好官不止于基层。

2013年大年初三，山西省大同市市政府门前，大量百姓自发地前来与一位即将升迁的市长告别，他们手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道：

翻身不忘共产党，巨变离不了耿市长。

耿市长的全名叫耿彦波，此时的他，一改往日工作中冷峻严肃的表情，在与百姓挥手告别后，独自坐在汽车里泪流满面。

耿彦波被认为是《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书记的现实原型。他在工作中几乎不近人情，执行力爆表，却又爱民如子。在主政大同5年间，顶着巨大压力让大同换了一个“人间”。正如纪录片《大同》旁白里那句话所说的：

“不是大同人，你不会看到改革开放30年，大同从辉煌到灰黄的落寞。不是大同人，难以理解我们为什么支持老耿改变大同的心情。”

山西大同，曾经是两汉要塞、北魏京华，也曾经是辽金陪都、明清重镇，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改革开放随着中国工业发展需要，它又凭借先天资源成为了“中华煤都”。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同人确实沾了煤矿的光。曾几何时煤老板就是中国巨富阶层的代名词，但大同人最终又倒了煤矿的霉。长期开采导致地表塌陷、地下水渗漏，以及夸张的环境污染。据当地一位从业30年的环卫工人回忆：

“当时的大同，城区老化现象非常严重，每条街道都像赵本山小品《三鞭子》所说的那样，不是坎啊就是沟啊，啥时候修啊？不知道啊？”

“大同的天就像扣了个黑锅盖，一年见不上几天太阳，那时天灰地黑，浅色衣服不能穿，道路尘土飞扬，窗户缝贴上胶布家里依然一天一层灰。”

事实上，即使抛开环境污染不谈，经过二十多年开采，大同的煤炭资源当时也面临着枯竭的危机。大同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2008年，耿彦波被点将到大同担任市长。

在此之前，耿彦波曾先后两次成功把两座粗放型工业城市，改造成了风清水秀、怡人宜居的旅游文化城市。并且，以不怕得罪旧势力利益阶层和作风强悍而闻名。比如在改造山西省灵石县时，他就曾收到过子弹、花圈以及雪花般寄给中央信访局的投诉信。

2008年走马上任大同，耿彦波经过仔细调研分析，认为如果等煤炭资源枯竭后再谋划转型，那无疑是坐以待毙。

有了前面两次改造城市成功的经验，耿彦波提出了一个绝对大手笔的建设计划，即：“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

整个计划，在拆掉三千栋房子、迁走50万户人家后，会建成一座让大同彻底完成城市经济依赖转型的文化古城。

这样的大手笔投资，有两个摆在耿彦波面前的现实问题：

一是假如这么大的投资，建成后却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打了水漂，那他的政治信用基本宣告破产；二是要动用这么多钱，既触碰了大同旧势力的利益，势必会阻碍重重，还要避免大量工程款流入那些“硕鼠”的口袋中。

官场上，有部分官员信奉不作为就是最大的作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不错”，典型代表就是《人民的名义》中的“宇宙区长”孙连城，每天在家里用天文望远镜看星星。

耿彦波艰难地在大同推动城市改造时，也碰到了些已经习惯躺平的官员。

比如在一次大会上提到拆迁时，耿市长问进度落后地区的乡领导是什么原因，没想到对方两手一摊，笑了笑回答道：乡里头现在就是没有能力去落实这些东西。

耿彥波听完就怒了，在大会上丝毫没有留情面，劈头盖脸就是一句“那你就辞职，你赶紧写报告，赶紧换个能办的人来”。

为了阻止工程款落入“硕鼠”口袋，耿彦波长年把办公地点搬到了工地上。

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早餐在路边买两根油条或者烧饼解决，白天工地现场办公，午饭通常吃一碗刀削面，直到夜里十一点多结束工作，凌晨一两点才回家，平均睡眠五个小时。

纪录片《大同》中，记录过耿彦波几次验收工程时，发现对方偷工减料的表现。

一次耿彦波几脚下去，发现水泥有问题，他指着负责该项目的一个身穿条形T恤的男子说：

“你看这家伙他妈的，表面看上去还挺老实的，一肚子鬼水这小子，你把我们政府给你的钱拿回来，这个工程不让你干了。”

城市的转型，除了改建还需要引入新的产业，为了接待一个来大同考察公司，耿彥波曾在接待酒店一待就到半夜。

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妻子担心却又打不通电话，最后气得不顾阻挠地冲到会议现场，啜泣地骂道，“不要活了，死了算了。”

2013年，也就是耿彦波离开大同那年，大同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已经达到了2355.83万人次，收入200.33亿元，与他上任的2007年相比，翻了接近4倍。

耿彦波对大同的城市改造，人民看得见。

尾声

鲁迅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对于这样的人，正如《我的县长父亲》那篇文章结尾，作者所说“天地之间有杆秤，大秤砣是老百姓，父亲将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人民，人民也将他永远铭记在心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的新闻，在昨天和今天短短两天内，有至少6位“老虎”先后被宣判了。

包括：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被判死缓；
上海市公安局原局长龚道安被判无期；
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被判死缓；
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被判14年有期徒刑；
重庆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邓恢林被判15年有期徒刑；
以及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太平一审被控受贿6949万余元。

也就在这两天，这些消息就成为了热搜，接受人民的审判。

我们应该把苛责的勇气和目光对准内部的“害虫”，发挥公众监督应有的作用，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同时，回望历史，善待那些本就值得歌颂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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