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分胜负、也决生死——1861年的安庆，注定将是太平军的埋身之所

冲锋、倒下、接着冲锋、继续倒下，一昼夜的前仆后继，换来的只是太平军的尸横遍野与血流成河，而咫尺之外的安庆却依然遥不可及。

惨败，一种肉体凡胎对抗铜墙铁壁的无力和挫败感涌上心头。隔着眼前那两道看似永远无法逾越的深壑，陈玉成最后眺望了一眼不远处正在被硝烟吞噬的城池。

在竭尽所能之后，年轻的太平军统帅只能用这种方式，与即将天人永隔的安庆做最后的告别，然后含着热泪与不甘，策马消失在城北的崇山峻岭之间。

22个月的坚守、四万精锐太平军的生命、一座至关重要的城市和一场决定命运的战争，一切就这样突然结束在了初秋和煦的阳光之中。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战争中拼尽全力却看不到一丝获胜的机会，更可怕的是，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依然没有找到任何战胜对手的办法。

这就是1861年9月之后，英王陈玉成和整个太平天国不得不面对的困局。

从1857年九江之役开始，湘军已经找到了太平天国的“命门”——由上游依次而下，逐步夺取沿江据点，摧毁对手赖以生存的长江防线，直至兵临天京。

而在这一过程中，面对湘军在九江、安庆两大长江重镇所采取的“长围久困、围点打援”的战术，即使到最后的天京决战时，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军，依然没有找到破解之法。

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安庆保卫战，在攻守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太平军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却几乎全方位地陷于被动。

陈玉成左支右拙、疲于奔命，在付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牺牲和努力后，最终却眼睁睁地输掉了这场关乎气运、国运的决战。

当然，纵观整个战役，太平军之所以会失败，固然是因为其内部存在种种致命的矛盾与问题，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作为掘墓人的湘军主帅曾国藩，在战役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忍与决绝，甚至是异乎常人的冷血，才最终将安庆，变成了太平军的坟场……

势均力敌的安庆之战

九江、安庆、天京，是湘军与太平军依次交手的三大最重要战役，战斗的过程异常相似，无非就是湘军发挥“结硬寨打呆仗”的特点，设长壕深堑封锁目标城市，在围点打援的同时，通过长时间的围困、消耗使城内太平军逐渐丧失战斗力，最终以“穴地攻城”之法一锤定音，炸开城墙，攻破城池。

但三次战役失败的具体原因，却又各不相同。

发生于1857年初的九江之役，因为太平天国刚刚遭遇天京事变的重创，根本无力西援，湘军在开局便占了先机。

当年6月时，翼王石达开又负气出走，导致太平军元气大伤，面对浔阳孤城，更是有心无力。

到1862年天京决战前，在经历了九江和安庆的惨败后，当时的太平天国已是江河日下，大厦将倾。正面战场既顶不住湘军主力的顺江东下，侧翼的江、浙两省，当时最具实力的李秀成兵团和李世贤兵团，又分别被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压制。

李氏兄弟自保尚嫌不足，更遑论救援京师。而内乏粮草、外无援兵，困守孤城的天京之战，胜负其实从一开始便早早失去了悬念。

但安庆保卫战则与九江、天京完全不同，首先曾国藩在进攻安徽之前，1858年的11月，湘军遭遇了其成军以来最大的三河镇惨败，实力受挫、军心涣散、士气低迷。

而1860年的太平天国，可以说是正处于天京事变之后，其实力最强盛的一段时期。

当年4、5月间，“太平军双子星”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攻破了天京卧榻之侧最有威胁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6月李秀成攻陷苏州，占据富庶的苏常地区并顺势建立了苏福省后方根据地。

此时的太平天国，既有安徽省的前沿阵地，又有苏福省的后方凭恃，不算天京城中的人马和分布各处的兵力，仅仅是陈玉成和李秀成兵团，便都是各自拥兵十几万的庞然大物。

湘军休养生息一年多之后，到1859年底东犯皖省时，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在五万人左右，此时不说太平军占有绝对优势，双方至少是势均力敌的状态，但战争的走向，却完全没有体现出双方实力的正常对比。

四路伐皖与合取湖北

1859年底，湘军在主帅曾国藩“先剪枝叶、后拔本根”的战略思想指导之下，倾水陆之师，由湖北分兵四路东进安徽。

天京事变之后，英王陈玉成接手了翼王石达开对安徽的管辖权，皖北也逐渐成为了陈玉成兵团的大本营和根据地。

只是恰逢湘军大举犯皖之际，陈玉成一直在苏皖江淮之间东西驰骋，以援京为急务。而太平军战略重心的东移，导致安徽防御相对空虚，这也为湘军迅速占领安庆周边城镇提供了机会。

到1860年春季，在太平军猝不及防之下，湘军快速攻陷太湖、潜山、枞阳等外围险要，将战线直接推至安庆城下。

面对安徽的困局，天京方面也迅速做出反应，洪秀全决定以当时最强的陈玉成和李秀成兵团，分别沿长江南北两岸对进，以钳形之势夹击上游的湖北，迫使湘军撤兵回救，以达到解救安庆的目的。

对于双方所采用的战略，在战争初期，其实都是相当正确的，湘军依然是沿用了之前步步为营，扫除并控制外围，然后重点包围核心区域的套路。

而太平天国之所以没有直接反扑安庆，一方面是出于自身实力的考虑——太平军后期虽然部队人数在不断增加，但战斗力与天京事变前相比，整体上已经下降了不少。

将大量兵力投入到与对手的围城打援之中，看似并没有太大的把握，更何况由于水面力量的缺失，湘军水师还牢牢控制着长江交通线，运兵、补给都较太平天国更为便捷，以安庆为据点，去和湘军打长时间的消耗战，也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而之所以选择攻击湖北，是因为自1856年胡林翼实授湖北巡抚，并搞定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之后，战争中所需的钱粮兵械、医药补给，包括在武昌城中训练的新勇，均经由长江水道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湖北已逐渐成为当时湘军赖以生存发展的后方基地。

因为湘军的大举西进，导致当时的湖北防御十分空虚，即使省府武昌，守城也仅马队百数十名，营兵2000余名，总共不足3000人。

按照洪秀全的战前设想，由主力的两大兵团直捣湘军后方，攻敌所必救，迫使其调兵回援，安庆之围将不战而解。

计划自然是没有问题，战略上也是当时太平天国能做出的最好选择，只是洪秀全忽略了自己阵营内部存在的众多矛盾，而又将曾国藩这个对手想得过于的简单。

笨人下棋，死不顾家

从此后的战争进程和结果来看，“围魏救赵”的战略构想，洪秀全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首先合取湖北的两大主力，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对于救援安庆的态度就有天壤之别。

安庆是陈玉成的根本所在，自然是迫切地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除威胁；但李秀成在1860年时刚刚打下苏州，其裂土封疆的苏福省正在如火如荼的营建之中，心有所属的忠王对于事不关己的安徽，自然提不起半点兴趣。

1860年9月，陈玉成率先由天京启程，途径安徽时，救援心切的英王直接选择进攻皖北湘军，在作战连续失利的情况下，继续沿长江北岸西进湖北，其后陈玉成兵团长驱千里，并很快于1861年3月陈兵鄂东重镇黄州，离武昌仅两百里之遥。

眼见英殿大军即将兵临城下，湖北巡抚胡林翼却身在太湖督战，一时之间难以回援。

大难临头的武昌城，此际兵力空虚且一片混乱，远水救不了近火的胡林翼更是五内如焚、呕血不止，面对可能到来的恶果，病中的胡林翼甚至无比心痛的责怪曾国藩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

而同样坐镇安徽指挥的曾国藩，此刻却分外冷静，其直言“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对于太平军的大规模进攻，湘军主帅根本无动于衷，完全没有撤军的打算。

而合取湖北的另一路主力，忠王李秀成一再迁延，最后还是在洪秀全的严旨催促之下，才于1860年11月发兵，此时，陈玉成兵团出征已两月之久，两翼齐飞的合取湖北之势，从一开始就成为了陈玉成的独角戏。

出发前，英、忠两大兵团原本约定于次年3月在武昌城下汇合，但陈玉成在黄州苦等李秀成大军不至，又被当时英国官员巴夏礼以保护租界为由，威胁其停止进攻省府。

政治经验严重不足的陈玉成，就这样放过了夺取武昌的大好时机。而李秀成此时尚在长江南岸的皖、赣各省闲庭信步，一路招兵买马忙于扩充实力。

等1861年6月，忠王终于率军抵达武昌城下时，不仅清兵的防御已经得到了加强，而陈玉成也早在三个月前便已无奈东返，回兵安庆死磕湘军主力而去，此时的李秀成就更没有攻打武昌的必要了。

武昌危机来势汹汹，结束得也非常突然，因为陈玉成的优柔寡断和李秀成的私心作祟，南北两路大军无功而返，合取湖北的计划也随之破产。

但需要指出的是，曾国藩的见死不救，并不是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恰恰是湘军主帅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正确的选择。

胡林翼作为湖北巡抚，负有守土之责，所谓关心则乱，而曾国藩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理智。

拿下安庆和守住武昌，其结果及影响对于湘军而言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

假设英、忠二王能同心协力拿下武昌，但湖北远离天京，湘军又遏控水路，在缺乏后援、策应和补给的情况下，这支孤军能否继续守住城池将是很现实的问题，即便能保有此地，从全局来看，也很难对湘军造成致命的威胁。

但安庆是天京西面的屏障和门户，“安庆一日无险，则天京一日无恙”曾国藩攻不下此城，永远也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而湘军一旦撤兵回援，要再想找机会围困安庆，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湘军可以暂时放弃武昌，但太平军绝对不能失去安庆，这就是曾国藩坚持的底气。

既分胜负，也决生死

在武昌、安庆的得失取舍之间，曾国藩始终掌握着主动，而运气也站在了湘军这一边，武昌最终化险为夷，安庆也仍然处于其重兵围困之中。

如果说武昌告急时曾国藩的不动如山，是洞悉一切后的坚持，那么在整个安庆战役中，湘军主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则让人感到后怕。

战役之初，湘军顺利攻陷安庆外围州县，而几乎同一时间，1860年5月太平军也在取得东征胜利后，连克苏锡常三大重镇，兵临沪上。

苏南地区是赋税重地，可以说是清廷的命门所系，咸丰帝迫切地希望曾国藩能反攻江苏。

曾国藩又刚刚被朝廷委以两江总督之要职，管辖苏、皖、赣三省军政民务，解救江苏自是责无旁贷。形势所迫之下，曾留下主力继续围困安庆，只是象征性地将指挥部由安徽宿松前移至皖南祁门，摆出一副向苏常靠拢、随时准备反攻的架势。

但其实跟后来的武昌一样，此时的曾国藩，根本没有救援上海的打算，只是与武昌不同的是，维护苏南地区安全，是两江总督职份所在，但此时两江总督曾大人的眼里和心里，只有一座安庆。

对武昌、上海无动于衷，对自己也相当冷酷无情，移营祁门后，李秀成十余万人的部队途径皖南，误打误撞之下，竟意外逼近曾国藩大营。

此时曾国藩的总督行辕只有两、三千人护卫，而祁门又形同锅底，一旦被围，湘军主帅势将插翅难飞。

险情突至，祁门之内人心惶惶，而刚刚跟朝廷汇报的移营地点又不能再轻易更改，那么要想保全性命，曾国藩就必须调动江北围攻安庆的部队，立即南下增援。

但生死存亡之间，曾国藩连自己的性命也豁出去了，宁死也不调动安庆城下的部队，甚至在祁门大营内写下遗书，哪怕玉石俱焚，也要打下安庆。

曾国藩的视死如归，透着一股文臣“忠孝节烈”的执拗，也充满了武将“马革裹尸还”的悲壮，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湖南人“耐得烦霸得蛮不怕死”的性格，在其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但忠王李秀成志不在祁门，也并不知道湘军主帅驻节于此，在祁门外与鲍超接战不利后，便南下转入江西而去，曾国藩也因此最终逃过一劫。

曾国藩可怕的坚持

1860年8月底，紫禁城中突然传来噩耗，英法联军由天津北塘登陆，京师岌岌可危。

咸丰慌忙给正在祁门的曾国藩下旨，命其挑选精锐三千人，由鲍超统领，速速启程进京勤王。

兼程前进，克日赴京，（鲍超）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惟有殷盼大兵云集，迅扫逆氛，同膺懋赏，是为至要

三千人虽说不多，但此时安庆之战正处于关键的相持阶段，即使增兵胜负尚未可知，哪里还容得再减员，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道理湘军主帅肯定明白。

而鲍超更是湘军阵中第一悍将，曾国藩就更是打心底里不愿意拿自己的“心头肉”去填北京的“无底洞”。

为了安庆，曾国藩可以不要武昌，不管上海，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不在乎，但如今君父有难且圣命难违，总不能再置之不理了吧？

但曾国藩依然是按兵不动，8月26号接到圣旨，9月6号才具折回禀咸丰，表明勤王之事，非同小可，鲍超职衔太低恐怕难当大任，请朝廷下旨，从曾国藩与胡林翼中任选一人负责统帅湘军北上勤王。

曾国藩此举可以说是相当高明，表面上是对领兵勤王的谨慎与高度重视，实际上安徽距北京何止千里，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运转速度，即使是加急廷寄飞，恐怕没有一个月时间也休想往返。

曾国藩的拖延之策果然起到了效果，到10月初时，恭亲王已与英法列强达成合议，咸丰再次下旨，湘军不必进京。

曾国藩作为湘军主帅，在认定安庆这个战略目标后，别处的得失、他人的安危、自已的生死，包括大清的江山社稷与皇帝的身家性命都只是次要的问题。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鱼死网破亦在所不惜，战场上与这样的人成为对手，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而这也正是曾国藩的可怕之处。

而湘军的特长所在便是“结硬寨打呆仗”，其围点打援的目的，除了困死城内守军，也可以消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在没有获得压倒性优势的前提下，太平军投入再多兵力，都很难改变局势，从这一点来看，1861年的安庆，注定将是太平军折戟沉沙的埋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