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王”郭鹤年，花5亿美元建北京国贸，邓小平：你我都是引路人

国贸中心如今已是北京的地标性建筑，代表着中国首都的光彩夺目，无数人从那里经过，抬头仰望一瞬，总觉得那是繁华的梦。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国贸当初的创建者郭鹤年，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商人。

老先生集“亚洲糖王”、“酒店大王”、“粮油大王”等众多功名于一身，却从不浮于名利，他成功而低调，是华人商界最受尊敬的殿堂级企业家之一，众多富豪的成就加起来，大概还不及他的一半。

开 创新天地

1923年，郭鹤年出生于马来西亚一个华人家庭，祖籍是福建。父辈几个兄弟在下南洋的浪潮中来到马来西亚谋生，为生活不断奔波，后成立了一家“东升公司”，做大米、大豆和糖的生意，到郭鹤年出生时，公司的生意已蒸蒸日上，家中颇有资财。因此，郭鹤年打小就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眼界得到很大的拓展。

郭鹤年十几岁时，父亲已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如果不是家中发生变故，郭鹤年的人生轨迹大概同其他富家子弟一样无异。可就在1948年，父亲病逝，郭鹤年因能力出众，被众多兄弟推选为新的掌门人，原本做粮油的家族企业，成为郭鹤年创建商业帝国的桥头堡。

1952年，郭鹤年的二哥因参与马共游击队而被当时的英殖民政府杀害，郭家也由此受到了当局的监视，在生意上也施展不开拳脚。感到些许焦虑的郭鹤年前往英国考察，学习企业经营的方法和国际贸易知识，深受启发。

1957年，马来西亚脱离英国独立，眼光独到的郭鹤年看到马来西亚急需有一种不用依靠进口的商品，来使本国走上经济独立发展道路。

他想，白糖属于生活必需品，市场十分广阔，马来西亚又没有自己的炼糖厂，如果他来当第一个吃这块肥肉的人，那前途必定不可限量。于是，郭鹤年建起了马来西亚第一家炼糖厂，从此开启了一片新的天地。

郭鹤年有自己经商的方法，他从泰国购入粗糖，经过加工后运销到各地，还从古巴购进蔗糖转卖给东南亚国家，几年后，他就控制了马来西亚的蔗糖业，获得巨大的利润。

郭鹤年不满足于此，他认为，马来西亚的糖终究不能依靠进口，于是，他成立了公司，在马来西亚种植园大面积种植甘蔗，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马来西亚当地一般只种植可可、胡椒、烟草等经济作物.

可以说，是郭鹤年迈出了马来西亚糖类自给的第一步。40岁时，郭鹤年成立的公司控制了国际糖业市场的20%，他本人也成了赫赫有名的“亚洲糖王”。

优秀的商人大概都不拘泥于一种经营方式，郭鹤年也是如此。六十年代时，郭鹤年已在糖业上取得辉煌成就，之后，他选择一鼓作气向其他领域进军，寻求多元化发展。

早在1960年，郭鹤年就看中马来西亚丰富的森林资源和优越的劳动力条件，成立了木板厂。木材加工业有广阔的市场，除了在国内销售外，其他木材厂的大量产品还能在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畅销。

善于从事国际贸易的郭鹤年很自然地会把他的商业版图扩展到航运业上。早在四十年代，他就在航运业上小试了一下，到了1971年，他则受邀与马来西亚政府合资组建了马来西亚国际航运公司，在发展某个行业时，他的做法是围绕产业链整合展开，组建了航运公司后，他就组建了船坞公司，继而又成立了与船坞关系密切的保险公司。

在郭鹤年的努力下，马来西亚国际航运公司现今的运载量已占全马远洋运输总量的五分之一。

到了七十年代，郭鹤年开始把目光投向房地产。他注意到新加坡的旅游业大有可为，而旅游业又和酒店业息息相关，于是决定进军酒店业。第一家酒店开业之前，一位法国朋友问郭鹤年酒店要叫什么名字，郭鹤年说了之后，那位法国朋友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笨蛋！”

郭鹤年没有生气，问朋友：“如果是你，你会起什么名字？”法国人说：“会叫香格里拉吧。”郭鹤年想了想，觉得这个名字很好，于是，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这个极富浪漫色彩的酒店名字吸引了一大批人，郭鹤年从此在酒店业一发不可收拾。香格里拉酒店遍及马来西亚、斐济、泰国、香港、中国大陆、缅甸、沙特阿拉伯等，到后来，已成为一个跨国性的酒店网络，郭鹤年因此获得了“酒店大王”的美誉，香格里拉酒店成为郭鹤年庞大商业帝国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郭鹤年永远不是一个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中的人，这也是他人说他永远不会破产的原因。他涉及的领域远远不止如今，金融业、文化传媒业、矿业等，他均有涉及，并且都是业内翘楚。现今98岁的郭鹤年，仍伫立于商业一线上。他不辜负每一个机会，不虚度每一寸光阴，他代表的是一个时代。

经商有道

郭鹤年能成为一代商界泰斗，自然也有足以支撑他走得长远的经商之道。父亲和母亲对郭鹤年的影响都很大。父亲郭钦鉴是将郭鹤年引入商道的第一人，他曾说过：“‘商业道德’、‘诚实’、‘一言九鼎’是我父亲经常提到的词汇，这些都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郭钦鉴经常告诫他，做生意要讲究商业道德，童叟无欺，这样才能做出好的口碑，才是长久之计；对待员工和合伙人要诚信，要照顾别人的利益，这样别人才会诚心诚意跟你合作。

母亲郑格如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虽不懂生意上的事，但也时常告诫儿子，道德远远凌驾于利益之上。她曾在铁板上刻下“儿孙能如我，何必留多财，倘若不如我，多财亦是空，不为自己求利益，但愿大众共安宁”的金玉良言，对郭鹤年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父亲和母亲的言传身教下，郭鹤年一生都刻苦耐劳，谦逊待人，不像许多商人那样，只顾眼前的利益，这大概是他的生意能够做大做强，并且走得久远的原因。郭鹤年喜欢做长远、持久的生意，并且力争朝夕，在工作中珍惜每分每秒，用时间和勤奋换取胜利。

他注重情报的收集和经营方式的创新，一旦确立了方向，就要速战速决。他清楚地认识到，他自己觉得好的，别人一定也看得见，所以，一定要跑在别人前面。

在英国伦敦做糖类贸易期间，郭鹤年白天处理公司事务之余，还拜访多家客户，晚上则请出其中一家和自己吃饭，试图获取有用的情报。跟客户吃完饭后，他会把获得的情报写下来，脑袋飞速运转，迅速想出既定方案。

郭鹤年曾说：“我相信比我聪明的对手有好多，但有的人聪明，却比较散漫。我做16个小时，而且很快很快，他做8小时，还悠哉游哉，他怎么和我竞争。”郭鹤年已算是一个目光深远的聪明人，他却还全不懈怠，时刻保持清醒，善于用勤奋去捕捉时机。

这种深远的目光使得郭鹤年打的是大算盘，而不是小算盘。无论是做糖类生意，还是做酒店、做航运，他都宁愿慢一点、亏一点，把生意做得正直，向大的利益看齐。

例如，在做粮油的生意时，一些同行会用恶劣的手段和他竞争——把海水掺到糖里找保险公司赔偿，然后想办法把糖处理出来，和他打价格仗，可别人赚得满钵盆时，郭鹤年并不羡慕，一贯坚持做良心的生意，他的信念一直都是：做得正，才能做得久。

颇显睿智的生意经，给郭鹤年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上世纪八十年代，郭鹤年派侄子郭孔丰来到中国，拓展粮油生意。郭孔丰一开始还不理解，为什么要把银子往尚未发展起来的中国大陆输送，明明在海外能做更好的生意，但还是照着郭鹤年的意思做了。

当年，市面上的食用油大多数都是质量差、杂质多的散装油，郭孔丰灵机一动，推出了金龙鱼小包装食用油，开拓了中国食用油市场的新局面，郭孔丰也因此被誉为“改变中国人餐桌的人”。

郭孔丰这才明白了郭鹤年的良苦用心——中国大陆是一片极具潜力的市场，这片市场你不来分一杯羹，就被其他人抢走了。

如今，金龙鱼食用油是大多数中国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益海嘉里集团营收的主要部分，而益海嘉里又是属于郭鹤年旗下的子公司，因此，郭鹤年每年靠着金龙鱼食用油的销量，就能赚进三千多亿元。随着益海嘉里在中国上市，这份营收只会继续增加。

除却做生意的深远目光之外，郭鹤年更重要的是生意场上的胆量。“一个生意你看好了，即使有风险，也要大胆去干。每一种生意都有危险，如果总是有危险就走开，就什么都做不成。”他在某个领域站住脚后，便敢于冒险去开拓下一个领域，敢于尝试新的事物。

看准的事情，他从来都义无反顾。郭鹤年于工作敢于冒险，于朋友，也敢于为其两肋插刀。旁人很难想象的是，温和儒雅的郭鹤年，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会表现得十分硬气。

1986年，前马华总会长陈群川因政治原因被马来西亚当局诬蔑，被捕入狱，周围所有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只有郭鹤年最讲义气，深知陈群川是无辜的义士，顶着得罪政府以及舆论攻击的风险，把陈群川保释出来，帮助他平息灾祸。

正是因为带着这样的义气行走江湖，郭鹤年才能在社会各界都拥有极高的声望，许多人都发自内心地尊重他。

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是传奇的，对郭鹤年而言，他的传奇也是用做人的良心、信誉、义气，一点一点铸造起来的

邓小平口中的引路人

无论是什么时候，家国情怀都是一个商人最可贵的品质，尤其是常年侨居海外的商人。郭鹤年虽生长于国外，接受国外的思想教育，但他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父亲郭钦鉴在抗日时期为处于战乱中的中国募集大量捐款，这种爱国精神带给郭鹤年很大影响，他深知，祖国有难之时，必定要尽自己所能相助。

1973年，物资匮乏的中国十分需要白糖，中国外经贸部所属的华润公司找到郭鹤年，问他能不能为困难的国家从国际市场低价购进三十万吨糖。

这不是个小数目，虽然当时的郭鹤年已被称为“亚洲糖王”，但他手上也没有那么多货可以低价卖出去，而如果消息公开的话，糖价会上涨20%到25%，以保持市场的平衡，但这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郭鹤年本人也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这个生意必须秘密进行。

郭鹤年思来想去，觉得得到巴西才能买到那么多糖。恰逢日内瓦有个大规模的国际糖业大会，身为业界大咖的郭鹤年便报名参加了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为了掩人耳目，好偷偷派人到巴西去买糖。

在日内瓦的每一天，郭鹤年都过得心惊胆战，生怕在巴西的同事露出什么马脚，因为他知道，商界里的情报人员厉害得很。

好在郭鹤年派去巴西的人足够机灵，没让人起疑，因此，郭鹤年得以为中国低价购进三十万吨白糖，还通过期货市场为中国赚了五百万美金。这对于处于发展关键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郭鹤年忙前忙后，从中没有为自己赚到一分钱，还丢掉了两个月的生意。郭鹤年说，如果自己的公司加入其中，可以赚一大笔钱，但他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是对祖国的不忠。

1984年，一个生意上的伙伴问郭鹤年，要不要竞争北京建国门外的建筑项目，“当时国家打算做成面向世界的窗口和标志，朋友问我要不要投资，但是我想这样的项目一定有人竞争，如果是自己人那就不要参与了”。

事实却不像郭鹤年想的那样，当时，北京建国门还不像如今那般繁华，所有人也都对中国的经济持观望态度，华侨富商都不敢投资，这个项目只好落到了外国人手里，当时一开始是由美国财团和日本的一家银行在主导，但外国人漫天要价，让国内的领导人头疼不已。

郭鹤年得知后气不过，认为这件事情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做，不能让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于是，在别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他四处筹措资金，投资5.3亿元把国贸建设了起来。郭鹤年并不在乎这能不能赚钱，他只是从一个爱国者的角度出发来做这件事。

1990年，年迈的邓小平同志专门接见了郭鹤年，和他讲道：“你和我一样，都是引路人的角色。”如今，国贸成为繁华北京市的鲜明标志，其盛况无需多言，110万平方只租不售的商铺，每年为郭鹤年带来五十亿元的收益，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那块地皮的估价更是达到了两千亿元。现今接近耄耋之年的郭鹤年仍看好中国市场，为中国现在的发展感到无比自豪。

郭鹤年被人称为“永不破产的人”，可他对财富却淡然得很，他坚信赚来的钱要回馈社会，或是拿去帮助有困难的人。

2005年，他一次性向中国的希望工程捐款五千万元，帮助许多贫困学子圆梦；2008年的汶川地震，郭鹤年家族向灾区捐出1.3亿元；2013年，他捐出两亿元为厦门大学建立马来西亚分校……郭鹤年的家国情怀上，永远承载着一种慈善情怀。

每个人或贫或富，都有自己的选择，郭鹤年则选择以一颗善良之心行走于世，以一腔热枕为祖国做贡献。人心中的道路各有宽窄，这些大概就是郭鹤年心中的“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