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历史上，中国的国力几乎都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甚至在几个盛世朝代，中国国都都是世界第一大城市。
然而，在明末封建社会晚期，中国却错失了融入世界的大机遇，在愚昧和自大中沾沾自喜中被时代所抛弃。
直到鸦片战争，西方第一次将枪炮真正地打到了中国领土上，此时的中国才察觉到与西方的差距已经如同鸿沟一般难以逾越。
《雾与石》算是一部虚构小说，故事围绕着浙东一处名叫石街的地方上，富商林家及其世交伍家在动荡复杂的局势中，如何从生存到毁灭。
而当局主要的矛盾在于，是否实行“海禁”？
在海寇肆扰的严峻形势下，是否实行海禁，在多方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朝中“清流”力主海禁，要求遵循祖训，闭关锁国，打击贪腐。而开明官员则针锋相对，认为一味堵塞，不如疏导，主张通商政策，发展海外贸易，这样才能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海寇之患，还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
小说看似写的是一个家族，一个地域，其实反映的是整个时代——明末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 是如何在循守旧、闭关锁国的思想禁锢下，错失融入世界大势的机遇。
明朝为何要实行“海禁”政策？
主要还是因为沿海地区倭寇屡屡犯禁。
明朝时期，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到处都是战乱纷争。一大批落败的诸侯开始组织商人和武士游居海上，不断侵扰中国沿海地区。
同时在北方又要防范逃亡大漠的元兵卷土重来，即使后来北元灭亡，蒙古部落的巨大威胁也依旧存在。因此明朝边防防务重点是防止蒙古部落进犯，对于倭寇的滋扰只能施行一些自卫举措来防守而不是主动进攻。
明朝的海禁政策是一步步变化的：
洪武四年十二月，海禁政策正式启动，濒海的民众不能再下海经商。
《明太祖实录》中记载：“仍禁濒海民不得出海。”
虽说此时，不许百姓下海，但很多小国仍可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
洪武十四年，由于“胡惟庸通倭”的败露，再加上洪武十三年日本杀害明朝使臣，朱元璋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与此同时，朱元璋还设立卫所，加强海防，使海禁得以强化。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再次严厉申明：
“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故严禁之……纵令私相交易者，悉以治罪。”
在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再次下令道：“禁民间用番货。”
由于朱元璋一朝施行海禁十分严苛，这样一来，那些东部的倭寇以及海盗利益受损，自然会加大对中国沿海滋扰的频率和范围。所以朱棣执政以后的第二年便反其道而行，开始以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施行海禁。
永乐二年，朱棣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
此时虽无明确的海禁条令，只有一条对船的要求，看起来海禁已经变得松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条法令确实极为有效，因为原来的海船全被改为平头船，而平头船难以在大海上航行。
与此同时，朱棣与日本进行协商，允许与日本进行朝贡贸易，并最终形成《永乐勘合贸易条约》：日本为能够在长期朝贡贸易中获益，选择自发清理海盗和倭寇，并交给明朝处理。
永乐朝后期海禁政策稍微放宽，民间走私开始盛行，就连本朝使臣也常借此机会私带商人和货物去他国进行非法贸易。海禁松弛使民间走私盛行，这虽然给明朝沿海的商业、手工业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与此同时也使得东南沿海的倭寇和海盗日益活跃。
嘉靖二年，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两股势力为了争夺与明朝朝贡贸易的合法权益，在浙江宁波内斗，波及甚广，给明朝带来巨大的伤亡和损失，史称“争贡之役”。
在这次风波过后，倭寇更是肆虐横行，因此明朝在原来的海防基础上不断加强，著名的抗倭英雄戚继光便在此时功成名就。除此之外，一道道关于加强海禁的命令也接踵而至。
再次经历隆庆开关后，明思宗崇祯时期，海禁政策开始收紧，直到清朝彻底闭关锁国。
在这本书中，个人家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其中的政治斗争、经济危机、国家危机，让人读起来更是触目惊心。
它不仅仅反映了那个时代动荡与变革，更是一部充满了抗争、重生以及人性展现的时代整体缩影。
故事里的主角，因为性格际遇不同，他们面对压迫的方式也不同，或毁灭、或沉沦、或坚守、或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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