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少女回家途中遭奸杀，目击者提供长发线索，警方却抓捕一秃头

《中国时报》1977年3月4日报导

悠扬的歌声，诉说着无尽的悲情。一位14岁少女放学后不久，推着自行车走上了泷观桥。然而，原本应该带她回家的泷观桥彼端，这一天却变成了通往幽冥的奈何桥……

01

这一天少女的运命，转入枉死城中

1977年2月23日，那天是屏东美和中学的注册日。照理来说，学校注册日只是让学生缴费，耗不了多少时间，但就读初中二年级（等于现在的八年级）的钟正芳父母等了很久，却等不到女儿回家吃饭。

钟正芳一向是个乖巧懂事、学艺双全的好孩子，不会在外贪玩，一定是别的原因，才让她没有准时回家……

光想象这个原因，就让她的父母无比担忧。

钟家所在的屏东县内埔乡，在当时是个民风纯朴、保守的地方，众人即使知情，对一个14岁少女遭遇不测的最坏方向，也往往难以启齿。

无论如何，钟家父母还是立刻向屏东潮州分局报案，希望女儿赶快平安归来。

过了9天后，警方终于带来了消息——然而却是噩耗。

高雄县大树乡竹寮村有一座益丰制瓦厂，厂内有个很少用的水池。

3月3日那天下午，老板带着顾客到水池边，却看到水池内一滩红水，池中有一包人型不明物体，还隐隐发着腥臭的味道。吓坏了的众人，赶紧报案。

警方到了现场，打开人形包裹的第一层灰色塑胶布，再打开第二层《中华日报》的报纸，里面是一具已经腐烂的少女尸体。

水池之中，有一双黑色学生鞋跟一个手提塑胶书包，里面装着钟正芳的学生证。

钟正芳的父亲钟福全听闻消息，立刻赶往殡仪馆认尸。他看见那双池中捞起的学生鞋，悲痛地指认那就是女儿的鞋子。

他们的女儿，再也无法回家了。

02

惊动民众的案件，引来心酸哭声

未成年人之死，不只是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伤痛；钟正芳之死，让屏东县陷入了莫大的愤慨。一个年仅14岁的少女，竟然被人杀害弃尸，闻者莫不跟着她的父母一同心痛。

钟正芳相貌清秀，品学兼优，父母担任教职，所有使她受到瞩目和期盼的条件一应俱全，也令她的命案得到更广泛的同情。

名法医杨日松为她验尸，发现她双眼突出，左颈有瘀伤，死于勒毙；肺部没有进水，所以是死亡后才被弃尸水池；胃部没有食物，显示她死前有一段时间没有进食。从尸体皮肤的腐烂程度研判，她在被发现之前已经死亡约一个星期左右。

死去的钟正芳头部蒙着一条来源不明的红头巾，全身上下穿着她23日穿的学生服，服装几无破损，只除了她的长裤拉链拉开了。

枉死的少女，可能在生前遭凶手强暴未遂，她或许有过一番激烈的抵抗，或许在过程中惹恼了凶手，不幸遭致杀身之祸。

愤慨的人们想要一个真相。但真相却触及保守社会最不愿谈论的面向——性。一个生活单纯、家教谨严的少女，怎么会遭逢这种让人难以启齿的犯罪？

在封闭戒严体制下长期被忽视的台湾南部，因为一个少女的死，突然沸腾起来，所有人不得不将目光暂时转离台北，关注起屏东的这件悲剧。

在庞大的破案压力之下，警方试图还原钟正芳生前的行踪，寻找凶手起色心夺命之前的蛛丝马迹。钟正芳在23日当天上午10点办完注册后，与同学简静美到“随来凉”冷饮店吃冰，店里放着国语流行歌，这本该是个悠闲惬意的上午。

然而，邻座却坐了三个言语轻薄的青年男子，跟著录音机哼起歌来，打扰了两人的吃冰时光。简静美嫌歌不好听，便与钟正芳一起离开了冷饮店，两人之后便互相道别。

《联合报》1977年3月6日报导

两个少女不知道，自己可能成了被尾随的对象。“随来凉”冷饮店老板女儿谢雪珠当天顾店，也注意到了钟正芳与三位青年的状况。

她说那三位青年留着长发，其中一人身高约168公分，讲客家话。他们盯着钟正芳两人的背影，等她们出了店门不久后，三人也起身离开了冷饮店。

警方接着找到了六位目击者，声称在11点50分左右，看到钟正芳推着自行车站在泷观桥上，跟一名外貌20多岁、骑着重型机车的男子交谈，男人用机车挡住了钟正芳的去路，看起来像是在跟她问路。据部分目击证词说法，泷观桥旁边还有两位男子逗留。

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见活着的钟正芳了。那三位离开冷饮店的青年，是否尾随了钟正芳？他们是不是就是泷观桥上的拦路人？钟正芳是不是被这些人绑架、杀害的呢？

这些疑问，被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证词更加强化：这位年约35岁的出租车司机宣称自己在2月25日（也可能是26日）晚间11点左右，被三个年约17、18岁，穿着黄卡其长裤跟有特殊标志夹克的年轻人拦住车，这些人还带了一个沉重的大麻袋。

三人原本要前往凤山，但车刚从屏东进入高雄县边界，三人却突然要司机停车，说不去凤山了。司机循着乘客指示，开进了益丰制瓦厂那条路，三人就这样扛起麻袋下了车，消失在黑暗的夜里。

03

长发恶男形象，是谁夺走少女的运命

益丰制瓦厂正是钟正芳遗体被发现的地点。神秘的三位青年，是不是强暴未遂杀害钟正芳的凶手？

警方虽然保持谨慎，不敢直接断言，但整合了各方说词，青年的形象也越来越鲜明，让他们心底认定这三人十之八九就是凶手了。

1960到70年代席卷西方的嬉皮浪潮让年轻男性留起了长发，处于戒严体制的台湾社会虽然想跟上世界潮流，但对保守派来说却是难以控制的象征。

被逮捕的查尔斯·曼森

冷饮店的青年们留着“长发”，光是这项特征就足以定罪他们。要知道，在1977年的台湾，留长发的男性可是会受到警察特殊“关心”的。

戒严时期的警察不只抓罪犯，也管到头皮上，临检时看到学西方嬉皮士留长发的年轻人，常常就拿起剪刀狠狠剪下去。

即使到了今天，还是有“男人留长发不正常”这类说法在社会上流传，就可以知道戒严时期的种种价值观残片，已经化身为大家心中的潜意识，时不时地窜动。

三个青年到底是不是凶手？还是冷饮店里的路人？如果上述证词中的“长发青年”、“穿夹克青年”是同一伙人，就几乎可以确定他们就是凶手了。

问题是，警方不但没有足够证据把他们抓起来，警方甚至连要去哪里找出这三个人都有严重困难。

警方现在所掌握的线索，只有三人中有人会说客家话、穿着时髦不像当地人、留长发、疑似就读过美和中学（凶手可能认识钟正芳）、还有在死者头上蒙红头巾以避免被冤魂报复，表示凶手了解乩童习俗等。

然而合乎这些条件的青年不少，但屏东县可用警力并不多。

台湾南北跟城乡资源差距一直是个问题，在戒严时期更是严重。如今遇到沸腾台湾南部的钟正芳命案，台湾南部长期缺少警特资源的问题就被暴露出来了。

由于钟正芳命案已是媒体瞩目的案件，警政署长孔令晟都亲自来到屏东关心案情，全台也都投入警力协助搜查。

很快，台北县警方就找到了几位被怀疑涉案的屏东青年，从他们的长发跟美和中学的渊源，找到了第一批嫌犯。

然而，一封来自“凶手”的信，却打破了这个胜利的步调。

这封寄给专案小组的信并没有署名，只称自己是学生，犯下此案深感后悔，希望出面自首能够得到减刑。警方立即登报许诺“凶手”减刑的要求，然而此人却从此无消无息。

至于那几位被怀疑的青年们，也随着证据不足而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除了自首信之外，一封又一封来自各方乡民，宣称自己认识凶手、知道弃尸手法跟养猪户有关等等的线索信，飞进了高雄县跟屏东县的警察局中。

只是最后没有任何一封信，能够带领警方为枉死少女找出真凶。

04

槟榔树的诡异刻字，少女的清白名声

可怜的少女，究竟被什么人夺走性命？警方的调查不知不觉进了死胡同，毕竟在这个没有监视器的年代，单凭目击证词找人并不容易。

原本一直朝强暴案方向侦办的警方，在困局之中开始有了新的想法：钟正芳书包里面的遗物有一本日记，但日记却被人撕走了两页，日记前后正好记载了一些交友情事。

如果不是钟正芳自己撕的，而是凶手所为，是不是可以证明凶手与钟正芳认识呢？调查之初，也有钟正芳的小学同学宣称自己在2月25日前后看到钟正芳坐在男子机车上出没，只是这则证言无法证实……

如果是真的呢？如果钟正芳其实有个秘密交往对象？其实不是家属想像的乖宝宝呢？

高雄中学学生针对警方刻字调查所做的恶作剧，虽然出于戏谑，但也提醒警方刻字线索的问题。

《中国时报》1977年6月21日报导

5月11日，《联合报》报导警方找到屏东万峦乡的“西方道堂”后山的一株槟榔树，上面刻有“再见66年二月九日钟正芳刘某某”（民国66年为1977年）等字样。警方视此发现为破案希望：虽然刘某某的某某看不清楚是什么字，但只要找出跟钟正芳交往的刘姓男子，不就破案了吗？

然而，“钟正芳”也算是个烂大街的名字，警方又要怎么确认刻字的钟正芳就是命案的钟正芳呢？再者，警方又要怎么确认这份刻字真的是情侣示爱所留？难道不可能是男孩子无聊乱刻的吗？

而且这个理论让钟家人感到困扰，钟正芳整个寒假都在学校补习，顶多春节回外婆家而已，并没有在那年2月9日去过西方道堂；而且警方暗示她“交男友”才惹上杀身之祸，这让保守的家属困扰不已，他们还在消化女儿被人强暴未遂而死这样的惨剧，警方怎么还跳出来说她会交什么男朋友呢？

警方没有注意到这些盲点，极力主张“文中提到2月9日，命案见报是3月，不可能是好事者在之后才去刻的！”

他们像抓住浮木一般紧紧抓住这条线索，投注所有资源，找遍高屏地区所有刘姓男子。

当然，最后全是白费力气，徒增钟家的困扰跟地方上伤人的流言蜚语。

05

调查行入绝岭

钟正芳在春天死去，如今夏天过了，秋天也要走了。警方在媒体上坦承“触礁”，这起命案也将成为悬案，被害者永远得不到公道了吗？

但就在此时，警方宣布了激励人心的大好消息：他们找到一名可疑男子，非常有可能就是杀害钟正芳的嫌犯！众人欢欣鼓舞，胸中的闷气终于可以发泄了。

只不过，嫌犯现身时却让众人感到一阵困惑——这个秃头男，好像跟警方寻找的“长发青年”有很大的差异吧？

听人讲美的人

红颜薄命实在有影

泷观桥已经无人影

更深夜静叫出正芳名

——《泷观桥的呼声》，卢玉林作词，梅家君原唱

1977年11月24日，对钟正芳命案沉寂已久的各大报纸，纷纷刊出了新的报导，表示警方已经锁定一名涉嫌重大的可疑男子，正准备带他来问话。

《中国时报》1977年12月5日报导

不过这名“30多岁、住在台南的黄姓男子”去向不明，为了进一步调查他的嫌疑，警方希望他赶紧到案说明。

经历一番搜查、呼吁出面投案的过程，12月2日，警方终于找到了这名嫌犯——31岁的黄昆亮，并判定他涉嫌重大，符合命案嫌犯多项特征。这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在12月6日见报。为枉死少女义愤填膺、期盼公道的众人，也终于出了一口闷气。

然而，距离警方能够定罪黄昆亮，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首先，他们要厘清目击者看到的“长发男”，为什么变成一位头发稀疏的“秃头男”？

长发抑或秃头，是谁这么残忍？

黄昆亮是怎样的人呢？他的身高是168公分，正好跟冷饮店老板女儿看到的青年一样；他曾经因为多起强暴罪跟妨害风化罪而入狱，被害者有许多14到16岁的女生，是不折不扣的色狼。

他是屏东万丹人，在案发时正好在高雄县大树乡的昌乐戏院前面摆摊卖狗肉、牛肉火锅，与案件有紧密地缘关系。

警方更进一步发现，用来包裹钟正芳遗体的《中华日报》2月17日、24日、25日报纸，日期坐落在这位前科累累的强暴犯家中订阅《中华日报》的期间。

从这些特征跟线索看来，黄昆亮确实很符合警方要找的人，他过去的作案类型也与钟正芳命案相符。

但除了符合的特征，黄昆亮身上也有许多与目击证词矛盾的点，最明显的大概就是他那遮不住的秃头了。

无论是钟正芳同学简静美、冷饮店老板女儿谢雪珠、还是路过泷观桥的六位目击者，众人对可能涉案青年的描述都是“留着长发”，还穿着牛仔裤。

但黄昆亮不仅是个秃子，也极力否认自己有穿牛仔裤的习惯。

《中国时报》1977年12月7日报导照片

“我绝没有做，我可以发誓！”自从涉案被捕以来，黄昆亮就坚决否认自己是强暴跟杀害钟正芳的凶手。

他对自己过往的强暴罪行供认不讳，表示自己之前避不出面，或是朋友描述他听到命案就紧张的状况，是因为他犯过那些前科，很怕再度被卷入。

当然，只是单纯否认，没有人会相信他就是无辜的；不过，只有上述的间接证据，也没办法证明黄昆亮就是凶手。警方还得想办法将黄昆亮与“长发青年”连接起来。

警方继续努力搜查，很快就在黄昆亮家中找到了一顶“披头式”假发，与泷观桥目击者的证词相去不远。黄昆亮也坦承，为了遮自己的秃头，他经常戴这顶假发。这就解决了长发消失之谜。

《联合报》1977年12月6日报导照片

另一个足以定罪黄昆亮的关键证据，就是他左手虎口上的咬痕，警方认为那是钟正芳在挣扎时咬伤黄昆亮所留下的疤，但黄昆亮却称是被老鼠咬的。

到底谁说的是真话？只要一比对钟正芳的齿痕，很快就能揭晓。

06

家属的痛，警方的难

然而，警方很快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如果检警人员要对我女儿开棺验尸，我不会同意。”钟正芳的母亲吴菊英一得知检警要比对齿痕的消息，就立刻出面拒绝。

吴菊英认为当初法医为钟正芳验尸时，已经取得相当多的证据，足以作为办案人员的参考。她与家人都不愿意为了比对黄昆亮手上的齿痕，让爱女尸骨再次出土。

她还认为，虎口经常张合，9个月前留下的齿痕很可能已经变形，比对说不定根本就不会成功。

面对痛失爱女的母亲心情，检警也只能退后三步。然而，钟家人拒绝开棺验尸之举，也很可能让他们错失找到定罪凶嫌关键证据的机会。

被害者家属渴望真相，但也常常被悲痛折磨过度，最后只想追求平静；抑或是受保守观念局限，不愿意干扰死者，但也因此阻碍了调查的步伐。

既然无法比对钟正芳的齿痕，专案小组只好另辟蹊径。法医杨日松检视了黄昆亮手上的伤疤，认定伤痕中有属于人齿上牙的特征，故一定是人齿所留，绝非老鼠。这就证明黄昆亮对自己的伤疤来源说谎，使他的立场更不利了。

钟正芳虽然被强暴未遂，但她的内裤上留下了男性的精液，这也成为关键证物之一。黄昆亮的血型为B型，但根据杨日松的说法，他的精液却属于“非分泌型”，检验出来会呈现“O型”反应，这完全符合在钟正芳身上采集到的嫌犯精液。

此外，黄昆亮的体毛也与钟正芳遗体上遗留的男性体毛做了比对，结果显示两者相似。

虽然没有直接的强力证据，可以百分百证明黄昆亮就是凶手；但他在案发前后的言行举止不仅符合嫌犯特征、有地缘关系，面对调查一再说谎的表现，更加深了他的嫌疑。

以戒严时期的检警调查标准来说，这些证据力已经足够让他上刑场了。

07

无辜？有罪？不平的怨声与调查的不足之处

为了更加确定黄昆亮的嫌疑，警方持续还原黄昆亮在案发时的行踪，发现他戴着假发，在23日当天上午离开投宿的李姓友人家，10点之后就不见踪影，正好紧接钟正芳在冷饮店遇到长发青年的时间。

钟正芳在泷观桥失踪的时间，黄昆亮也没有不在场证明。

加上他对自己行踪的叙述反覆无常，提出的理由又难以服人，种种表现只是令他陷入更困窘的境地。

《中国时报》1977年12月7日报导照片

警方列出21项证据，断定黄昆亮就是强暴杀害钟正芳的凶手，并且排除了有共犯参与的可能，将全案移送高雄地检署起诉。

尽管检方对于警方搜集证据的状况并不满意，认为多数属于环境证据，但还是足以定罪黄昆亮；有了足够多的证据，也累积了大量的民怨，黄昆亮再怎么否认自己涉案，他与死刑的距离仍然不断拉近。

钟正芳遇害一年后，1978年3月17日，是黄昆亮被高雄地方法院受判决的日子，法庭内涌入旁听判决的民众超过千人，彼此推挤，有男子还在过程中被从窗户推进法庭，庭内满是妇女小孩的尖叫声。在一千名民众的瞩目之下，黄昆亮被判处死刑。

他神情激动，奋力挣扎法警的束缚，在人群的尖叫跟喧闹声中被带出法庭。

罪犯被判处极刑，长期关心此案的民众，满腔愤慨终得宣泄。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如此简单结束。

黄昆亮没有放弃挣扎，他在父母支持之下，找了律师上诉，改判无期徒刑，随后又获得减刑为15年有期徒刑。他在1988年6月25日假释出狱，出狱之后还想申请非常上诉，坚称自己的无辜。

不过，逃过一劫的黄昆亮并没有就此低调消失，而是死性不改，1994年因为强暴少女遭到逮捕。

黄昆亮究竟是不是真凶？虽然检警调查出大量不利于他的证据，但却缺乏可以一举定罪的直接证据；除此之外，一审跟二审法院认定的钟正芳死亡日期、犯案第一现场不同，也成为黄昆亮紧抓不放的漏洞之一。

警方展开调查之际认定的“三位青年”，到了抓到黄昆亮后，也瞬间缩水成“一人犯案”。这些警方调查未能厘清的疑点跟模糊地带，让钟正芳命案的真相蒙上了一层阴影。

08

泷观桥已经无人影，但社会上还是充满钟正芳

考量到屏东警方的资源受限，并与同时期案件的搜查程序相比，警方确实已经在钟正芳命案上做到相当认真、详细的调查了。

然而努力仍不能掩饰瑕疵，如果黄昆亮是无辜的，就表示真凶正逍遥法外；如果黄昆亮是真凶，那么调查的不足就成了他得以出狱残害他人的漏洞了。

无论如何，钟正芳命案已经结案，但台湾社会从来就不只有一个钟正芳，也不只有一个黄昆亮。意图诱骗未成年少女少年予以性侵害的成人，从来没有因为刑场多枪毙一个人，或监狱多关10个人而消失过。

被提讯的黄昆亮，《中国时报》1977年12月12日

事实上，在与钟正芳同时期的许多性侵案件从来没有曝光过，被害人碍于保守社会风气，担心“让家族蒙羞”、“觉得自己失去清白”，常常连出面报案都不敢。

许多如同黄昆亮一般的性侵犯流窜在社会上，受到这份“被害人的羞耻”保护，从来不需担心面对制裁。

人们为了少女失去清白跟性命感到激愤，但人们是否有想过，他们对清白所施予的极端同情，常常也成了其他受害少女的压力？被害人已经受到创伤，不需要再承受社会框限出来的耻辱。

这个社会对钟正芳们能够做的，除了积极追缉应该负责的犯罪者外，还有更多的支持跟关怀。希望泷观桥的呼声，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