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李聚奎回忆袁文才、王佐事件

革命创业的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革命者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仅“创业艰难百战多”，有时还可能受到来自队伍内部“左”右倾错误的迫害和错误政策的打击。一九三0年初，永新地区发生的误杀袁文才、王佐同志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袁文才、王佐都曾是井冈山地区的绿林头领一直过着天地人“三不管”的生活。他们以“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为旗帜，出没于茨坪和茅坪等地的高山密林中，共同打击土豪劣绅，抗击官府的进剿，得到了农民的欢迎。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这里以后，了解到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队伍的情况，认为起义部队要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并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把这两支队伍团结过来。因而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召开的“古城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排除了一些人想用武力吃掉袁、王部队的错误主张，作出了从政治上、军事上对这两支队伍进行团结和改造的正确决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志首先亲自会见袁文才(袁在一九二六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向他介绍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指出了革命的光明前途，肯定了袁文才及其部队收于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说明了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建众革命根据地的道理。并送给袁文才部队一百条枪，鼓励他为革命掌握好枪杆子，不断扩大农民武装力量。

毛泽东同志这一诚恳的合作态度，使袁文才受到深刻的教育，消除了原来的疑虑和戒心，他向毛泽东同志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建设好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银元以表示感谢。在工农革命军团结了袁文才以后，毛泽东同志又于一九二八年元月初，派何长工同志来到王佐部队任党代表相继派到王佐部队工作的还有宋任穷、康健、张际春、高静山、蔡协民、谭梓生等党员干部，通过进行新旧对比教育和军事训练，使王佐部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政素质都有明显的提高。王佐也于同年四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袁文才、王佐都参加了边界割据的领导工作为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切都证明了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团结和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留下熟悉井冈山地区地理民情的王佐和他领导的三十二团，配合红五军坚守井冈山，以打破敌人对井冈山地区的第三次“会剿"。这时，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出征(四、五月间私自离队跑回边区)，指挥三十二团的重任落在王佐的身上。在这期间，王佐顾全革命大局，勇挑重担，服从指挥。由于他熟悉地形，因而多次陪同彭德怀同志到我们阵地视察、折异他对我们的工事构筑、兵力部署，以及物资筹备等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受到了红五军厂一大指战员的赞扬。

在红五军撤出井冈山以后，王佐率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同“会剿”的敌人进行两个月的游击战，没有什么大的损失。随后，三十二团改编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团第一营(又称特务营)。

当红五军于一九二九年五月返回井冈山地区时，彭德怀同志在茨坪见到王佐。当王佐谈到他的部队未遭受什么重大损失时，彭德怀同志高兴得连声称好。并经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决定将王佐部编入红五军第五纵队，王佐任纵队副司令员。夏天当红五军挺进粤北开展游击活动时，王佐主动提出随同前往，在几次战斗中都表现不错。

一九二九年八月红五军返回湘鄂赣边区，此后有半年时间我们同袁文才、王佐部队脱离接触，对他们表现如何，不得而知。

一九三O年初，彭德怀同志率领红五军的第三、四纵队从湘鄂赣边区来到永新、安福边界活动.准备攻打安福。这时，我病愈回到驻在永阳镇的红五军军部时，一天下午，彭德怀同志对我说:“今晚部队要出发执行任务，你病刚好，就不要去了。”并令我于第二天带着军部的勤杂人员赶到永新城里去找他们。当晚部队就轻装出发了。

我把军部的马夫、挑夫、伙夫等组织起来，第二天一早直奔永新城。当我带着军部的勤杂人员到达永新城时，就传出话来:“袁、王反水，被红军解决了。”

后来我才知道，酿成这一事件不是一朝一夕的。自从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挺进赣南、闽西以后，湘赣边特委同袁、王部的矛盾就逐渐加深。当时在边特工作的杨克敏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到上海所作的书面报告中，就曾提到此事。他认为: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信仰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称为‘特别党员’

“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的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

杨克敏在《报告》中还认为，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了，因为他们都有一部分群众，且均为当地的人民，而且一冲突起来，工作更不好做。

因此，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出，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究是要暴发的。如果不及时加紧同他们争夺群众，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且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解决上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加以注意才行!

一九二九年湘赣边特委书记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中也认为:王佐部队的“士兵成分纯是王佐的老弟兄”，袁文才部队的“士兵成分完全是老袁的老弟兄”，所以我们插足不进。

因此，邓乾元在《报告》中提出，土匪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凉有三策:第一策是调开此地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全为下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已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则好，不能行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

边界特委关于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八月边界情况的一个报告也说，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征象，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

以上可见，边界地方党委个别人早就对袁、王二人深恶痛绝，埋下杀机。

一九三0年二月湘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研究攻打吉安为名，通知边界各县土要负责人带领本县武装到永新城集中，袁、王接到通知后，于二月下旬带领部队开进了永新城。特委书记朱昌偕把袁、王及其部队安顿好以后，就把他们的住处绘成草图，连夜来到红五军军部，向彭德怀等同志报告，说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城边界县联席会议土，强迫特委把边界地方武装为他们改编统帅。说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在桌子上一摆，气势汹汹，如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有将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因此，要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彭德怀同志听了上述的报告后提出一些疑问，认为袁、王的问题“不致如此严重”。并再三询问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朱昌偕说，这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后挑起的。因为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所通过的决议中，有关于歼除上匪的首领这一条。当时，红四军前委在讨论“六大”决议时，曾将这一条删掉，但后来袁文才还是得知了决议的全部内容，就告诉了王佐，并说共产党是不会相信他们的。王佐非常听袁文才的话，所以，袁、王要叛变是由来已久的。这时，随同朱昌1皆一块来反映情况的还有边界特委的另一名委员，他也随声附和说袁、王确实要叛变。按照当时的规定，主力红军凡到一地，须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红五军军委召开了临时会议，经集体讨论决定接受边界特委的要求，令第四纵队随朱昌偕来到永新城。

第二天拂晓前，部队分头包围了袁、王的住地，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的房间，袁文才来不及动作，就被朱举枪打死在床上。

王佐听到了枪声，带着他的勤务兵冲出了包围，跑到东门外。当他涉水过禾河时，由于不会游泳，终于沉入河底，几天后，尸体在下游浮出水面。

在“解决”袁文才、王佐并改编他们的部队以后，湘赣特委对于袁、王在井冈山上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刚刚成立的红六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山进行“搜索”。当时这一任务，由纵队党代表刘作述亲自交给了我们第四大队(那时我已到红六军，任四大队大队长)。我于四月初带领四大队到茅坪一带，到处寻找袁、王余部的行踪，并派战士化装进行侦察，结果都一无所获。但是，在几天的“搜索”中却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袁、王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袁、王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向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上哪里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俺们不知道，俺们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袁、王的部队是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的。他们自身可能在组织纪律性上存在某些问题，同湘赣特委某些领导人也可能发生过矛盾，但说袁、王要叛变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充其量不过是内部矛盾而已。而湘赣特委的一些领导人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有峡点错误的同志，直至不惜残酷地杀害他们，显然是极为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