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 “诗言志”新论

中国诗歌精神的密码就在一句话里：“诗言志”。朱自清先生曾称之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的纲领”，但我觉得还不限于此，这应该是诗歌的最高标准和黄金律令。

“诗言志”在很多古代典籍中都有记载，“诗以言志”（《左传》 ）、“诗以道志”（《庄子》）、“诗言是，其志也”（《荀子》）、“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尚书》）、“诗，言其志也”（《礼记》）、“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可见，在先秦前后，“诗言志”已成为诗歌共识。

那么，如何理解“志”？许慎《说文解字》曰：“志，意也。从心，之声”，志可以理解为意愿、意向、意义、思想等等意思，总之，属于精神性范畴。也有把情志即情感和思想统一起来理解的，唐孔颖达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我以为，相对而言，情是个人性的，志就包含他者及社会的视角。情是个人发动，志就有指向，有针对性，需要对象，需要协调，需要方向，还需要接纳。“志”更具公共性因素。所以，我觉得“诗言志”，可以理解为表达情怀、理想和志向，倡导某种价值，弘扬某种精神。

“诗言志”，诗来源于情感，但应该超越于一般情感。超越，建立在情感之基础上，本身就包含了情感元素。诗是文字的最高形式，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情感抒发情绪宣泄，诗应该有更高的使命，那就是“诗言志”。这就像郭店楚简里称：“道始于情”，我觉得不言自明的应该还有一个判断，那就是：道高于情，或道超越情。“诗言志”长期被看作儒家过于重视教化功能的僵化思维结论，就像“尊道守礼”一度被认为与人情世故的日常生活方式相对立一样，其实，“道”和“礼”本身就是建立于生活实践基础之上的。

因此，我们可以如此论断：诗缘情是诗之基础，诗言志才是诗之超越，或者说诗之要求，诗之标准。“道始于情”“道生于情”，精神的源头其实是情感。情感不加控制，就流于欲望本能；情感经过疏导，就可能上升为“道”或者“理”，并可能最终转化为精神。因此，唯有“诗言志”，诗歌才能成为精神的传道者和弘扬者，成为精神性的来源，并具有繁衍能量和升华能力。

屈原的《离骚》最能体现这种高贵而昂扬的诗歌精神，诗人从自己的出身、姓名以及爱好谈起，“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忧国忧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自我发现自我确证自我肯定，并不断修行：“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表达自己坚定的意志和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通过《离骚》等诗歌，最终呈现出一种理想人格的典范，体现了诗歌精神的力量，实现了“诗言志”的真正价值。

　　作者：李少君 《诗刊》主编

　　编辑：陈韶旭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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