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定挪用资金罪？

　挪用资金罪，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该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资金的使用收益权，对象则是本单位的资金；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主观方面只能出于故意。因此，在认定挪用资金罪时，应当从以上四个构成要件来判断。

基本案情

A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戚某云；B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贾某海。二公司于2001年6月13日共同成立C有限公司，戚某云任董事长，聘用贾某海为董事、总经理。该公司又于2001年11月30日与美国GOI公司合资成立D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戚某云，由贾某海任公司总经理。2001年5月21日B公司与官房公司签订了一份由B公司为福源小区安装3、4、5、6组团车库门的安装合同，包括门体、配件及驱动系统、配套停电开启装置，电动开启的还包括遥控器两只。合同签订后，B公司安装了3、4组团的车库门，结算后扣除26900元的工程质保金后，官房公司将货款支付给了B公司。5、6组团的车库门由D有限公司用C公司生产的门板、B公司提供的电机、配件及驱动系统、配套停电开启装置进行安装，共计131套。D有限公司与官房公司结算后，官房公司将5、6组团的安装费、门板费共计160000元，支付给了D有限公司。剩余78.32万元认为与D有限公司无关，故尚未支付。2002年8月3日B公司、D有限公司共同起诉官房公司，要求赔偿货款78.32万元、质保金26900元。法院审理后，判处由官房公司赔偿给D有限公司78.32万元，赔偿B公司26900元。判决宣判后，在上诉期间B公司、D有限公司、官房公司于2003年6月6日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该协议除约定了还款时间外，还约定赔款可以分别支付，也可以统一支付给B公司、D有限公司中的任何一家。之后B公司开具发票收取了78.32万元。

法院判决

被告人贾某海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从犯罪主体来分析：庭审中公诉人出示的2002年12月12日《董事会会议记录》、《董事会决议（一）》、《董事会决议（四）》、随案移交的盖章登记本等证据，证实2002年12月12日C公司已经召开会议，戚某云作为C公司董事长和D有限公司董事长宣布罢免了贾某海的董事、总经理职务，并且第二天向全体职工进行公布，之后，D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多次重申确认自2002年12月12日起被告人贾某海已经不是D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总经理，且自该日起不再发放被告人的工资、不得报销任何费用。同时委派和任命了新的D有限公司董事和总经理履行职务。至于D有限公司之后一直未召开董事会，这并不能证明贾某海实际上就一直是总经理及董事。因此被告人贾某海不能成为本案挪用资金罪的主体，他在B公司向官房公司收取款项时已经不是D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了，其作为B公司的法定代理人，开具B公司的销售发票，将款项收到B公司，其收款行为代表B公司。指控贾某海在2003年仍是D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并利用这个职务的便利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2）从犯罪的主观方面来看，无论是被告人贾某海自己的当庭陈述还是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都证实了其主观方面认为该笔资金的所有权应该属于B公司，并且直接开具B公司销售发票将款项从官房公司收到B公司账上。这种行为从主观上应是将78.32万元的所有权收归B公司，而非对所有权的占有。
（3）从犯罪的客观方面来讲，被告人贾某海也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D有限公司的款项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即贾某海是以B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开具B公司的发票向官房公司收取的款项，该款项直接进人B公司的账户，而该公司是由四个自然人股东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而非贾某海的私人企业。款项进人B公司的账上，其所有权就归属于B公司，B公司的收款行为不能认定为贾某海的个人行为，也不能将B公司的正常用款行为认定为归个人使用。
（4）从犯罪对象来讲：
1）B公司与官房公司于2001年5月21日签订了《福源小区3、4、5、6组团的车库门安装合同书》，该合同从法律关系来讲，属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合同至今未进行过变更，也未进行过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这是客观事实，作为买卖合同中出卖人的权利是收取合同价款。具体到本案，既然合同的卖方是B公司，合同履行完毕后合同的所有权利都应当属于B公司，合同中的货款当然属于B公司所有，这是合同法所赋予卖方的权利，也是合同中卖方的权利。至于门体是谁具体供应的，安装是谁负责的，这并不能成为取得合同权利的依据。本案中，产生争议的是福源小区5、6组团的货款，5、6组团的车库门由D有限公司用C公司生产的门板、B公司提供的电机、配件及驱动系统、配套停电开启装置进行安装，共计131套。D有限公司与官房公司结算后，官房公司已将5、6组团的安装费、门板费共计160000元，支付给了D有限公司。而其他的包括电动机、五金配件等产品全部是使用B公司库存的商品安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D有限公司无权取得其余销售货款。
2）由于D有限公司没有131套吉力电动机、五金配件和遥控器用于福源小区5、6组团电动车库门的安装，但又有安装了131套吉力电动机、五金配件机及遥控器的客观事实，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些商品来源于B公司的库存。这也就印证了贾某海及多位证人所讲的，D有限公司没有库存，所以不能开具发票，也就不能去向官房公司收款的事实。
3）几个公司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是2001年4月17日B公司与云南白药集团天汇经贸有限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该协议仅代表双方合作意向，且已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所否定，也不具有证据的效力。本案涉及的B公司、C公司、D有限公司分别是独立的法人公司，各有各的账，而且D有限公司除法律规定的账外，还设有普账，用于三家公司没有发票业务和现金的处理，B公司的账上既有该公司的款项，也有C公司、D有限公司的款项，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方至今未能理清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正如三方会计所陈述的，开哪一家的发票款项进人哪一家，而且对应收款也不挂账，等开出发票收回款项后才做账，本案中的应收货款合同及履行产生于三方分账之前，而收款又在分账之后，从财务上无法区分开来。因此在三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并未结算清楚，本案中的78.32万元货款归属在三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就认定贾某海挪用资金显然不妥。
由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处所做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理由如下：
（1）程序方面，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已于2007年10月1日废止，但本案中所用鉴定结论作出时间在此之前，故法院之分析仍用旧法条）第二十一条，“同一司法鉴定事项应由两名以上司法鉴定人进行”，但该鉴定只有一名鉴定人签字，表明鉴定人仅有一名。又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试行）》第二十二条：“司法鉴定结论应当由本机构内具有本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司法鉴定人复核。”但该鉴定复核人未出示该资格证书。
（2）鉴定人在向法庭陈述时首先讲到一个会计的基本原则即有收入必有成本，收入与成本相匹配，这也是司法会计鉴定中需要遵守的基本准则。但司法会计鉴定报告并没有对B公司、D有限公司的成本进行鉴定，因为检材中B公司没有库存，就认定78.32万元不属于B公司所有，而属于D有限公司所有，因此该鉴定显然违反了会计的基本原则。
（3）鉴定人明确表示，78.32万元的福源小区5、6组团车库门尾款归属于D有限公司的结论的唯一依据就是盘龙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而相关证据证实该案宣判后在上诉期间，当事人之间已达成庭外调解协议后撤回上诉。所以该案最终是庭外调解的结果，而不是法院意志的结果。该判决不能作为认定78.32万元货款所有权归属的直接证据。
（4）鉴定报告中所依据的检材资料仅有B公司2003年、2004年的电脑财务账，而本案中涉及的福源小区的买卖合同在2002年6月前已经验收完毕并办理了结算手续。辩护人当庭出示的新力公司2001年、2002年的财务凭证、账册等资料，鉴定人当庭表示未见过，鉴定所依据的材料不完整。
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B公司的合同权利是否转到了云南吉力门业公司的名下，同时也不能证明78.32万元属于D有限公司。辩护人当庭提交的第七组至第十四组证据，客观上反映了B公司为履行福源小区合同而从国外、国内购进车库门板、电机、五金配件等原材料的情况以及B公司对于福源小区销售合同履行情况的财务记录情况。
综上，由于被告人贾某海的行为不符合挪用资金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本案指控证据司法鉴定报告存在重大瑕疵，且三个法人之间在经济交往过程中，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还有待用相关的民事法律予以处理及确认，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贾某海犯挪用资金罪的事实和罪名不成立，本院不予确认。被告人贾某海自行辩称及辩护人所提的辩护意见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