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瑞峰：论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及生成原因

肖瑞峰，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宋韵文化是近期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正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向前推进，学者从不同视角定义宋韵文化，而歧见纷出，莫衷一是。其实，与其纠缠于文字概念的诠释，莫若直接探讨其精神特质。给予宋韵文化准确的界说，厘清其内涵与外延，进而形成普遍认可的定义，固然是宋韵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当务之急还是尽可能完整而深入地揭示宋韵文化的精神内核，以裨助当下如火如荼的文化建设。

“宋韵”常与“唐风”一起合称为“唐风宋韵”，此词组当属互文见义，颠倒其序说成“唐韵宋风”亦未尝不可。毫无疑问，唐文化与宋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范型但同样影响深远。“宋韵”能在“唐风”之后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既是因为国家形势与政治格局天翻地覆的变化促致文化衍化出新的风貌，也是因为文化本身具有与时俱进的活力与张力，更是因为宋代文人极富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始终怀有“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力图在文化领域与唐代文人争雄。黄庭坚《以右军书数种赠邱十四》中的“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一句恰好袒露了宋代文人倾力从事文化创造的主观动因。下面拟对宋韵文化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考察，从学理上揭示其精神特质及生成原因。

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

对“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这个问题，一个业已形成的共识是，文化活动的主体是人，缔造并持续推动宋韵文化发展的主体是富于创新精神和担当意识的宋代文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实际上是由宋代文人的精神特质交汇熔铸而成的。经过不断筛选、淘汰、淬炼、糅合、提升凝聚而成的精神特质，是与宋代文人群体中的精英阶层整体呈现的精神风貌相通的，甚至是重合的。从这一视角考察，举其荦荦大端，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或许可以梳理为以下6点：

1.厚植于心田的家国情怀与民本观念

自然，家国情怀是历代华夏儿女递相传承的生命基因，而不是宋人独有的禀赋，但宋人的家国情怀却似比前人更为深挚与浓烈，这是因为宋人面对的国家安全形势的严峻程度要远远超过前代。北宋时期，国家领土已被周边少数民族国家不断蚕食，毋论如盛唐时期般以威压诸邻的气势开疆拓土，即便捍卫既有的疆域也愈加力不从心。宋辽“澶渊之盟”的签订标志着北宋王朝开始一步步滑向丧权辱国的不归之路。盛唐诗人常抨击唐玄宗穷兵黩武的政策，杜甫《兵车行》便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而宋代诗人根本就没有如此发声的机会，他们熟视的是“澶渊之盟”后边防空虚、百姓惶恐的冰冷现实，“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欧阳修聚焦的不仅是边民们的怵惕心理，也折射出忧怀国事的士大夫的共同焦虑。外患、内忧相交，传统与现实激荡，发酵出文人士大夫格外强烈的家国情怀。

北宋还是相对承平的时期，待得北宋政权沦于异族之手，宋室南渡，偏安于江南一隅，士大夫们更是产生天崩地陷之感，家国意识也得到进一步强化。历史上，江山易主、朝代更迭本是习见的事情，但汉魏嬗替、唐宋轮回都只是本民族内部的纷争与倾轧，而宋朝沦亡则不同。北宋为金所侵，南宋为元所灭，异族凭借金戈铁马入主中原使自视为华夏正统的宋人倍感屈辱，也使宋代文学中平添了前代罕见的“亡国”之悲和“遗民”之恨。“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锥心疼痛。风雨飘摇的社稷江山和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使宋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变得清晰又坚定，达到了前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时代高度。千古流传的“岳母刺字”的故事就发生在宋代，当此金瓯破碎、国势危殆之际，“精忠报国”已成为宋代各阶层民众沛然不可御的渴求。同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不朽诗句，没有大厦将倾的现实危机与挽狂澜于既倒的“精忠报国”之志的双重催化，也不可能如此撼人心魄。这是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生态的产物，也是宋韵文化弥足珍贵的元素。

强国愿景与报国情怀是宋代诗词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循环往复而又不断变奏的主旋律之一。屈原是我国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且不论屈原时代与宋代的“爱国”在内涵上的区别，无法否认的文学史实是，屈原的爱国诗歌当时只是如空谷足音般孤独的存在，而宋代爱国诗歌已汇成浩浩洪流。就中，陆游的爱国诗词脍炙人口。读陆游诗最打动读者的，与其说是意象的美感效应，不如说是回荡其间的炽烈如火的爱国主义激情。《剑南诗稿》中多记梦诗，仅题目明确标示“记梦”二字的就达184首。钱锺书《宋诗选注》评曰：“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在畏敌如虎的投降派占据主导地位的局势下，诗人驱逐金兵、收复中原的报国壮志难以实现，只能在梦境中自由卷舒。在陆游的记梦诗中，梦不是无意识和无意义的，而是其家国情怀的艺术显影，承载着浇灌理想之花、慰藉失志之痛的使命，即使在大限将至、生命垂危之际，陆游依旧对恢复大业魂牵梦萦。《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一诗写道：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深夜风雨交加，牵引、幻化出的是诗人披坚执锐、扫荡敌寇的壮阔梦境，可知其报国之志老而弥笃、生死不渝。以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宋代爱国作家的家国情怀已厚植于心田，浸润骨髓，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心忧社稷、情系家国，将个人安危荣辱置之度外。范仲淹《岳阳楼记》有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只是范仲淹的自我写照，也可视为宋代以国事为重的文人士大夫共有的精神风貌的高度概括。

与家国情怀和谐相融的则是民本观念，二者如桴鼓相应，是宋韵文化的精髓部分。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秉持与倡导的民本观念在宋人这里得到了学理层面的深入阐释。南宋理学家吕祖谦等人从中引申出“勤政为民，加惠百姓”的爱民思想和“取民有制，富民强国”的裕民思想，赋予传统的民本观念更深刻、具体的内涵。不仅如此，民本观念还在宋代文学中留下了较前代更丰富的显影：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范仲淹《江上渔者》）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张俞《蚕妇》）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梅尧臣《陶者》）

将镜头对准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为他们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鸣不平。难得的是，作者不仅表达了对笔下人物的同情和悲悯，还设身处地悬想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屋无片瓦，随时可能被浊浪吞噬的艰难处境，并努力揭示造成这种处境的现实原因。如果说身为显宦的范仲淹还停留在敦请读者关注与思考这一相对浅表的层次的话，那么张俞和梅尧臣则已将笔触伸向纵深处，有相当深入的思考。一边是丰衣足食、心安理得的不劳而获者，一边是鹑衣百结、生计困顿的劳而不获者，在二者的相互映照中，阶层分化与对立昭然若揭。同样是揭露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宋人作品却不同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直指其弊，而婉曲其辞、深微其旨，追求点到为止、发人深省的理致美。可以看到，宋代文学对民本观念的表现更加雅驯，而雅驯也正是宋韵文化的特征之一。

2.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悲愤色彩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一儒家的经典教条给宋韵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就立国形势及走向而言，可以说宋朝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天下大势分为南北”，不仅是对南北朝政治格局与文化地理的概括，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宋朝。宋代疆域比汉唐旧境要狭隘得多且从来就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处于政治对峙状态的“南北朝时期”。宋太宗剿灭南唐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感慨，似不乏一统疆土的雄心，但这一雄心在儿孙手里被击为齑粉。北宋时有辽国强兵压境，非但没有恢复汉唐疆域，而且碍于实力不得不割地求和。南宋时更是尽失北方疆土，再度上演“晋室南渡”的悲剧，偏安江左。南宋面对金国这一颠覆北宋政权、掳去徽钦二帝的劲敌，步步退让，先后签订“绍兴和议”“隆兴和议”以求自保。在这种势态下萌发并演进的宋韵文化必然与忧患意识结下不解之缘。

忧患意识如水银泻地般渗透在宋代文学作品中。许多不甘沉沦、志在振兴的作家感愤于文恬武嬉的现实，旗帜鲜明地指斥“逸乐”而倡言“忧劳”，试图把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传导至读者的血脉中。集官员、学者、作家于一身的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是其中的显例。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有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王安石《金陵怀古》有云：“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一文一诗映射出有志有识的士大夫阶层无所不在、无时不存的忧患心理。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则从相对微观的视角阐述了“忧戚”对人生进步的意义：“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这一论断后来演变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警世名言。对“忧患”“忧劳”“忧戚”强调到如此地步，是有过于前贤的。即使在北宋承平时期，忧患意识也始终存于文人的日常行为中。晏殊《浣溪沙》写道：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有“太平宰相”之称，在他执政期间，国家内外相对安宁，并无大的动荡发生，他的诗词作品也示人以流连于舞榭歌台、悠游岁月、醉心声色的表象，但楔入深处不难发现植根于忧患意识的心灵颤音。“一曲新词酒一杯”展示的是“对酒当歌”的情景，抒情主人公似乎十分陶醉于宴饮涵咏之乐，但“去年天气旧亭台”托出一种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的怀旧伤逝之感，表明正在以歌侑酒的作者并没有忘情。“夕阳西下几时回”更借一句怅问，将无可名状的忧思宣泄在字里行间。不仅是对时光匆匆流逝的惋惜，慨叹昔日与伊人同乐的情景已一去不返，还寄寓了对宋王朝日薄西山衰颓国势的隐忧。篇末写曲终人散，作者独自徘徊香径，若有万千心事，把“无可奈何”的感喟衍化为寂寞自怜的画面。这类作品可以说是始于欢乐而终于忧患，或者说欢乐其表而忧患其里。

用“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来形容南北宋嬗替之际的社会氛围或许夸大了些，但宋韵文化以忧患意识为底色是不争的事实，而忧患意识的注入与累积，又不期然而然地给宋代文学，尤其是南宋文学抹上了一层悲愤的色彩。诚然，宋代文学的色调是极其丰富的，但“悲愤”是其中最具有视觉冲击力、最撼人心魄的一种。且看陆游的《书愤（五首）》其一：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颔联追怀从军边塞的经历，不为炫示昔日的荣光，而意在凸现因朝廷畏战、止战而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颈联以“塞上长城”的自我期许与“镜中衰鬓”的现实显影相比照，在二者强烈的反差中吁出一腔忠愤，令人想见作者的扼腕长叹之态。尾联赞扬诸葛亮锐意北伐，后人难以比肩，讽刺南宋小朝廷但求偏安、不思恢复之意也溢于言表。这是《书愤（五首）》中作为陆游代表作被经常征引的一篇，其实另外四篇同样以悲愤定调。如其二有云：“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其三有云：“清汴逶迤贯旧京，宫墙春草几番生。剖心莫写孤臣愤，抉眼终看此虏平。”其四有云：“白发萧萧卧泽中，秪凭天地鉴孤忠。厄穷苏武餐毡久，忧愤张巡嚼齿空。”其五有云：“镜里流年两鬓残，寸心自许尚如丹。衰迟罢试戎衣窄，悲愤犹争宝剑寒。”遣词造句或不如其一精警，题旨及基调却毫无二致。

陆游如此，与他约略同时或稍有前后的岳飞、陈亮、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等人亦复如此。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陈亮《水调歌头》：“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辛弃疾《水龙吟》：“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张元干《贺新郎》：“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这些脍炙人口的词句有壮烈，有愤怒，也有悲怆，如加以概括，“悲愤”一词最为贴切。难能可贵的是，悲愤而不流于哀婉、颓唐、消沉，从中可以触摸到一种可以名之曰“壮烈”的东西，这正是宋韵文化的独特韵味。

3.经世致用、留名青史的历史使命感

作为宋韵文化的创造主体，宋代文人大多怀有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渴望建功立业、名垂史册，为后人开启法门、树立典型。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丹心照汗青”，这种舍生取义、流芳千古的价值观正与其历史使命感相互联系、彼此依托。后人所不胜推崇的张载的“横渠四句”揭示了宋代文人肩负的历史使命的深刻内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世称“横渠先生”，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此语不见于《张子全书》，而出自清人黄百家为其父黄宗羲《宋元学案·横渠学案》所加按语：“百家谨案：先生少喜谈兵，本跅弛豪纵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幡然知性命之求，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继切磋于二程子，得归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自重如此。”其实，“自任自重”的又岂止是张载？毫不夸张地说，宋代所有正道直行的文人士大夫莫不自任自重，以上下求索、起衰济溺作为毕生使命。

今人对宋代的理学与道学或有訾议，但对宋代学术的全面进步与提升是一致肯定的。其中引人瞩目的一点是，宋代学术思想中增添了经世致用的内容。南宋硕儒吕祖谦开创浙学，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继之有陈亮的永康之学、叶适的永嘉之学，皆注重事功，主张义利并举，这是浙江精神的源头之一。陈亮对“事功之学”进行了透辟的阐发，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指摘理学家空谈“道德性命”，严重脱离事功，不切实用。他所创立的“永康学派”以“经世济民”为思想核心，其多次与朱熹进行“王霸义利之辩”，力纠理学之空疏。从总体上说，宋韵文化具有务实、尚用的特点。这种务实、尚用、义利并举、不耻言利的特点，由宋真宗的《劝学篇》可见一斑：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劝学篇”古已有之，被后人奉为经典而不断征引的是《荀子·劝学》，其中颇多名言警句，如“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是哲理性的劝谕，从宽泛的意义上阐明勤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十分抽象。唐人颜真卿的《劝学》也是采用抽象的笔法言说道理，是近乎概念化的演绎：“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宋真宗此诗则不同，不仅用笔生动活泼、具体而微，更重要的是它摈弃了抽象的哲理，赤裸裸地以美食、华屋诱惑年轻学子：只要勤学，何愁得不到“千钟粟”“黄金屋”和“颜如玉”？即何愁不能跻身于荣华富贵者的行列？从实用主义视角如此“劝学”，与荀子、颜真卿等前贤取径不同且趣尚有别。帝王无所忌惮地诱之以利而非晓之以理，从侧面反映了宋韵文化务实、尚用、不玄虚、不空泛的特点。

宋人经世致用、名垂青史的历史使命感常与捍卫真理、守望理想的殉道精神相伴。为达成拯危济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他们往往将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不惜招致误解、诽谤、攻讦、贬谪乃至身陷囹圄，毅然实施改革弊政和刷新朝政的宏图大业。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王安石实施“熙宁变法”，事先都已预料到遭遇不测风险的可能，却义无反顾投身其中。如果没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殉道精神，是不会以身犯险的，纵然一时冲动冒进，也会权衡利害后中途退却，及时止损。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拗相公”，就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执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类斩钉截铁的大无畏宣言，足以见出王安石的坚定执着，也折射出他一往无前、九死未悔的殉道精神。

4.善于洞见生活真相与人生哲理的思考能力

宋代文人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理解比前人更为深刻，践行也更为切实，他们既善于观察，又善于思考，往往能透过生活表象洞见事物本质，并从中提炼出充满哲学意味的感悟，形诸笔墨。宋韵文化是一种具有哲学倾向和思辨色彩的文化，其载体之一便是唐代虽已发轫却直到宋代才大放异彩的哲理诗。

哲理诗是文人在“心与物会”后一瞬间的感悟，通常以七绝或七律的形式呈现，将“诗”的意境与“理”的妙趣糅为一体。从哲理诗中可见宋代文人思考之深刻、通透与精微，而这又对宋韵文化起到了思想赋能的作用。自然，在诗中寄寓哲理并非始于宋人。南朝诗人王籍的《入若耶溪》有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其中蕴含着相反相成的艺术辩证法。唐代诗人刘禹锡作品中的哲理成分更是早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诸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都是闪耀着哲学光芒的隽永诗句。但这在当时只是相对孤立的存在，并没有形成频繁出现的文学或文化现象。尤其是王籍，或许仅仅是发现并描写了一种可以印证辩证法原理的自然景象，并无借以阐发哲学思想的主观意图，只是“无心插柳”，而宋代的哲理诗则是“有心栽花”且是可持续的群体行为。就中，苏轼堪称对生活哲理洞察最深、揭示最多的诗人，当然也是最能映现宋代哲理诗风貌的诗人。他的《题西林壁》家喻户晓：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只有不断转换视角、调整焦距，才能看清庐山变化多姿的真实面貌，这是苏轼登临庐山后的感受与认知，但诗人本意并不是就山论山，而是借此发端，揭示一个更具普遍性和启发性的哲理：位置决定视野与认知高度，人们因为所处位置不同、着眼角度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存在片面性，尽管不失其真，却容易误把树木视为森林、局部当成整体，要获得对事物真相与全貌的准确把握，就必须跳脱狭隘的视角，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对事物作面面观。正因为善于全面、辩证地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苏轼对人生的认识高度远远超拔于常人，显示出深谙人生哲理的通透与旷达。如果说《和子由渑池怀旧》中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云云，还只是一种融入了哲思的感喟的话，那么《定风波》则显露了他通晓人生哲理和生活奥秘后形成的旷达胸襟：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借“途中遇雨”的经历，抒发胸襟怀抱，用笔轻松中透着诙谐，展现了作者豪放通达的人生态度。人生不可能一直是顺境，一如自然界不可能总是丽日晴空，只有不让外部环境的变化扰乱自己的心境，保持固有的乐观态度，才能在面对风雨侵袭时始终从容镇定，怡然自得。苏轼的这类哲理诗，有别于理学家纯由理念加以推衍的笔法，而是由生活实感触发，所包含的哲理与生活本身水乳交融。

不独是苏轼，宋代文坛的知名作家几乎都曾染指哲理诗的创作，习于用诗的形式表达自己从生活现象中抽绎出的哲学思考，如：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髙层。（王安石《登飞来峰》）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陆游《游山西村》）

登高望远，是前代诗人一再表现的题材，通常往两个方向拓展，要么思乡，要么励志，而以励志者更多。如王之涣《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杜甫《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王安石此诗虽然也有励志的成分与指向，主旨却在阐发自己登临峰顶后的哲学感悟：只有置身于“最高层”，才能无惧浮云遮挡视线，将绝美风光一览无余。此诗因增加了哲理元素而比一般的励志之作站位更高。陆游寄寓在诗中的哲理则藉“山重水复”二句豁然轩露：路疑无而实有，景似绝而复出。当前方扑朔迷离、莫辨所以时，只要锲而不舍、锐意前行，便会抵达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新境界。诗中蕴涵的生活哲理同样是丰富的、具有普泛的启迪意义的。

5.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

宋代的文化政策相对宽松，虽然未能尽免文字狱，处分却远较后代为轻。宋代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是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政而遭遇的“乌台诗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弹劾苏轼时本想置其于死地，最终的处罚结果却只是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史，不但性命无虞，而且依然身在官籍。像清代诗人那样，由于不慎在诗中使用了“明”“清”等敏感字眼便被送上断头台的极度恐怖事件，在宋代是很难想象的。宋朝的历代帝王虽然并不全都“宅心仁厚”，但大多厚待文人，对文人采取优渥政策，以此为政治基础，宋代文化界弥漾着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

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对苏轼的应试之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大为称赏，但其中引用的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以欧阳修之渊博，亦不明其出处。当他以座主身份屈尊向苏轼讨教时，苏轼竟然答以“何须出处”，但欧阳修并没有因这位才思不羁的门生杜撰典故而羞恼，反倒愈发佩服他的机敏应变能力，坚定了拔擢他的决心。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书》中坦白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又说：“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这既显示了欧阳修提携与奖掖后进的长者风范，也体现了他不求全责备的多元包容态度。

诚然，在有宋一代，以构陷为能事或习于落井下石的小人也史不绝书，但许多正直耿介的文人士大夫，却以秉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为人生准则，相互尊重，彼此包容。他们会因政治观点歧异而面折庭争，甚至拍案大怒，却不会无中生有地给对方罗织罪名，必欲除之而后快。熙宁变法时，王安石与司马光政见不同、立场迥异，给人以形同寇仇、不共戴天的印象。其实，两人私交甚笃，绝不存在个人恩怨的意气之争。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明言他与司马光“道”同而“术”异。司马光也说过类似的话：“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当王安石被诬为“奸邪”之徒百口莫辩时，作为最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司马光反倒出面为他辩白：“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指出王安石之失在于不明事理、过于执拗，而与人品无关。显然，他并不赞同对王安石的诋毁。在其他场合他还充分肯定地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这是一种君子之风——我不赞同你的政见，但我尊重你的人格。

王安石与苏轼的交谊也可作为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君子之风的佐证。苏轼讽刺新法的主要矛头便指向王安石，王安石自是心知肚明，然而当苏轼被弹劾而身陷囹圄时，王安石却上书为苏轼说情：“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轼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也并未全盘否定，当其中的合理因素在王安石下野后被摈弃时，苏轼又转过来回护王安石及新法。两人并没有因过往的思想交锋和言论碰撞发生龃龉。苏轼贬居黄州4年后路过江宁，专门去拜访退隐于钟山之麓的王安石。二人胸无芥蒂地同游金陵胜迹，纵论文章学术，尽欢而散。

6.超迈前贤的文化底蕴、艺术修养及雅致的生活趣尚

若论文化艺术修养的全面与深厚，宋代文人与前贤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与宋代文化的高度繁荣局面是紧密联系的。宋人对本朝文运之隆、文物之盛不无自负。史尧弼在《策问》中强调：“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也指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近现代史学界对宋代文化的评价则有逐渐提高的趋向。陈寅恪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承其余绪，认为宋代文化业已登峰造极的学者比比皆是。邓小南教授的评价未用“造极”之语，却同样予以揄扬：“宋代不是中国历史上国势最为强盛的时期，却是文明发展的昌盛时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宋代文人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得以超越前人，而生活趣尚也追求雅致，乃至有学者认为宋韵文化虽不能与雅文化画等号，雅文化却是宋韵文化的重要气质。

宋代帝王的文化艺术修养似乎比唐代帝王略胜一筹。以两朝帝王中最有艺术风范的唐玄宗与宋徽宗相比较，《旧唐书·本纪》称唐玄宗李隆基“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其书法萧散洒落，丰厚腴美，风格出“二王”之间。他擅长作曲，相传谱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春光好》《秋风高》等百余首乐曲且能演奏琵琶、二胡、笛子、羯鼓多种乐器。但宋徽宗赵佶的艺术成就似乎更高，历史影响也更大。他不仅通音律，擅绘画，而且在书法上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瘦金体”，与其所画工笔重彩相映成趣。他组织编撰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是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珍贵史籍。他提倡诗、书、画、印相结合，创作时常将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为画面的一部分，这也为后代艺术家提供了范式，影响极其深远，唐玄宗当瞠乎其后。

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艺术修养也冠绝前人，至少较前人未遑多让。除了工于诗词文赋外，他们大多通晓琴棋书画，在艺术领域如鱼得水。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其由来是“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司马光以史学家、政治家名世，但他对文化的贡献不只是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也不只是精研经学，与同时的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张载被朱熹合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他在诗文、书画创作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司马光从不以文学自矜，自谦“至于属文，实非所长”，但他以真学问、真性情融入诗文，亦独具特色。其书法博采众家之长，将秦篆之圆劲、汉隶之凝重、晋人之蕴藉、唐楷之刚健熔于一炉，在宋人书法中自成一家。至若苏轼，更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巅峰人物，鲜有能望其项背者。

宋代文人注重生活品质的锻造与提升，刻意孕育培植雅致的韵味。苏轼在《於潜僧绿筠轩》一诗中声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因为“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生活品位高雅若此。唐人与宋人同样娴于茶道，但宋人却有更多的发挥和创造：将唐代工艺相对简单的“煮茶”“煎茶”演绎为工艺相对复杂的“点茶”“斗茶”（蔡襄所著《茶录》对此有详细的记载与描述），由“斗茶”又衍生出“茶令”。茶令的首创者为南北宋之交的女词人李清照，她与丈夫赵明诚以行茶令为闺房之乐，较之前代的“张敞画眉”平添了几多雅趣。

宋韵文化精神特质的生成原因

宋韵文化上述精神特质是相互依托、相互支撑、相互交融、相互生发的。自然，在某一位具体的文人身上，未必能体现出宋韵文化的所有精神特质，但将宋代文人作为一个群体进行抽象与归纳，却可以把众多文化碎片汇聚整合为以上六端，大致囊括宋韵文化的精髓。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是如何生成的。窃以为，生成原因同样是多元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诸端：

1.“积贫”“积弱”双重危机的刺激与砥砺

宋王朝的基本国策是重文轻武、守内虚外，这直接导致了积贫积弱的财政危机和国防危机。钱穆《国史大纲》直指宋代“积贫难疗”“积弱不振”，这与真实的历史状况相吻合。我们今天肯定宋韵文化的隆盛，大可不必讳言宋王朝自始至终都未能摆脱积贫积弱的危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夺权经历使宋太祖将防范武人跋扈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杯酒释兵权”虽未在后代帝王身上重演，但对武官多方掣肘却成为代代因袭的传统，皇帝对武官本能地不信任，却对文官优渥有加。“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等俗谚都出自宋朝。宋代进士数量较唐激增。白居易残句“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可知同科登第的进士不足20人，而宋代每年录取的进士则多达几百人且全部授官，累年叠加，“冗官冗员”自不可免，财政负担逐渐加重，不堪重负。“澶渊之盟”后，北宋王朝要向辽国岁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绍兴和议”后，南宋王朝须向金国岁贡银25两、绢25匹。这些额外负担自必加深宋王朝的财政危机。

有鉴于唐末黄巢起义对政权造成的倾覆性危害，宋王朝把重兵部署在内地，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农民起义，但这产生了边防空虚、殆难御侮于国门之外的后果。加之为防止将领带兵日久上下合谋叛乱，频繁调动将领，乃至“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战斗力严重削弱。国防危机由此形成并持续扩大。比较唐宋两代描写边塞征战的诗词，可以明显看出，唐人几乎感觉不到的边防危机在宋人这里被反复吟咏并不断放大。唐人王昌龄的《从军行》有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昂扬的情绪折射出对胜利结局的高度自信。王维《使至塞上》的尾联“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也含蓄巧妙地借“燕然”这一名典，点出将军已追敌远去、功在必胜，略无国力薄弱、强敌难当的忧患与焦虑。反观北宋范仲淹《渔家傲》的下阕：“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边防空虚、功名无望、征人思归心切的浩叹，但尚有节制，而南宋陆游的《关山月》则已是吞声呜咽了：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

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

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毫无疑问，积贫积弱的双重危机不断刺激着宋代士人的敏感神经，培植了其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和务实作风，促使他们相互砥砺，在危机中觅良机，在变局中开新局。浙东学派强调“经世致用”，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空谈误国、清议祸民、侈言乱政，只有以“经世致用”为导向，学术才能落地生根、扬芳吐蕊，也有助于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动宋王朝从财政到国防的全面振兴。

2.儒家文化精髓及前代贤哲风范的浸润与引领

宋韵文化及其精神特质，既有赖于特定的时代条件，也离不开对前代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如果不满足于横向的扫描，而作纵向追踪的话，可以说，宋韵文化能形成上述精神特质，也是儒家文化精髓及前代贤哲风范浸润与引领的结果。

唐王朝实行容许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思想统治政策，宋代亦然。尽管宋代文人兼容并蓄，普遍受道教与佛教思想影响，譬如在苏轼的诗词文中便不时地能捕捉到道教与佛教思想的投影，但儒家思想仍然占据宋代文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主导地位。如宋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就可以在儒家经典中找到思想渊源。宋人习于引述并奉为圭臬的儒家名言包括《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泰伯》中的“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告子下》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尽心上》中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等。又如，宋人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虽然比前人更为浑灏、深广，其源头却也是儒家思想——《论语·卫灵公》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告子下》中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等等。宋人在启蒙时就受到直入骨髓的浸润，一生形影相随，再加上时代疾风骤雨的激荡，其忧患意识就呈现得格外明晰了。

前代贤哲风范的感召与引领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张元干《贺新郎》有句：“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这是说，古往今来有多少爱国者报国无门，却心志不灰，我们既然怀着生死不渝的报国之心，又岂能像小儿女那样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呢？显然，作者试图从无法一一列名的前贤身上汲取抗击现实压迫的精神力量。苏轼敢于抨击朝政、揭露时弊是因为他从小便立志以汉代范滂等勇毅前行、奋不顾身的前贤为榜样。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历尽仕途坎坷，却始终保持笑傲人生的旷达胸襟，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效法唐代诗人刘禹锡。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在巴山楚水间辗转流徙20多年，却不改初心。“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再游玄都观》）这前后相隔10多年的诗句，穿越时空，遥相呼应，为后人树立了百折不挠、直面人生的典型。苏轼屡屡在诗词中以“刘郎”自命。《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既云“去年崔护若重来，前度刘郎在千里”，《南乡子》亦云“看取桃花春二月，争开。尽是刘郎去后栽”，足见刘禹锡对其激励作用。

宋代文人求同存异、相互包容的君子做派亦是对前代贤哲风范的蹈袭与发扬光大。中唐时期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已为宋人垂范。刘、柳的治国理念和哲学思想与韩愈差异甚大：在治国理念上，韩愈力主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古运动。刘、柳则更推崇法家思想，主张严刑峻法，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政治革新运动；在哲学思想上，韩愈信奉天命，倡导“天人感应”说，倾向于有神论与唯心论。刘禹锡和柳宗元则对天命持怀疑态度，倾向于无神论和唯物论。他们还曾经为此发生过激烈的哲学论战。然而当刘、柳因参与永贞革新而被远贬至穷乡僻壤时，韩愈非但没有加入“谤讪”之列，反倒出面为他们辩护。其《永贞行》一诗中说：“四门肃穆贤俊登，数君匪亲岂其朋？郎官清要为世称，荒郡迫野嗟可矜。”他们三人的交往，有分歧，有冲突，更有惺惺相惜的宽容与体谅。见贤思齐，这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未尝没有触动。

3.文化整体兴盛局面的孕育与催化

宋代文化的整体兴盛局面对宋韵文化某些精神特质的形成也起到了孕育和催化作用。宋代文化的兴盛不仅表现在涌现了数量远过于前代的文化大家与名家，他们犹如群星璀璨将宋代文化的星空装点得分外绚丽，而且体现为各种文化艺术门类，包括文学、音乐、书法、绘画、戏剧、陶瓷工艺等都臻于繁荣。以文学而言，后人推崇的唐宋散文“八大家”，唐代只占两家，宋代则占六家。绵延两代的唐宋古文运动，前有韩、柳振羽高蹈，后有欧、王、曾、苏奋翥相继，这才冲破骈文的桎梏，恢复了散文的主导地位。宋代诗歌在唐诗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多方开拓，亦呈现自身独特风貌。缪钺《论宋诗》认为：“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音宋韵，各臻绝唱。宋词被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誉为“一代之文学”，对唐宋词发展的一般描述兴于唐、衍于五代、盛于宋，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至于小说，从文言体的唐传奇演进到白话体的宋话本，描写更为细致，叙事愈加周详，昭示了小说艺术渐趋成熟。再如绘画，宋画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不二高峰，它以奇异的技巧和独具一格的审美眼光，实现了自然与艺术的完美平衡。宋徽宗的《听琴图》、马麟的《静听松风图》、李唐的《松湖钓隐图》等都是后世珍藏且珍视的艺术精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以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相融合的长卷将绘画艺术推向极致。这些文化艺术门类相互启发、促进、融通，从不同层面涵养了宋人的文化艺术底蕴和雅致的生活趣尚。此外，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使书籍的印制和文化的传播变得更为快捷灵便，对宋代文化高潮的形成及发展发挥了有力的助推作用。

宋型文化作为有异于唐型文化的另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范型，是成熟、理性的，注重内省与反思。宋代史学与理学高度发达，史学精于考据，理学深于思辨。宋韵文化浓厚的哲学倾向与思辨色彩应当与此有关。宋代理学家以“格物致知”为己任，习于穷理究源、追根问底。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四有云：“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得分明。”穷理究源之际，理学家们喜欢与思想异己者展开论辩。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吕祖谦为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曾出面邀请陆氏兄弟前来江西上饶鹅湖寺与朱熹会晤，双方唇枪舌剑，激烈交锋，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此类论辩使他们的思想体系更加完善，学理逻辑更加严密，一旦发而为诗，便凝结为作品中的理趣。如果说宋代的哲理诗从一个侧面映现了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的话，那么朱熹等理学家实也功不可没，因为他们既以自己的哲学思想启沃世人，影响世人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同时他们自己也是哲理诗的创作者，乐于用诗的形式宣讲其哲学思考。朱熹《观书有感（二首）》其一有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寄寓了“流水则清，死水则浊”的人生哲理。《偶题（三首）》其一有云，“门外青山翠紫堆，幅巾终日面崔嵬。只看云断成飞雨，不道云从底处来”，揭示了云、雨、水三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微妙关系。由这些作品不仅可证理学家思想之活跃，也可窥得宋韵文化精神特质的一个侧面。

深入考察并揭示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及生成原因，自可裨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待我们勠力同心攻坚克难。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理当将宋人厚植于心田的家国情怀和民本观念熔铸到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理念中，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同时，坚持以人民为本，不仅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要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目标。

宋人浸润到骨髓中的忧患意识，对当代文化建设也深具启迪与借鉴意义。随着中国整体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际国内各种深层次矛盾也随之凸显。我们需把“居安思危”“忧劳兴国”理念通过文学作品及文化产品传导给民众，而不能沾沾自喜于已有成就，小富即安。

充盈于宋韵文化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应当为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所秉承。我们不仅应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开创文化事业的新局面，攀登文化建设的新高峰，而且应本着“经世致用”的原则，促致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互动共荣。

宋韵文化的哲学思辨色彩启示文化工作者应当用辩证的眼光和宏通的视野看待大千世界，善于透过现象把握生活本质，揭示人生的哲理，把弘扬正能量，推阐主旋律，引导民众保持健康、乐观心态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

宋韵文化中蕴含的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也应为当代文化工作者所承袭，并在新的时代高度上发扬光大。我们依然要在坚持“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的前提下，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鼓励文学创作和文化生产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激励文学艺术工作者求同存异、彼此包容、相互促进，携手推动文化事业走向繁荣。

宋人相对丰厚的文化底蕴及艺术上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风范，感召并驱使我们反省自身文化修养及学术功力之不足，在砥砺前行中不断充实与完善自己。对照宋人对雅文化的推崇，我们则应抵制现实文化生活中的“粗俗”“低俗”“媚俗”“恶俗”的不良倾向，一方面追求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以提高大众审美趣味为己任，达成生活品质和生活趣尚的同步跃升。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深入探讨宋韵文化精神特质的意义所在。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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