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和制度

近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管教育中心“E堂好课”开讲，邀请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伦敦帝国理工客座教授许成钢围绕“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和制度”这一主题，走进领军CEO课堂，并在线与清华经管学院高管教育中心300余名学员iLIVE平台深入交流。清华经管学院副院长李纪珍教授主持课程。

以下文字节选自许成钢教授课堂内容，已经本人审核：

非常高兴回到清华，和大家共享我的一点看法。我是老清华了，1964年进入清华附中学习，往后从学习到研究的整个过程，总和清华息息相关。

今天要与大家讨论的题目是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和制度。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题目，更是非常现实的、正在发生的、势不可挡的一个事情——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快速兴起中，显现出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我们今天就以这个作为中心的问题，讨论和产业革命相关的一系列基本制度问题。

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快速兴起

主要发生于美国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目前正在快速兴起之中。由于尚在早期，一切在极速变化之中，没有人能够比较确切的预见具体内容会是什么。

但可以看出，一个已经发生重大影响的是人工智能。它事实上对整个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革命性、全面性的改变。以90年代以来的机器学习为基础，近年来开始在各产业及商业层面呈现大量实际应用，伴随而来的是美国劳动生产力在近一两年里开始表现出大幅提升，甚至新冠疫情以来，都仍保持着持续大幅提升，这非常特殊。

尽管势头迅猛，但实际上人工智能的算法仍然处于该领域发展早期，仍有待重大发明和重大突破，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会发明它？谁会突破它？怎么样发明？怎么样突破？……

和人工智能紧密相关的另一重大发展是量子计算。理论上讲，一旦量子计算实现突破，会呈现出成万亿倍于当前的算力。这种质的变化，会革命性改变计算的概念和能力，并将由此产生一系列基本变化，如人工智能、密码相关的安全、制药、新材料等，以及更多我们今天尚且无法预见的领域。同时由于量子计算原理和目前的数字计算原理有本质不同，因此量子计算还涉及到整个算法的改变。因此未来在绝大多数领域利用模拟量子计算机的算法将有待发明。

产业革命还涉及以人类基因组为基础的生物医药领域革命性的发展，实际上目前人们已经看到了它的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如mRNA疫苗。mRNA，其原本研制目标是癌症，由于新冠疫情的紧急性，mRNA相关研究机构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便用全新技术制造出来新一类疫苗，这是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还有好几大类第四次产业革命会涉及的领域，比如说高超音速可持续动力、新能源、新材料等。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非常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回望中国，过去三次产业革命里都没有机会参与，每一次都是在产业革命发生了之后，再去努力追赶世界前沿。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产业革命兴起的阶段就已经参与。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是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首先我们来看清楚产业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看这张图，上面这条线是全世界的前沿状态，前沿是指经济的前沿，经济和技术的前沿同基础科学的前沿是直接相关的。定量的度量是人均GDP，这里是用对数表达的，可以把拉开很大的差距表达清楚。横轴是时间，经济史家能够用经济史材料、原始材料推算出来历史上人均GDP，最早能推算到一千多年前，时间也是按照对数表达的。

中国是什么状态？在1900年之前中国的人均GDP大体上在全世界都是属于平均状态。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前，全世界的发达经济和平均状态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全世界的经济真正快速地拉开距离是从产业革命开始的。中国实际上从1900年一直到1978年，七、八十年的时间里面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一路下跌到全世界最贫穷的状态，谷底大体上是1950年。从1950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在全世界的状态没有显著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迅速，在全球对比表现的是从最贫穷的状态恢复到全球平均状态，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中等收入水平。

产业革命基本性质是创造性破坏

全球来看，富裕国家和普通国家第一次拉开距离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然后是第二次产业革命，接着是第三次产业革命，每一次产业革命会把前沿国家和平均状态的国家距离进一步拉开。

产业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当然是大量科学技术创新，但又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创新。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性质是什么？这里需要非常清楚的理解——产业革命不都是很舒适的事情，产业革命实际上带着创造，也带着破坏，它最基本的性质是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首先，创造是哪里来的？创造都是从市场制度里面产生出来的。市场制度为发明家、企业家提供了巨大的激励机制，这是产业革命的基础。激励机制核心内容就是知识产权，没有知识产权，激励机制就破坏了。

什么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核心成分是垄断权，没有垄断权就没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就是对新发明进行保护。怎么保护？就是给他垄断权。当人们讲反垄断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反的是什么垄断，一刀切式的反垄断会把知识产权破坏掉。

市场制度为发明家和企业家提供激励的另外一个重要机制就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的核心是筛选，原因是创新，尤其是革命性的创新，在产生之前，没人能够预测。市场的判断则会对创新进行筛选，即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可以在大量发明里筛选出来最好的东西。

要保护民间投资。所有过去已有产业革命和正在兴起的产业革命，其中重大的发明都来自民间投资。民间投资具有灵活性，服从市场判断等特点。保护民间投资是产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保护民间投资实际上就是保护个人发明，保护发明家。

产业革命都产生于市场，而不产生在政府组织的活动里，原因是政府无法复制市场制度提供的激励机制。如果政府强行推动，就违反市场的规律，破坏市场的机制，往往会起反作用。

产业革命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最前沿的创新没有捷径、没有弯道超车的机会。赢得创造性的破坏，一定是造出来了革命性的新产品，用来取代已有的体系，这个破坏一定靠的是你的创新产品本身。比如，谷歌和苹果都特别努力要和微软竞赛，最终谷歌发展安卓，苹果发展IOS，只有他们的操作系统能够在实质上超过微软的WINDOWS才有可能战胜它，别无他法。

如果没有基本科学技术上的创新，靠行政、计划、仿制、改进，是不可能在产业革命中取胜的，最多只能缩小差距。我们通过历次产业革命能够看到内在规律。第一次产业革命产生于英国的制度，核心内容是机械化。第二次产业革命产生于英美制度，具体地点是英国和美国，核心内容是电。电不是在技术里摸索出来的，而是物理学的突破带来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生于英美制度，以美国为主，核心内容就是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在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期间，制药业还是以化学制药为主；到现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开始大规模的非化学类型制药。

三次产业革命的共同规律是，每一次产业革命发源都是发明家、企业家个人的创新，他们的创新，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都是自发产生的。每次自发产生的革命性的创新技术都把过去老的技术基础上经济破坏了，这个破坏非常残酷，非常痛苦。发明家企业家自由发展的成就都取决于所在国的制度。正在快速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表现出来的规律跟过去的三次是相同的，回望过去才能更好展望未来。

产业革命与制度

过去三次产业革命发源制度基本都是英美制度，重要原因首先是法治环境。从法治体系来看，世界上有英美法系和欧陆法系两大法系，差别是欧陆法系是高度的自上而下的法系，而英美法系不是自上而下的法系，也叫做判例法。判例法是法院在判例的时候，判例自动就变成法律。相比之下，英美法系比欧陆法系在保护产权和自由方面更具体灵活，更好保护个人的自由，因此使得这个制度下能够有更大的创造力，更容忍、更鼓励企业家发明新东西。中国属于欧陆法系，民法、商法、企业法、合同法等都是二十世纪初才刚刚从国外引进来的，基本源于德国。

英美法系保护和鼓励高度自治的大学的制度，这是产业革命中创新知识和人力的源泉。其次保护企业家，有没有企业家决定了新的知识有没有可能在商业上使用，其中重要内容是保护知识产权。再次保护和支持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历次产业革命的资源配置中心。从经济的角度，最直接影响革命性创新的是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是金融市场的衍生物。全球来看，最发达的金融市场都集中在英美法系的地点。例如纽约伦敦之外的香港、新加坡，统治其领域的法治体系都属于英美法系。

在英美法系的法治环境的制度里面，创新制度基本特点是以法治为基础，通过市场和竞争，整体上解决创新各个环节的激励机制。通过金融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产品市场，人力市场这四个市场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来选取创新项目。

产业革命是每一步都是在破坏，以及产业革命高度依赖资源配置里面提供的激励机制，这些都是政府无法模拟的。在近一个世纪的百余项革命性发明中，绝大多数都产生于市场经济国家。以上世纪40年代的半导体研究为例，二战后美国、苏联都在大力发展，但在过程中苏联计划优先选择了微电子器件，而没有选择半导体器件；在半导体里面其优先权也是在氧化铜，而不是在硅。为什么会产生优先权的判定？因为苏联的举国体制，集体讨论决定了重点发展方向。而在美国没有人做决定，不同的实验室选择不同的道路进行研发，而这些研发都是有风险的，都是个人行为。不止政府计划不行，大公司的计划也很难成功，所有革命性成果早起都是小公司产生的、风险投资资助的，只能靠市场竞争告诉大家谁最终会胜出，谁就最具有竞争力。

爱因斯坦说过，如果我们早就了解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不能称之为研究了。用计划的方式来控制做研究的人，实际上跟创造是不相融的，任何创造性工作是不可能有人告诉你的，一旦有人告诉你，那就已经不是创造了。爱因斯坦还说，如果人们只是因为畏惧惩罚和贪图奖励努力工作，我们就成了无可救药的一群人。真正的创造性的研究背后的动力不来自于奖励和惩罚，真正伟大的创造都是因为自己的兴趣。创新分为两大类的工作，一大类是突破性的、革命性的创新，从事这些创新的人的动力是好奇心；此外还有应用性的工作和跟随性的工作，这种情况下要给这些创新的人更多名利激励。所以，要给企业家很大的激励，让其得到商业利益，否则也不会有企业家的诞生。

革命性的创新依赖不可少的制度：第一要有法治，从法治才有知识产权。第二要有自治的大学，必须是教授自治的大学，关键在于要保障探索的自由，基本特点是教授治校，人事自治，资源自治。以全世界各国的大学获得诺贝尔奖的数量为例，截至2018年，美国最多，英国第二，这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

风险投资制度对商业上实现创新十分重要。以创新药为例，每发明一个新药，要好多企业联盟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因为真正的革命性的重大发现几乎都不产生在大企业，但是新药都是大企业在卖。实际上是，创新药多是由个人发明的，获得了风险投资，这些个人拿风险投资弄出来小企业，很多的小企业跟大企业形成了联盟，最后才变成了市场上见到的药，真正的革命性的发明都来自于这些个人和风险投资。大药厂往往做的是下一步的研发，多数是开发，以及进入市场的工作，而不是发明。全世界创新药的100%都诞生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近七十年来，包括整个第三次产业革命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是靠风险投资起家的，风险投资制度是市场优胜劣汰筛选创新项目最重要的基本机制。原因是革命性的创新只能靠有效的事后筛选机制，不能靠事先筛选，事后筛选必须要有制度，这个制度能够帮助及时终止已经做出来但是没有希望的项目，从而降低成本，才有可能事先增加项目数量。

总之，从历次产业革命的历史事实来看，革命性的创新基本都产生在英美法系上的市场制度。欧陆法系的法治环境支持了市场制度，虽然不是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但能够跟得非常紧。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善于模仿追赶，但由于制度特点，很难创新出革命性内容。决定革命性创新的基本制度归结为三个大类：

第一，法治制度，严格保护私有产权。第二，市场制度，包括人力、资本、知识产权和产品市场四大市场的制度。第三，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和大学自治制度，其中重点保障的个人包括研究者、发明家和企业家。

历次产业革命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面对正在兴起的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挑战和机遇，决定性的问题是制度。只有朝着法治发展，朝着建立法治下的市场制度，才有可能不重蹈历史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