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主席亲切会见翁文灏，握手高兴道：翁先生回来了，好啊

前言

翁文灏曾以学者的身份，在国民党政府内任事。1948年他担任“行政院长”一职，但因在任期间提出金圆券，引起金融混乱和恶性通胀，使得声名大坏。尔后，他于1948年12月被中共列为第12号战犯。

1951年，翁文灏从欧洲回到中国大陆后，做了一系列的事情。1954年，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会见。这样一个经历传奇的人物，是如何一步步向人民靠拢的？

图 | 翁文灏

翁文灏：“我想回大陆做个太平百姓”

1949年8月10日，翁文灏给长子翁心源写了一封信，急切地表示了他顺应时变，想回大陆的想法。翁文灏自省非属罪大恶极之辈，相信共产党的心胸，不会容不下一个年已六旬的老人。

翁文灏的来信很快由翁心源递交给有关部门，希望得到上层对他回国的正式允准。9月，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亲自找到翁心源，告诉他来信已经转呈到中央了，中央下达的指示是：同意翁文灏回国。

在这之前，对于翁文灏的问题，陈毅曾有过明确的表示。那个时候，正值上海解放的第3天，陈毅和曾山（原中共中央委员）亲临“上海资源委员会大楼”讲话，提及翁文灏时，说：“翁文灏是个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

图 | 陈毅

但大陆方面有个要求，那就是翁文灏必须发表声明，同时希望他“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发动集团”。这是新政权接纳他们这些旧官员开出的一条政治底线。10月25日，翁心源抵达香港见到了父亲翁文灏。翁文灏当即写下了2000多字的自白书，其内容仅叙述了个人从政的经历，以及希望回大陆做个太平百姓的愿望。

尔后，翁心源就带着父亲的自白书和亲笔信回了国，并将其送呈中央。此时，等候中央回复的父子俩，心情都很紧张。因为就在上个月，原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著名军事家杨杰在香港寓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而与之同时，翁文灏也收到过陈诚亲自给他打来的电报，邀他回台北“襄理政务”。

被台湾方面盯上，使得翁文灏感到自危。

话说，翁文灏曾被列为第12号战犯，所以对他的审查是比较严格的。这样一来，花费的时间自然要长一些。翁文灏和长子商量后，决定先去法国巴黎暂避。

翁文灏于11月下旬离港赴法，临走时，他给台湾留下了一纸辞职书，辞去了他在国民党政权中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国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

到了巴黎后，翁文灏和长子翁心源（小儿子在抗战时死于桂林的一次空战）取得了联系。翁心源为了父亲回国的事，通过各种关系向上反映。不久，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得知了情况，他考虑到让一个孤悬海外，对共产党、新中国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人，作出深刻反省是有实际困难的。

图 | 翁心源

1950年4月，周总理指示：中央允准翁文灏先行由瑞士转苏联回国，回国后再商定发表声明。对此，翁文灏信奉“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哲学，他表示自己在声明中只做自责，不骂他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此时，台湾国民党和美国开始对翁文灏的行踪倍加注意。当时，驻法国“大使”段茂澜三天两头约请翁文灏吃饭，或登门拜访，想让他赶快去美国。与此同时，美国地质调查所也来函相邀。

作为中国最早期的地质学家之一，翁文灏对于这份“大礼”，说不心动是不可能的。但他更想回国与家人们团聚。此时，周总理特意指定了一位秘书，专门负责与翁心源联系，让他做他父亲的工作。

经过种种的努力，1951年2月28日，翁文灏乘飞机从法国出发，几个小时抵达香港。经过有关方面的协助，他第二天乘船从澳门进入广州。最终于3月7日到达北京。

翁文灏：“我是有选举权的呀”

回国的当天下午，翁文灏被安排住进了王府饭店（后改名为中国照相馆）。尔后，统战部的干部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做一个“自觉者”，还留下了《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几本毛主席的著作。

翁文灏对毛主席的这些著作大部分是看过的。特别是在香港避居的时候，他住在租来的房间，书桌上摆满了和共产主义有关的书。如今，再拿起这些书的时候，其中滋味竟有些不同。

1个月后，翁文灏起草了一篇约12000多字的《反省以往错误回到人民中国》的文章。3月20日，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看过文章后，召见翁文灏到北京饭店谈话。徐冰开门见山地说：

“你的罪状也许较轻，但究竟有罪，必须有所认识。周总理允许你回来，意在让你立功赎罪，希望你能把美蒋勾结的情形作具体报告。”

翁文灏听后，点了点头。随后的几天，翁文灏全力倾注于对反省文章的修改，先把“错误”二字换为“罪过”，然后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看过后，指示黄绍竑帮助修改一下。黄绍竑是个古道热肠，认真看了翁文灏的反省文章，又专门找了邵力子面商意见。

4月6日，翁文灏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周总理的指示，再次修改文稿。最终，于26日上报到统战部徐冰手中。此时的翁文灏，心中舒畅，当即作诗一首，表达感情。

自问平生用力多，盼看宗国多靖和。悲因封建传廷庙，遂见更张起浪波。
自赖英豪知世务，庶凭良药克沉疴。新规祝祷鸿运转，往事牺牲不为苟。

图 | 徐冰

但翁文灏似乎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或许他认为自己内心是真诚地归附，别人应该理解他的真诚。但是了解是需要时间的，况且了解也不等同于理解。

5月17日晚，王昆仑突然来访。王昆仑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此时是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翁文灏与之虽然没有很深的交往，但也算是旧相识。不过，王昆仑看过翁文灏的反省文章后，认为“尚有不足，必须切实向人民低头，直言罪过。”

为了能让翁文灏所写的坦白书过关，黄绍竑、邵力子等人多次做他工作。经过几天的思考后，翁文灏拿起笔，在纸上写下：我所见蒋政权投美卖国的情况。

8月4日，在周总理的过问下，翁文灏终于过关了。此时还差3天，他从法国回到北京就有5个月了。

此后的3年时间里，翁文灏全身心投入到了历史写作上。家人曾劝他安安心心过日子算了，写字，画画，遛鸟，古玩，北京好玩的东西太多了，为什么非要弄历史那东西？

图 | 翁文灏

说起来，翁文灏从民国初住在京城有20载，对北京人闲居生活中的种种找乐司空见惯，但他自己却从来没有学会。这几十年间，他始终过着一种清教徒的生活，甚至都没有去戏院听过戏。

回国后的3年，他的著作范围从史前到夏商周三代，再到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除此之外，那段时间他还狂热地写诗，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新政权毫无保留的溢美。

1953年底，北京市举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那时，北京市许多胡同里的墙上，张贴着写在大红纸上的选民名单。每条胡同都贴着许多标语口号，号召大家积极参加选举，投下庄严的一票。

平时很少出门的翁文灏这几天却常常到胡同里走一走，不经意之间朝“选民榜”看几眼，“翁文灏”三个字，赫然站在上面。回到家中，翁文灏再次翻开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有这句话：“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每次读一读，翁文灏都感到欣慰。

12月30日，街道上的选举工作人员给翁文灏送来了选民证。1954年1月3日，长子翁心源又带来一个好消息，说翁文灏可以去石油局协助做地质工作，或者到石油学院任教授。这样一连串的好事发生，让翁文灏觉得严冬不那么冷了。

1月4日，街道上选举小组的一位同志来到翁文灏家里，说接到上级通知，取消翁文灏的选民资格，并且要收回他的选民证。翁文灏的心情由喜到悲变化太快，使他一下子就患了病。但当晚，他还是拖着病体去找邵力子和长子翁心源商量办法。那天，翁文灏低沉地说：“我是有选举权的呀。”

翁心源第二天上班，一大早就去找负责选举的同志谈话。对方告诉他，市局说翁文灏不属于受反革命管制对象，因此，我们认为他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应该列入选民名单。可是名单公布以后，群众有许多不同的反应。因此，决定免去公开列入选民。

翁心源连忙问：“那这样是否意味着剥夺翁文灏的政治权利了呢？”对方很正式地说：“这样做并非意味着剥夺翁文灏的政治权利，希望你们能够理解，不要因此而‘闹情绪’。”

1月15日，翁文灏就选举权被取消之事，致函北京市选举委员会，请求给予合理的解释。4天以后，北京市选举委员会秘书长邀请翁文灏到中山公园内的办事处晤谈。

见面后，秘书长说：“你于1948年曾被列为战犯之一，后来从欧洲回国，与傅作义、程潜等人起义有所不同，不能给予你选举权。”

不过，1月24日，翁文灏的父亲以及妻子都参加了投票。

毛主席：“翁先生回来了，好啊”

“选举权”的风波过去后，翁文灏想着尽早出来参加社会工作，他觉得只有成为一个对新中国有用的人，才能赢得共产党和人民的信任、谅解。

1954年4月，邵力子与徐冰商谈了翁文灏的工作问题，并提到翁文灏的妻子重病卧床需要治疗，住房也很困难。徐冰表示，翁文灏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向人民交代，因此要耐心等候，不可心急。

尔后，徐冰说，这事他一个人做不了主，需要向周总理和邓小平请示。6月份，在周总理的指示下，由统战部安排，地质出版社邀请翁文灏参与该社地质书籍的编译工作。不久，翁文灏收到了第一笔稿费400万元（旧人民币）。

8月份，周总理询问翁文灏是否愿意向台湾进行广播讲话，翁文灏表示乐意效劳，并且很快写好了广播讲稿《尚在台湾的人应尽快弃暗投明，响应解放台湾》和《宣告拒绝美国学术团体的名誉联系，以抗议美帝在台湾的狂妄行为》。12月5日、7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翁文灏的这两篇讲稿。

7日当天，翁文灏接到全国政协秘书处的正式通知：

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62次会议协商，决议翁文灏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后来，有人告诉他，是周总理提名让他参加政协的。对此，翁文灏感到十分温暖。

12月11日，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在《人民日报》公开刊载，翁文灏列为“特别邀请人士”。翁文灏的朋友们看过报纸后，纷纷前来祝贺，一时间，翁家上下一片祥和之气氛。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回国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从被列为第12位战犯，到新一届的政协委员，这种传奇经历可以说是独一份的。翁文灏觉得自己应该有所表示，在与邵力子等人商量后，翁文灏打算在大会上用发言的形式做公开的表态。

关于发言的内容，有关方面认为翁文灏的战犯名义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发言之中不必再提认罪之事，可以讲一讲思想转变的过程。于是，翁文灏按照这样的思路旋即着手起草发言稿，一直修改到深夜，方才安心睡下。

12月20日，翁文灏赴会。在会议期间，他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会见。毛主席见到他后，热情地走过去，握着他的手，开口第一句话便是：“翁先生回来了，好啊，好啊。”

随后，毛主席与他说了很多话，还问了许多家常事。

24日进行大会发言时，翁文灏被安排在第一个。他怀着真诚的心，讲了很久，最后他说：

“我很愿尽我微力，偕同各位委员，加强工作，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上，共同努力，以期早日建成强固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

翁文灏成为专职的政协委员后，每月的工资为240元，按照当时的标准已属于高级干部之列。政协还给他分配了住房——交道口菊儿胡同一座优雅的四合院。这个住所令翁文灏颇为感慨，那儿原是恭王府的房子，20多年前，他曾多次在恭王府拜见蒋介石。

一晃数年过去了，当初何曾预料到今天会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住进去？

1956年，由邵力子推荐和介绍，翁文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7年6月19日“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的主任是张治中，副主任有邵力子、翁文灏等8人。

1970年12月，翁文灏突然昏厥。在医院休养了几日，回了家。又过了7天，在农历辛亥年正月的爆竹声中，翁文灏的生命到了终点。他终于怀着“劳心怀国事，努力赖民艰”的期望，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