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逃离中走向回归：张翎文学创作的变与不变

提起女作家张翎，读者最为熟悉的作品或许是长篇小说《余震》——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原著小说。十几年前，这部让无数观众洒泪的电影通过丰富的视听手段生动外化出张翎独到的讲故事的能力，并为之赋予一个响亮的标签。

《余震》或可视为张翎创作生涯的一座小高峰，但绝非顶峰。事实上，张翎从未停止文学创作的脚步，十余年来，她持续有新作发表，或长篇或中短篇，不断转换新鲜的视角、关注不同的人群，而她的写作风格则在细水长流的成长中愈发鲜明独立。

女性群像的刻画——

书写无常的女性经验

尽管张翎表示自己对女性主义话题并无特别追求，但女性视角仍然是其创作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元素，并且随着其创作的成熟也愈发浓烈。从《金山》《流年物语》《劳燕》到近几年的《廊桥夜话》《如此曙蓝》，从母女关系、婚姻纠葛、闺蜜情谊到陌生女子之间偶发的情感联结，张翎愈发娴熟地运用自己细腻的女性视角书写千殊万异的女性经验和女性际遇。

在接受《中国妇女报》专访时，张翎表示自己只是自然地遵从内心的声音：“我把女性的命运视为人类整体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更多地书写到女性，是因为相对于男性，我更了解女性，对她们的心思意念和遭受的种种伤痛挫折有更多的理解，省去了许多跨性别想象的弯路。”这份自然，不仅是自我生命体验的流淌，也是与更多女性情感共振的外溢。

“母女关系”是张翎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雁过藻溪》里的疏离淡漠、《余震》里的愤懑怨恨、《廊桥夜话》里的暗生嫌隙、《如此曙蓝》里的相依为命，张翎笔下的母女之爱从来不只有脉脉温情，而是充满各式各样的矛盾和张力——或者出于物质生活的重压，或者源于原生家庭的伤痕，或者来自父权的压迫，又或者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通过母女关系这一本源式的女性关系，我们得以窥见更大的结构性困境。当然，张翎并无意在小说里探讨宏大的社会议题，她只是由衷地记述不同生存环境里无常的女性境遇，而其所折射的问题总会自然浮现。

由母女关系荡漾开去，张翎对女性命运的共情在其最新小说集《如此曙蓝》中走向高点：两位素昧平生在异国偶然相逢的女子，因被丈夫始乱终弃的相似遭遇而守望相助，抵达一种超越亲缘关系的情感联结。她们彼此怜惜，并由此携手抵抗生活的重压，成全彼此的救赎。

在纷杂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上，张翎构筑了动人的女性群像。《劳燕》中饱受战争蹂躏依然坚强求生的阿燕，《廊桥夜话》中困在穷乡僻壤仍极力供养女儿一路读书走出大山的李月娇，《如此曙蓝》中在异国艰难维生仍坚持学业的曙蓝，尽管张翎往往毫不留情地描摹女性经验中最为残酷的面向，但她并未以控诉的口吻高举大旗、高喊口号，而是向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女性投以温柔的注视，揭示其被轻忽、被损害、被压迫的现实情状，亦表现她们身上未被苦难规训的、坚韧的、强悍的生命力。

由此可见，女性的自我成长始终贯穿于张翎的创作脉络之中。创伤无法遮蔽个体的努力，张翎不愿以居高临下的目光诉诸同情，更不愿贩卖苦难，而是平视这些身处动荡中的女性，看见她们在巨大被动中的主动性，书写她们未曾停息的自我救赎及自我成长。

时间的切近——

追逐变幻的日常形态

自41岁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起，张翎就确立了自己独有的写作风格。她既不讲求高深的哲理，也不追逐先锋的表达，只是诚恳地讲好每一个故事。在这一不变的内核下，张翎在主题、结构、人物等方面尝试不同的变化，在不同阶段延展更多新的可能性。

《劳燕》《余震》中，张翎把人物置于战争、灾难等极端的历史情境中，依托时代的洪流将个体命运的无常放大到极致；而到了新近的《廊桥夜话》《如此曙蓝》，张翎逐渐收束文学的时空，剧烈动荡的大时代背景不再成为主角，转向更为切身的、微小的日常涌动。

在《如此曙蓝》一书的序言里，张翎如是剖解自己创作上的变化：“一部小说里出现的情节不见得都是和作家自己相关的事，虚构是小说家最常用的工具，但一个作家在编织小说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自己的视角。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所以世界会带着我们的眼睛所纳入的独特角度和色彩，我们的眼睛赋予了笔下人物质感。但时间改变眼睛，眼睛改变视角，视角改变人物的情绪和情感。”

早年听力康复师的工作经历让张翎得以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因战争、灾难而留下身体及心理创伤，深受触动的张翎以这些素材为灵感，创作出《余震》《金山》《劳燕》《阵痛》等依托于大历史背景记述个体命运浮沉的作品。

近几年，张翎慢慢将时间轴拉近，从远处的历史中抽身，投向近处的日常之河：《廊桥夜话》从江南乡土的婚姻故事里汲取灵感，《如此曙蓝》源自其对海外移民女性群体的观察，今年发表于文学期刊上的《疫狐记》则关注疫情对个体生活的影响。

“我变了多少，我的人物就变了多少，把这三部发表日期各自相隔差不多十年的小说放在一起，多少也能找到一些岁月变迁留下的蛛丝马迹吧？”张翎接纳时间的流动和变化，同她笔下的主人公一样，拥有着强韧的生命力，跟随生活的潮汐呼吸吐纳，在抬眼处、于闲谈间捕捉每一个微小的情感共振，并由此编织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自41岁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起，张翎就确立了自己独有的写作风格。她既不讲求高深的哲理，也不追逐先锋的表达，只是诚恳地讲好每一个故事。在这一不变的内核下，张翎在主题、结构、人物等方面尝试不同的变化，在不同阶段延展更多新的可能性。

《劳燕》《余震》中，张翎把人物置于战争、灾难等极端的历史情境中，依托时代的洪流将个体命运的无常放大到极致；而到了新近的《廊桥夜话》《如此曙蓝》，张翎逐渐收束文学的时空，剧烈动荡的大时代背景不再成为主角，转向更为切身的、微小的日常涌动。

在《如此曙蓝》一书的序言里，张翎如是剖解自己创作上的变化：“一部小说里出现的情节不见得都是和作家自己相关的事，虚构是小说家最常用的工具，但一个作家在编织小说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自己的视角。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所以世界会带着我们的眼睛所纳入的独特角度和色彩，我们的眼睛赋予了笔下人物质感。但时间改变眼睛，眼睛改变视角，视角改变人物的情绪和情感。”

早年听力康复师的工作经历让张翎得以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因战争、灾难而留下身体及心理创伤，深受触动的张翎以这些素材为灵感，创作出《余震》《金山》《劳燕》《阵痛》等依托于大历史背景记述个体命运浮沉的作品。

近几年，张翎慢慢将时间轴拉近，从远处的历史中抽身，投向近处的日常之河：《廊桥夜话》从江南乡土的婚姻故事里汲取灵感，《如此曙蓝》源自其对海外移民女性群体的观察，今年发表于文学期刊上的《疫狐记》则关注疫情对个体生活的影响。

“我变了多少，我的人物就变了多少，把这三部发表日期各自相隔差不多十年的小说放在一起，多少也能找到一些岁月变迁留下的蛛丝马迹吧？”张翎接纳时间的流动和变化，同她笔下的主人公一样，拥有着强韧的生命力，跟随生活的潮汐呼吸吐纳，在抬眼处、于闲谈间捕捉每一个微小的情感共振，并由此编织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空间的链接——

透过海外移民生活回溯乡土之源

作为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张翎甫一出道即被贴上“移民写作”的标签，海外生活的经验无疑为其文学创作烙下深刻的印记。然而，不同于众多着眼在文化冲突的移民文学，张翎唱作的根始终在故土。于是，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复杂又迷人的独特气质——向外逃离，又向内寻根。

“逃离”成为了张翎文学创作中另一个重要的母题。张翎的逃离有两个层次，第一层即地缘上的逃离，不论是早期《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还是新作《廊桥夜话》《如此曙蓝》，故事的女主人公无不用尽全力逃离故土，奋力远走，并由此引出第二层精神上的逃离。她们的逃离通常是主动选择的结果，逃离地域所承载的符号象征，意味着夺回生活的主动权。

张翎对"逃离"孜孜不倦的探索，或许源于她本人的生长经历及其背后的心路历程。从江南家乡出走求学，后又远渡重洋移居海外，张翎辗转多个风情各异的土地，这些飘荡的经历也为她积淀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也铺就其后的创作走向。

张翎式的逃离向来不是决绝的高歌猛进，在她的笔下，逃离与归来恰恰是一体两面的存在。陈中越在逃离中重获对真爱的希冀（《向北方》），宋末雁在逃离中寻回母爱（《雁过藻溪》），阿意走得再远仍旧逃不出生长环境的羁绊（《廊桥夜话》），正如张翎所言："离去，只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天然布满张力的移民生活牵出一条隐形的线索——对乡土的依恋、牵挂和不满、怨念。张翎的文学由空间的关联实现情感的链接，借新鲜又动荡的移民生活回溯乡土的纹理，在远方观察近处，重新发现、反思乡土经验。

“凭什么小说非得达到某种诉求，图谋一种终结感呢？假如出发时不想着罗马，途程就可以自由。”张翎在新书《如此曙蓝》的自序中发出以上感慨。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张翎希望放下对终点的执念，只是回归真诚、自由的创作与表达。

相关图书

《如此曙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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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曙蓝》：没有人能把婚姻最初的状态维持下去，即使是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也止于婚礼。日子是河流，人站在水中，水时时刻刻在朝前流，人时时刻刻在蜕皮长大变老。人留不住水，水留不住人，人也留不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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