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向桐、胡 杨：从技术控制的工具论到存在论视域的转变——析科林格里奇困境及其解答路径问题

从技术控制的工具论到存在论视域的转变

——析科林格里奇困境及其解答路径问题

贾向桐 胡 杨

(南开大学哲学院)

摘要:科林格里奇困境是对当代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之间张力关系的一个典型描述：技术的逻辑可塑性决定了其与社会相融合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又导致技术的社会评估、预测和控制总是有限的、被动的。这种被动关系是和技术的工具主义观点密切相关，也是长期以来科林格里奇困境流于“技术调节”式解决方案的重要原因。由于在社会与文化的相对稳定性以及新技术发展的革命性和“超前性”之间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冲突，使得纯粹技术解决路径难以行得通。这一困境本身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和认识论问题，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本体论维度是不能忽视的。按照这一思路，在应对技术创新与社会冲突问题时，我们还特别需要在“科学-技术-社会”的存在论情境中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关键词:工具主义，现代性，技术，科林格里奇困境

中图分类号:C919文献标识码:A

DOI:10.19524/j.cnki.10-1009/g3.2021.03.026

进入新世纪以来，现代技术的影响已全方位介入到人类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技术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尤其是近年来新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更是造成对社会全面的急速冲击，即所谓的社会“时空压缩”现象。由此，个体和社会均需调整和适应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状况，以期尽快更好地在社会秩序与新技术空间之间形成新的平衡。当新技术强力介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后，由于技术可塑性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它与社会相结合过程中存在的难以避免的张力问题，使得技术延展与社会产生的冲突与磨合问题在所难免，著名的“科林格里奇困境”（the dilemma of Collingridge）则成为这一问题的集中表现。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关键还是需要从技术的工具主义转向一种更全面的本体论视野，将新技术置于科学与社会存在的公共平台上去思考，强调现代技术本身就是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这也是超越传统技术社会控制问题的关键。

一、“柯林格里奇困境”与技术的社会控制

大卫· 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主要是从技术的社会控制角度来揭示技术发展与社会之间的协同问题的：“技术的社会后果是很难在技术发展的早期做出准确预测的。”因为“当技术的改变相对容易时，其影响却是难以完全预见的；而当对技术需要变动的要求变得强烈时，这种改变却已经变得非常昂贵、困难和费时了”。这就是“技术控制的困境”（dilemma of control）问题。[2]1事实上，技术的社会发展会带来一定的社会与文化冲突，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也并非现代技术应用的独有专利。只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影响的不断扩大，这些问题才变得更加突出而已。从根源上说，这种矛盾和冲突主要来自于技术及其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的差异问题。伴随着现代新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其社会化过程也相应变得更加繁复和充满不确定性。简·凯尔沃特（Jane Calvert）如此总结这种状况：“这种不确定性的挑战，在管理上就是有名的‘科林格里奇困境’：在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对其未来的预测是极为困难的，虽然在这时候我们对技术发展的控制能力是相对较高的。可是当我们知道了技术产生的后果之时，我们对技术的控制能力就又会变得极为有限，因为这时的技术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动力，并且有了自己的发展路径。”[3]31

科林格里奇在将这一困境列为现代技术控制的中心议题之后，首先就具体追问了这一困境产生的根源问题。在科林格里奇看来，这一困境与传统的技术乐观主义密切相关，“这些（科学技术）成功产生了从技术上对未来获益的乐观主义，如果原子的力是可以理解和掌握的，如果人们可以在月球上行走，那还有什么可以阻碍技术的进步呢？这种观点似乎是有限的······，但肯定不存在能够满足所有人类目标的技术。”[2]13在这种单纯的乐观主义背景下，人们必须进一步对技术进行更为全方位的评估和比较，“这是复杂技术的一般特征，即使是在有序的规划之下，人们也往往会忽略和难以预测技术的可能性应用和后果，这源自于政治、社会、道德、经济和科学力量领域的多维性。”[4]3科林格里奇认为，为了避免技术可能产生的有害社会后果，有两件事特别需要注意，即必须弄清楚技术可能具有的有害影响以及如何避免这些影响的方法。他以20世纪初人们对汽车和微电子反射镜的技术评估为例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说明：在新技术产生的早期，“技术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各种方法得以控制，但这种控制却是武断的。因为人们对这种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只能是非常粗浅的，以至于全面发展后的技术的有害社会后果不能被充分预测”。[2]17例如在当时的技术预测中，汽车生产之后产生的“尘土”问题是其预测到的重要后果，但现在看来这种预测是极为不准确的，而当时相应的应对的方法也失去了意义。进一步说，造成这种技术预测和控制失效的原因，正是在于技术发展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控制的有限性，这直接导致了克林里奇描述的悖论的产生。

可见，在此基础上，“技术社会控制困境突出了两个角度的问题—预测以及控制的维度。其中，预测维度是说，虽然在新技术的控制早期阶段，在原则上预测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种预测实际上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们缺乏相关的信息和对后续预测的能力。在规划设计技术的时候，人们又总是会忽略技术负面结果的可能性，这种边际效应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危害。”[4]2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时间性偏差的存在使得人们对技术后果和效应的预测是极为不准确的。例如科林格里奇分析了绿色革命中的“技术成就”以及它在“整体上的失败”问题：“这是因为这些努力在方向上出现了问题”。他总结说，“技术的未来发展不能在细节上做出精确预测，也不能预测其扩展的速度。即使这些是可知的，也不可能预测到新技术在各部门取代工人的数目（例如）。”[2]13-17也就是说，技术的发展以及它与社会融合的结果、影响等都是难以准确预测到的，这种预测往往限于时代和知识等的局限性，其应对思路和方法经常存在问题，甚至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导（例如早期对汽车生产后果的评估，这在现在看来尘土问题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看似优势的评价如清洁干净却成为一大问题）。

而在技术的控制这一维度，“技术困境的控制维度与稳定技术的控制相关，在这一阶段技术的应用、结果和影响逐渐清晰”，在技术规划和设计的阶段，相关信息和问题都已经相对明确，“但是这时候的调整却是代价很高的，也是很缓慢的。”[4]2科林格里奇认为，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新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已经和社会建制充分融合，这时候的技术控制或调整成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科林格里奇仍以汽车为例，提出随着汽车的社会普及，汽车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密不可分，并且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产业链，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技术和社会的相互作用，以至于使得严格的社会控制是昂贵的，而相关调控则必然是迟缓的”。[2]19其它技术的社会融合与发展状况也都基本类似。这一技术的社会化过程使得技术应用后果的多样性得以立体展现，但这也同时意味着人们对技术的控制需要克服诸多相关的技术与社会问题。

这样，在技术控制悖论的这两个维度中，技术发展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容易控制但其预测和评估困难；第二个阶段则是技术应用产生的问题和效应情况比较清晰，但对其调控却比较困难。基于以上情形的存在，解决困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对社会技术评估与预测的能力，这也是科林格里奇等人试图解决这一困境的基本思路。但是，考虑到这种传统评估方法在历史上一直都不成功，于是他转变这一思路的角度，“唯一的希望似乎在于控制悖论的另一个维度，如果技术的有害结果只可以在已经发展和扩散过程中来辨别，那么确保尽早发现有害性和保持对技术的可控性就至关重要了”。[2]20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科林格里奇建议人们要从分析和引导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目标、计划和动机等问题的比较入手。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实际状况总是时下性的（transiently）（即使其未来的结果不是这样）。[3]31-32这种时下性的情况使得技术的社会效应总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技术的介入更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而对这种情况的评估和判断肯定都存在着某种困难和不透明性，“控制问题变得更加困难，正是因为技术总是新兴的，并且是变化的，这无论是对最后的产品还是它们对社会的影响来说，都是未知的。”[3]31如此一来，即使是早已规划清晰的技术发展方向，也会在处于无知之幕的主体和社会运用之中走向偏离，“有限主体在使用技术的同时也被技术所塑造，并且变得有些偏离有限主体的最初意向。同时，随着有限主体将它的对象融入到技术体系中，有限主体也就将它的对象从直接的‘自然’对象转变为有中介的社会对象。”[5]139可以说，科林格里奇的控制悖论很好地描述了新技术在社会融合整个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人们对新技术介入社会的影响和后果的评估难以准确，而且新技术潜在的社会属性和逻辑可塑性在尚未与社会紧密融合之时是无法充分展现的，这一悖论造成技术社会控制的基本难题。

二、工具主义视角下的技术评估与逻辑可塑性

面对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意识到对技术的评估问题日益成为保证新技术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关键环节。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应用中综合效应的不断涌现，我们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回应和反思，并进而主动做出系列技术预测、评估和介入。目前来看，这些反思和评估基本都立足于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相关社会现实问题，其被动性和应急性特点是非常明显的。更进一步说，科林格里奇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实际解决方案主要还是立足于从工具主义视角来讨论技术与社会关系问题的。面对现代技术出乎意料的新发展态势，人们对待技术的普遍态度不自觉地会从单纯乐观逐渐转向一种矛盾心态：既欢呼新技术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又因担忧应用工具可能出现的不可控情况而焦虑不安，桑德尔非常经典地指出：“当科学的步伐超过人们的道德理解，正如现在的样子之时，人们就要努力表达他们的不安。”[6]

为此科林格里奇进一步认为，“技术控制的中心问题不是要发现预测技术社会影响的更好方法论，而是理解为什么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要减轻其不需要的社会后果却更难以控制。当理解了所有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指导技术的发展，进而避免或减少技术控制的难度。”[2]23这也是科林格里奇主张用决策论为在无知状态下的技术控制提供解决方法的重要理论依据，而这种思路本身仍是以技术的工具论（instrumental theory）为基础的。按照芬伯格对技术的划分：工具论提供了一种最广为接受的技术观—它建立在常识基础上，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是中立的，没有自身的价值内涵。[5]4在这种意义上，科学与技术的工具属性是以能够满足人类及其社会的某种需要为基本指向的，人们一般所理解的技术总是有意无意地停留在器物或工具层面，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对人与社会的理想影响也主要表现为一种应用服务或增强的关系。例如人类增强技术（Human enhancement technologies）的共同点是在（技术）的应用或活动中通过不同的方法永久或暂时提高人类的能力，从传统的物理机械增强到化学、基因增强技术等都意在超越人体本身机能的有限性，进而扩展和加强人类的各种能力和功能。[7]

在这种工具主义的技术观视野中，人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技术应用对社会产生的正负影响方面，这也是科林格里奇技术评估的重要内在内容，“技术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几乎遍布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产生了大范围的、经常是对人类及环境无法预测的结果”。[4]142但其结果是，人们无法做到完全控制技术所产生的社会所有后果。不仅如此，技术的社会发展本身同样也不是单维度和完全可预测的，在很多方面它同样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与技术的一个突出特征，这就是摩尔所说的逻辑可塑性（logical malleability）密切相关。技术设备的逻辑可塑性在于它们可以介入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可用于各种目的’”[4]3。新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融合过程，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技术的逻辑可塑性的成长和实现过程，而这种可塑性在原则上是不可确定的。这也意味着，人们对技术的把握是有限的和具体的，技术在社会中的发展总是无限开放的，技术后果的不确定性使得技术的评估和判断都存在着某种不透明性。

在这种视角下，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对社会整体的进步至关重要，它不仅扩大和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范围，为人们的自由、进步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而且新技术发展已成为引导社会与文化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技术与社会的融合将现代技术与社会大系统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以技术创新为整体的统一场域，技术的逻辑可塑性使得社会运行的技术框架具有多样化、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人们应对新技术社会与文化变动的难度。这一点“使得技术控制问题变得困难，正是因为技术总是新兴的，并且被认为是变化的，这无论是对最后的产品还是它们对社会的影响来说，都是未知的。”[3]31新技术最大限度地服务和满足了人们的工具性需求，而这种工具理性的强化又进一步压缩了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的终极交往目标。例如，一方面，现代即时通讯技术（如电子邮件、微信等）彻底打破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在为人们提供更便捷的交流方式的同时也为人们的日常工作带来了更大压力，甚至可能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各种网络信息技术在方便人与人沟通与交往的同时，也挤压了人与人直接面对面情感的交流空间，冷冰冰的技术交往最后却隔离了人们之间的传统情感联系与沟通，交往和生活的日益便捷与人与人之间亲情的相对疏远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悖论。

科林格里奇认为在技术的这种逻辑可塑性影响下，技术控制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能够灵活地、弹性地和多样化地介入技术的规划、设计和发展。在这样一个工具性的控制过程中，“如果在确定客观概率分布过程中缺乏足够的信息”，那么针对技术的社会控制决策需要考虑到几个关键环节，“一个决策很容易纠错，或者是高度可修正的，如果它是错误的，那么这个错误可以很容易被发现”，决策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人们相关社会决策需要具备可修正性和灵活性。[2]19-21在科林格里奇看来，在第二阶段产生的代价越来越高的技术壁垒（entrenchment of technology）的产生和早期的不完善技术决策有关。如果在技术发展的第一阶段没有制定可修正的、多样化技术策略，例如只是依赖单一僵化的单向技术发展计划，那么以后破除这种技术壁垒的代价势必高昂。在技术信息缺乏的情况下，人们需要在看到技术本质上的不确定性（即逻辑的多种可塑性）基础上，及时调整规划以便保证技术决策的相对应，“在无知之幕下做出选择的本质是要保持未来选择的开放性”[2]63。

但要真正保证技术选择和控制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仅靠技术本身肯定是不够的，即使是科林格里奇本人也承认这一点。[2]20这也决定了技术社会控制问题在科林格里奇之后发展的基本方向。格兰沃德（Armin Grunwald）进一步发展了一种前瞻性评价（Prospective Evaluation）来解决技术的评估和控制问题，“技术的后果可以由其与技术、社会或政治关系来判断决定”，还需要从“效率的角度，更少的风险和更低的代价等达到目标”以及“边际效益”层面做综合评估。[8]这也是从工具主义角度来思考技术对社会效率的影响。技术往往作为一种决定性因素在起作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引发一种综合效应。德波尔（DE poel）等人则将注意力放在对技术“创新的过程约束”方面，强调“社会技术试验”（sociotechnical experimentation）的重要性，“技术不可避免会改变社会，与其尽力通过预测来阻止这种不确定性，不如认真管理好创新的整个过程。”[9]库迪纳（Olya Kudina）等人又在以上基础上试图将“技术创新和价值的转变关系”置于克服技术控制困境的中心位置，“技术道德变化路径的发展方案可以预见技术是如何影响道德框架的”，而“社会技术试验路径则采取了另一个不同的方向”，其中的预测过于理论化而不可靠，而社会技术试验则“表现为零碎的方法”，为了克服这两种方法的有限性，他们又发展出一种“技术调节”（technological mediation）方法，“研究技术如何调节人类实践、感知和理解”，“以克服技术道德变化和社会技术试验的局限性”。[9]这些新方法论的发展，开始超出传统的工具主义视角，技术的评估和控制需要与其存在形式结合起来，这预示着技术控制开始转向存在论方向的发展。

三、技术控制的存在论视野

人们对技术的调控，无外乎是对包括人、技术与其对象几个维度关系的处理。因为“技术作为一个多维度的存在”，首先“技术是一个物质对象”，其次，表现为一种“技术知识”；再者则是“制造和使用技术工具的活动”，最后它还是一种“社会建构或力量”。[4]1-2如果人们只关注到技术的某个单一层面，特别是仅仅站在工具主义立场上，那么在处理其与社会的控制问题时就会面临麻烦。因为这种探究模式虽然注意到了技术逻辑的可塑性问题 ，并预设了各种可行性的预备方案，但人们也很难对其社会后果做出恰当准确的预判，更不用说是解决问题了。这也是技术社会控制理论和相关实践很难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学与技术作为现代社会最核心的要素之一，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存在，它们有着存在论的意义，这一理解对现代技术的预测和治理亦是至关重要的，“机械化和商业化共同融入了机器与商品分工、交融的器具范式（device paradigm），这种器具范式构成一种存在论，推动着认识论和伦理学现象的逐次出现。”[10]

进一步来说，这意味着在科林格里奇困境的实践系列中，我们还需要对技术逻辑的不确定性做出进一步的划分。这里的关键是要区分出两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即知识或认识论的不确定性以及变动的或存在论层面的不确定性，其中，认识论方面的不确定性是关于主体和知识集合属性的不确定性，这源自于需要认知评估信息方面的缺乏或情境的复杂性。因为在原则上，人们一般总是试图把这种不确定性通过认识的提高和完善加以减少。[4]149-150这也是科林格里奇等克服技术评估问题的一个基本思路，对技术相关信息的收集、知识的扩展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技术评估被视为以科学为基础来应对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评估程序和控制策略”。[11]与这种认识论的不确定性相对，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视角，“存在论或变动的不确定性是内在于系统的可变动性”，“这是实在的属性”，沃克（Walker）等人专门进一步分析了技术存在论不确定性的几个原因：自然过程的内在随机性、人类行为本身的不可预测性、社会过程的不可预测以及技术发展自身蕴含的意外，诸如突破和出乎意料的后果等。[4]150这也是我们主张要把技术控制的视角由单维视角进而转向存在论的一个重要内在原因，这一困境是基于其存在模式本身的。

按照瑞普（Arie Rip）对技术存在论的界定，技术是一种“作为‘世界装配’（furniture of the world）的存在论概念”，“这类似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世界‘质料’（stuff）观念，其附加含义是质料状况的进化。”[12]技术作为一种存在，是具有独立性的，而不只是人或社会的某种纯粹工具，这类似于芬伯格的“实体理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新的文化体系将整个社会世界重新构成一种控制的对象。这个体系具有一种扩展性活力的特点，它将最终侵入每一块前技术的飞地和塑造社会生活的整体。”[5]6此外，我们对技术的理解还要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这也是当代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基本特点。其中，自然科学被视为是通过合理的方法解释自然现象背后实在世界的努力，因此它是关于存在的，是具有存在论意义的。[13]技术亦是如此，事实上科学与技术联合构成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技术在此意义和人类实践结合起来。如果人们只关注技术的工具性层面，而割裂其存在的多维性，那么在这种思路下，单纯的技术选择肯定不足以准确判断其实际效果与存在的社会风险问题，因为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存在而非固定不变的工具。

因此，技术控制的分析对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技术存在系统，其背后存在着“存在论的预设”（ontological assumptions），“一个技术系统是技术、社会、组织、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综合体”。[14]在这种技术存在论思想的视野中，技术控制问题也应逐步走向综合，这也是流行的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的一个基本解读路径，这样就将科林格里奇的规范化路径，包括其对困境的反驳都可以或多或少用近来的科学、技术与创新系统（即技性科学）加以支持。这种技性科学思路有助于说明和分析技术控制困境的预设，并且还可以表明科林格里奇路径和技性科学命题的共同之处。[11]事实上，技术评估的“两种类型的不确定性”是一体的，它们同时构成技术控制问题必不可少的维度，也就是说，科林格里奇困境不仅仅只是一个纯粹认知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实践的整体性问题，相应的，技术的存在论视角解读成为这一转变中的重点。

由于对技术发展的评估本身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认识论问题，因此人们不可能完全指望可以简单通过科学与技术的治理或预测进步解决所有相关的技术问题。技术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其表现形式是文化的，是一种社会建制，它与人们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同步的。为此，技性科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这一要求，科学与技术不是由“自然或技术的理想形式决定的”。进一步说，“技术从来也不仅仅是工具；手段和目的在‘存在论’上是不同的”。对于科林格里奇困境而言，“社会与科学主体形成了科学、技术和创新系统”，于是，“无缝之网的建构和形成产生：科林格里奇困境中的权力和行动者维度为管理和亚政治行动（subpolitical action）所替代。”[11]为此，阿尔伯特·勃曼（Albert Borgmann）将技术理解为“根据器具范式的实在转变，它建构了一个历史的、动态的、依附性的存在论”，技术的“器具范式”具有历史的变动性，但并不“完全重构实在”，而是有赖于各种自然、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存在。[10]这已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技术，技术是嵌于科学和人类生存之中的存在，它既有自身的一定独立性，又是一种和社会、科学联合性的存在，这应该说是当代技术的基本属性。

鉴于技术本身作为一种存在的复杂性，重新建立和发展系统的存在论视野下的技术评估与预测变得至关重要。从技术的存在论的层面看来，技术的调控也就是对其存在模式的预判以及相应的干预过程，技术作为一种生成性的社会存在，走出纯粹工具性控制和预测的思路是其中的关键一步。其中，在技术的存在和生成环境中，技术专家原来这个相对单一的特定社会群体，已经变得相对复杂和多样化，随之对技术安全性与公平性等的技术考量也要放在一个公众、技术专家、伦理学家等社会多群体构成的共同体平台上进行。而且，技术的成长总是处于科学-技术-社会的整体环境之中的，技术的评估也需置于这一生存境况之中，简言之，现代技术的存在与发展是和社会存在同步的，其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技术或者个体都不可能对每项科学技术的应用负担起完全的责任，兼顾整体技术存在境遇的评估系统的完善与发展才是确保新技术良性融入社会的必要环节。①

四、结 论

从存在论角度来看，技术已不再是远离人们价值判断的高冷工具，它与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实践直接联系，甚至可以说息息相关，这也说明人类生活与技术存在是内在相统一的。技术发展在满足了人们诸多需求的同时，在逻辑上并不会压缩人的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但这只是就理想状态而言的，事实上，人们的工具主义理解在无意中已经挤压了人与人之间直接面对面情感交流的空间，纯粹的技术手段反而隔离了传统情感的联系与沟通，进而造成冷冰冰的技术交往。可以说，现代性背景下的工具主义压迫或变异了人类交往的本性。但如果我们转向技术的存在论理解，就会发现技术的逻辑可塑性其实也是社会与人类生活多样性的表现形式。科学-技术-社会正在构建人类新的生活方式，一些前所未有的技术为人们营造着新的生活领域，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人工智能产品的涌现创造了以前从来没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在新的网络时代，新技术的发展大大超乎了人们的想象，然而，与之相应的文化的发展又是相对滞后的。因此，新技术在推动人类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文化隐患”。[15]现代技术以其独特的发展逻辑奠定了它在当今社会的存在模式，如此一来，现代性演绎中的技术不再是简单的认识或工具意义上的，人的生活世界才是现代性的内在核心因素。

为此，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技术融于人类生活世界之中，“它（技术）构成了遵循自己规律的无处不在的世界，这与所有传统相分离。技术不再是建立在传统之上，而是依赖于以前的技术程序”[16]。应该说，这正是当代技术发展引发社会伦理冲突不断突显的重要原因。在新技术不断强力介入社会生活和文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也难以避免技术的功利主义冲击，人们在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和碰撞在新技术的急速发展中被加速了。加之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伦理道德本身的相对稳定性同技术发展的革命性和“超前性”特征存在一定的张力或矛盾，这决定着在现代社会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会依然存在，而且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不断融合，这种矛盾必然还会不断加深。为此，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面对新技术挑战，做好更系统的技术社会实验评估与预测。在应对这些新冲突问题时，我们特别需要坚持着眼于技术的存在境况本身，在“科学-技术-社会”的存在论情境中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就此发展和完善系统的新社会系统技术工程。当代社会已处于技术引领的时代，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与发展是这个时代的常态，这也就意味着新技术与社会存在的诸多层面，例如社会伦理、文化的冲突也将是常态的，而应对和处理这些关系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重要时代课题。

① 事实上，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s）或社会实验室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上具体化了技术社会预测和控制方面的方向和规划，反言之也是对技术存在论视野的一个重要支持，新技术的发展本身也意味着对社会的新拓展，也进而使得社会实验与延展实验（extensive testing）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Wiebe E. Bijker, Thomas P. Hughes, and Trevor Pinch.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2: 108.

[2]

D. Collingridge.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0.

[3]

Jane Calvert. "Governing in the Context of Uncertainty, " Synthetic Future: Can We Create What We Want Out of Synthetic Biology?. special report, Hastings Center Report 44, no. 6. 2014: S31-S33.

Paul Sollie, Marcus Duwell. Evaluating New Technologies. Springer, 2009.

[5]

芬伯格. 技术批判理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

Mickael Sandel.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Cambridge: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

[7]

Ellen-Marie Forsberg. Clare Shelley-Egan Erik Thorstensen. Laurens Landeweerd Bjorn Hofmann. Evaluating Ethical Frameworks for the Assessment of Human Cognitive Enhancement Applications. Springer, 2017: 1.

[8]

Anthonie Meijer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Netherlands: North Holland, 2009: 1125.

[9]

Olya Kudina, Peter-Paul Verbeek. Ethics from Within: Google Glass, the Collingridge Dilemma, and the Mediated Value of Privacy.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019, 44(2): 291-314.

[10]

Albert Borgmann. Reality and Technolog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34(1): 27-35.DOI: 10.1093/cje/ben055.

[11]

Wolfgang Liebert, Jan C. Schmidt. Collingridge’s Dilemma and Technoscience.Poiesis Prax, 2010, 7(1): 55-71.DOI: 10.1007/s10202-010-0078-2.

[12]

Arie Rip. Technology as Prospective Ontology.Synthese, 2009, 168(3): 405-422.DOI: 10.1007/s11229-008-9449-9.

[13]

Srdjan Lelas. Science as Technology.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3, (44): 423-442.

[14]

Wiebe E. Bijker. How is Technology Made?—That is the Question!.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34(1): 63-76.DOI: 10.1093/cje/bep068.

[15]

Stefano Brusoni. Antonino Vaccaro. Ethics,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J Bus Ethics, 2017, (143): 223-226.

[16]

Ellull J.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Vancouver WA: Vintage Books, 1954, : 14.

From Instrumentalism to Ontology in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

——On Collingridge’s Dilemma and the change of its solution vision

JIA Xiang-tong HU Y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Collingridge's Dilemma is a typical description of the ten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mpora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means that the logical plasticity of technology determines that the process of its integration with society is full of uncertainty, and this uncertainty leads to the limited and passive social assessment,social prediction, and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 This passive relationship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strumentalism of technology.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Collingridge's Dilemma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a "technical regulation" solution for a long time. Society and culture are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ere is a certain conflict with the revolutionary and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This makes it difficult to work out the path that relies on technology alon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Collingridge's Dilemma is not just a simple techn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issue. As a social existence, the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y cannot be ignored. When dealing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we need to analyze and solve the problem in the situation of "science-technology-society".

Keywords:instrumentalism, modernity, technology, Collingridge's Dilemma

作者简介：

贾向桐，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

胡杨，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

项目资助：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632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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