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老师说我顶嘴！”
电话里，阿涛带着哭腔，向母亲曾丽芬委屈地说道。
曾丽芬正准备开口，又听见电话里传来班主任周老师大声地呵斥：
怎么讲老师说你顶嘴呢，是你自己顶老师的嘴！犯了错误还不承认，我怎么教出你这么个学生……
曾丽芬安慰儿子不要着急，挂了电话，她准备去一趟学校，找老师沟通。
但就在两分钟之后，她又接到电话，是周老师焦急的声音：
出事了，你儿子跳楼了，赶紧过来吧！
曾丽芬大吃一惊，她赶紧挂断电话，飞也似的冲出了家门，直奔学校而去……
幸运的是，经过抢救，阿涛总算保住了性命，但他却永远无法忘记那件让他作出轻生行为的往事。
14岁的阿涛是广东佛山市某中学的一名初二学生，2013年4月22日那天，学校组织了一场班级之间的篮球比赛。
由于阿涛之前返校时把班服落在了家里，他担心不穿班服会影响本班的形象，于是就独自一人留在教室看书。
直到比赛结束，他才走出教室，听说自己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他在高兴之余，也不禁为自己错过了这场精彩的比赛而感到惋惜。
吃过晚饭，阿涛和往常一样来到教室上晚自习，但没过一会儿，班主任周老师就把他和另一名男生小冬叫了出去。
“你们俩谁偷的钱？”
周老师目光如炬，严厉地问。
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像闷头一棒，让阿涛感到莫名其妙。
原来，就在下午举行篮球比赛的时候，班里有三名学生同时不见了一百元钱。
他们汇报给周老师后，作为班主任，周老师根据自己的推测，认为阿涛和小冬两个人偷钱的可能性最大。
因为整个下午只有阿涛一人留在教室，而小冬平时比较调皮，两人都值得怀疑。
阿涛委屈中夹杂着生气。
“周老师，您不能这样武断吧，我下午的确在教室，但我没有偷钱！”
“偷了就要如实说，老师会原谅你们，不承认只有通知你们家长！”
周老师语气冰冷，眼神里透着一丝愠怒。
“没有做过的事怎么承认，你认为是我们偷的，有证据吗？”
阿涛有些生气，他不明白，自己明明没有偷钱，老师却要逼着他承认。
小偷两个字，与他根本沾不上边。
周老师不再理会，而是拨通了母亲曾丽芬的手机。
大概说明了情况之后，她在电话里换了一种说法，“我知道不是你孩子偷的，我知道他不缺零花钱。”
知子莫若母，曾丽芬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儿子，绝不会做出这种偷窃的行为。
听到周老师如此说，本来担心儿子受冤枉的她，一块悬着的石头也落了下来。
只要老师相信自己的儿子没偷钱，之后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随后，曾丽芬给儿子打去了电话，她告诉阿涛，老师相信他没有偷钱，并且安慰儿子不要胡思乱想。
但满腹委屈的阿涛，却躲在深夜的被窝里，哭红了双眼。
他回想起周老师那严厉的眼神，笃定的语气，整个人都感到了一种窒息。
但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第二天周老师的一个决定，让本就郁闷的阿涛，更是如坠冰窖。
那天中午，周老师再次找到阿涛和小冬，语气更加严厉。
“如果在周五家长会之前，还找不出是谁偷的钱，那你们两个就赔钱，每人150！”
阿涛被激怒了。
“你如果有证据证明是我偷的钱，我肯定会认，但这不是我做的，我也不是那种小偷小摸的人，为什么要承担赔钱的后果和名誉上的损失？！”
周老师冷笑一声，“不承认是吧，会有办法让你们承认的！”
接下来，她更是做出了一件让阿涛难以置信的事情。
班会上，就偷钱事件，周老师利用自己的权威，让全班同学进行了一场看似民主、却毫无依据的“投票”，认为阿涛和小冬两个人之间谁最有可能是小偷，就把谁的名字写在纸条上。
这让阿涛感到了被史无前例的侮辱。
他觉得自己好像被扒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地晾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人围观。
他的愤怒超过了委屈。
虽然大部分同学都没有投他，但大家异样和怀疑的眼光让他觉得自己已经无形中被贴上了“小偷”的标签。
“真的是你偷的吗？”
“到底是不是你偷的啊？”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刺向阿涛的心脏，他保持沉默，因为他知道再多的解释也是多余。
可是这次投票的结果，对于谁拿了三百元钱，依然不得而知。
阿涛将自己的委屈和对老师的控诉写进了日记里：
我可以以我的人格担保，我没有偷过一分钱，你可以打我、骂我，甚至杀了我也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侮辱我偷钱，偷钱这种可耻的行为，打死我也不会做，我问心无愧！
就在事情发生的第三天，2013年4月24日，阿涛再次被班主任周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让他赔钱给被偷的同学。
阿涛完全出离了愤怒，他大喊道：我没有偷钱，干嘛冤枉我？！
周老师说：我没说你偷钱，但同学的钱总该赔给他们吧。
愤怒之下，阿涛拨通了母亲曾丽芬的电话，向母亲说出了自己的委屈。
曾丽芬安慰了儿子几句后，正准备去学校找老师沟通此事，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
阿涛纵身一跃，从三楼跳了下去。
这个14岁的少年，有着太强的自尊，以致于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来回击老师的冤枉，证明自己的清白。
好在，阿涛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了7天后，幸运地保住了性命。
在医院住了278天，阿涛终于出院，但在他的双腿上却留下了两道触目惊心的伤疤，并落下了后遗症，右脚的脚趾严重弯曲，很难伸直。
这个少年的身体和心灵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
经过多次协商，阿涛住院期间产生的费用，由双方共同负担，校方承担80%，家长承担20%。
至于阿涛的跳楼责任划分问题，双方另行协商或者由法院判决。
出院后，阿涛转到了另一所学校，但双方在阿涛跳楼责任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校长认为，阿涛之所以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是因为他性格比较内向，跟同学沟通少，同宿舍学生都不愿意和他接触。
校长还提到前几天的篮球赛，其他同学都参加了，而阿涛作为班干部却缺席没有集体主义精神，性格上有很大问题。
班主任周老师也赞同校长的说法，她认为阿涛一直以来就很冲动和暴躁，跳楼也是他极端的性格所致。
校长和周老师都站在了同一战线。
曾丽芬则否定了校方的说法，她认为自己的儿子从小就品学兼优，乖巧懂事，还在各种比赛中屡屡获奖。
如果像学校所说的那样，孩子性格真有那么多缺陷，怎么可能还被选为班干部为同学们服务。
退一万步说，如果阿涛有诸多毛病，学校的心理医生为什么不进行辅导，老师也从未向她提起过，出事后，校方就把各种问题全部归咎于儿子身上。
曾丽芬觉得，学校的说辞纯粹就是推卸责任。
双方各执一词，在阿涛跳楼的责任上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最终，曾丽芬一纸诉状将学校告上了法庭。
然而让曾丽芬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两级法院的两次审理，最终认定，在阿涛跳楼这件事情上，学校承担30%的过错责任，阿涛自己承担剩下的70%。
面对这样的结果，曾丽芬表示完全不能接受。
她认为如果没有学校老师的冤枉，没有三天三夜的痛苦煎熬，没有老师的人身攻击，没有心里上的极大压力，儿子怎么可能跳楼。
作为校方，理应承担主要责任。
她不理解，为何法院会判决学校只承担30%的责任！
对此，法官解释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即便学校有责任，诱发了阿涛的跳楼事件，并且没有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但毕竟原告已经年满14周岁，且主动跳楼，自己的原因非常大，所以综合考量后，判决校方承担30%，原告承担70%的过错责任。
而关于阿涛偷钱的事情，校方至始至终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也没有一句道歉。
在采访中，校长解释说，跳楼事件发生后，班主任周老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关于是谁偷钱的事就没有再继续往下查。
从死神手里逃过一劫的阿涛在谈到当初的跳楼行为时，他觉得自己很傻也很后悔，他说当时应该报警或寻求律师帮助，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不该选择轻生，要好好珍惜生命。
至于阿涛离开的那所学校，那个一句话就险些毁掉14岁少年一生的班主任，不知道如果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又会作何感想？
没有证据，就可以凭空臆造结论，难道作为教书育人的园丁，还不如一个孩子，不知道法律上规定的“疑罪从无”四个字吗？
如今事情过去了多年，阿涛已经大学毕业步入社会，也早已走出了阴霾，在处理事情时，他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智，相信他的明天一定会很美！
希望类似阿涛的事件不再发生，也希望所有教育工作者对待学生要循循善诱，耐心疏导，因为你的一句话，很可能会决定孩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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