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扬：删节号的困惑——我阅读史的一个侧面

该死的删节号

“半是主人半是客，也藏银锄也藏书。”这是我1968年末回乡务农时篡古人句写的一副楹联，贴在蜗居的房门上。颇受知青朋友的赞赏。

“半是主人半是客”，不甘心“一辈子扎根农村”之谓也，期待有朝一日告别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何日可期？举目茫茫而已。

《末世的狂欢：金瓶梅与晚明中国》，石钟扬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版。

“也藏银锄也藏书”，却不真实，银锄乃修理地球的工具，岂是可藏之物？彼时本无几本书可读，哪有什么书可藏？但即使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处于人生最低谷，酷爱读书，这囊萤映雪十年寒窗培养出来的积习难改。

当年何来可读的书呢？无非一买二借三学孔乙己。不说囊中羞涩，即使有几文铜钱，彼时书店几乎无可读的书买。借则或以书换书或骗或抢（同学互抢不犯事），学孔乙己窃书则往往有贼心而无贼胆，那时每得到一本可读之书几乎都有一段辛酸故事。

更要命的是，彼时的中国小说，每到关键处都会来个删节号或引而不发，让你困惑不已，欲罢不能。初中时读《林海雪原》，“智取威武山”的英雄传奇让人热血沸腾，但情窦初开的青春让我更爱看“白茹的心”。卫生员白茹觉察到少剑波对自己有爱意，有天她偷看少剑波日记，写到白茹，只一句：“我……”白茹从灵魂深处疾呼：该死的删节号！

我与白茹同感：该死的删节号！为什么革命者对相爱的人即使在日记这隐秘的地方也不能道破：我爱你！既往的文学作品，从“三言二拍”到《家》《春》《秋》包括外国小说，1949年后再版几乎都做了净身手术。

可是《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也有马克思与燕妮的浪漫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也爱得很热烈（他所不屑的冬妮娅更让我倾心），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无形的删节号制约着我们。第一次有性别意识（非性意识），是在初中二年级生理卫生常识的课堂。老师用半身人体石膏像，极为严肃地讲解男女生理结构，让我等科盲重新认识自己。下课时有位女生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张大白纸贴在石膏像的生殖器上，引起哄堂大笑，结果是欲盖弥彰。

《林海雪原》

当年中学明令不许学生谈恋爱。等到无法无天的“文革”前期，同学们都忙“革命”去了，更无暇谈情说爱。只是到1968年上半年，面临着上山下乡运动，即将各奔东西，百无聊赖，才纷纷投入恋爱热潮。成功的并不多，因而有《失恋者之歌》广为流传，鲁迅的《伤逝》也被同学们读出“我的青春我做主”的命意。

我是个保守的旁观者，曾以“俚句一则曾记否？光棍门前是非多”送同学。偶尔为同学代笔写情书，效果并不佳，一两封信不成，我竟从外国小说中借句“脂粉填不满皱纹，口红留不住青春”来讽刺那女生，害得她从此不理他。

大开眼界恰是在乡间接受再教育时期。彼时人民公社还健在，是集体劳作。农民朋友在田间地头挑逗性的打闹与插科打诨的段子，其笑点远超东北二人转。我往往带本小书在身上，工余打发时光，与农友虽格格不入但对他们的天趣也不可能闭目不见充耳不闻，相形之下恰显得书呆子的木讷低能。

《水晶鞋与玫瑰花》海报

彼时乡间也一切都要革命化，但农民的智慧让你惊愕。结婚是乡村青年隆重的节日，新娘会把“下定决心”绣在婚鞋婚袜上，新郎会把“天生一个仙人洞”贴在婚床婚帐上，他们天才的创意令人哭笑不得又无可挑剔。也是在那时，偶尔听到成年男女哼唱俚曲《十八摸》，我们一靠近他们马上神秘地停唱，不予与闻。

在接受再教育期间，我谈了趟最干净的恋爱。有师友牵线，我与曾是同届不同班的高中同学谈了两年多，虽以“她在丛中笑”为题写了三本日记，但固有保洁的教育让我俩在恋爱中没抱没吻甚至没握过手，当然也就分了手。我不能如保尔说应责备牛氓同志，回首往事不免愧愧。曾有冲动，想将那日记原汁原味出版，让世人看看禁欲时代的青年是怎样度过青春期的。

1979年5月《大众电影》吻照风波令人刻骨铭心。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封面刊登了法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接吻的剧照。新疆一位党员写信“非常愤慨”地责问：“你们在干什么？”“准备把我们的青少年们引向何方？”

须知此时“文革”已结束三年，改革开放正在启航，但禁欲主义的思潮还在惯性轨道上滑行，因而引起全国热烈的讨论。《大众电影》公开了那位党员的信，不到两个月收到11200多封（篇）来信来稿，使这一“吻照”事件上升到了思想解放的高度。

这既可见禁欲主义势力在中国曾何等顽强，却也同时宣告了禁欲主义时代的结束，终于迎来了思想解放的20世纪80年代。意味着文学创作与研究从此可以走出那该死的删节号，堂堂正正去表现人间本有的恩爱情仇，让文学回归人学。人们既不满样板戏的说教，也不屑《少女的心》之类手抄本的暧昧；既可直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中篇小说），也不隐瞒《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短篇小说），从而宣告文艺的春天终于来到。

但是，在此前禁欲主义横行的时代，当然谈不上《金瓶梅》研究。“文革”前北大中文系竟不讲《金瓶梅》。

《金瓶梅艺术论》

周中明老师是1956年考进北大中文系的，他说：“我上大学时最喜欢听的一门课，是吴组缃教授讲的‘中国小说史’。可是他却只字未讲《金瓶梅》，也难怪他，因为我们这些学生都未看过《金瓶梅》。那时要看《金瓶梅》，没门！”（周中明《我是艰难跋涉的跛脚鸭》）

宁宗一老师曾说：“值得做深沉反思的是在1979年出版的、有我参加主编的《中国小说史简编》中，竟然因各种原因，把论《金瓶梅》的整整一章删去了。”（宁宗一《走进困惑》）比之鲁迅20世纪20 年代尚能在北京高校讲《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高度评价《金瓶梅》“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不知保守了多少。

打开当今中国第一部《金瓶梅研究史》（吴敢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版），即可知中国大陆从1950—1963年金学文字寥寥无几，1964—1978年竟是一片空白，倒是中国港台地区、欧美、日本在彼时段形成了三个研究中心。

《金瓶梅研究史》

窥破删节号

1979年初，朱星先生以《〈金瓶梅〉版本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打响第一炮，其系列论文1980年10月结集为《金瓶梅研究》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朱星先生说他“动机只是想为这部奇书平反翻案，把我国这部世界文学名著从禁书中解放出来。”朱星先生《金瓶梅研究》近10万字，首印即35000册，不到两月，加印竟达106000册，可谓风行一时，而后再无金学著作热到如此境界。朱先生的研究不一定所有结论都经得起学术检验，但其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吴敢礼赞：“朱星重新点燃并高举这一支学术火炬，结束了沉寂十五年之久的局面。”

那时的金学研究仍很怪异，是域外热域内冷，研究热而《金瓶梅》出版冷。大陆除20世纪50年代特批特发2000套《金瓶梅》，几十年没出版。仅若干名校图书馆或大型图书馆藏有《金瓶梅》，一般读者无缘问津，因而朱星启动金学之初，只有极少数学者应声而动写起金学文字，其余只是临川慕渔，无法归而结网。

我手边有本周钧韬先生主编的《我与金瓶梅——海峡两岸学人自述》（成都出版社1991年7月版），其中记载着诸多学者阅读《金瓶梅》的苦涩故事。

陈诏《半路出家者说》道，20世纪40年代，“我的一位表兄借来一部铅印本《金瓶梅词话》，我匆匆翻阅一下，只见文内有许多删节号，也不知说什么，我觉得没有多大兴趣就放下了。过了几年，当我稍懂人事，有了性意识时，我又借来一部石印本《金瓶梅》（记得是香港出版的），我对故事内容仍然不甚了了，却对性描写部分分外注意，专看西门庆和潘金莲勾搭成奸的章节。我把书放在抽屉内，偷偷地阅读。心脏‘朴通朴通’地跳，脸涨红得像发烧一样。一听有人进来，就忙把抽屉锁起来了”。

《走进困惑》

宁宗一《走进困惑》中说：“1950年我上南开大学时，图书馆是不允许把《金瓶梅》借给学生看的，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当时我知道我父亲藏有一部施蛰存先生整理和删节过的《金瓶梅词话》，我向他索看，他却拒绝，理由是：你还小，先别看这些书！毕业后我留校执教于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我开始有资格有理由去看那部禁书了。于是，首先我把父亲的那部铅印上下两册的《金瓶梅词话》堂而皇之地接收过来，继而又理直气壮地到图书馆去，想借一部我早已渴望看到的全本《金瓶梅》。可是管理员老王告诉我的是：你看删节本可以借出，没删节的那个本子讲师以上的老师才能借阅。我当时真的气昏了头，只好随老王进书库胡乱拿了一部，后来才知道它是更糟糕的正中书局版的《古本金瓶梅》。”是朱一玄先生慷慨地借给他一部木刻大字本《金瓶梅》，虽插图粗劣终为没删节的全本，“仍如获至宝，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又通读了全书”。

香港文光书局版《古本金瓶梅》

陈诏、宁宗一是金学界老一代学者，他们还算幸运，能看到不带删节号的《金瓶梅》，等而下之的青年学者就更难了。

马征于1980年考取四川师大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图书馆三楼的善本书库里，躺着一套《金瓶梅词话》，马征的六位学兄都想一睹为快，他们多次找管理员商量都碰了钉子。“古典文学研究生不能读《金瓶梅》，是笑话！”管理员拗不过马征，只好放出话来：“要馆长批准。”

马征便横了一条心，硬着头皮去找馆长，呈上一份查阅报告。馆长批准：同意坐在馆内阅读。报告上写的理由是“版本研究”。不这样写，管理员就会用“古本”“真本”等赝品来打发你。“那次阅读太匆忙，连囫囵吞枣都说不上。最要命的是刚读了半天，几个学兄便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便一个接一个地涌了进来，坐在一旁，人手一册读开了。

管理员很有意见，说‘不相信这么多人都是在搞研究，而是在看情节’，嘟嘟囔囔了半天，最后斩钉截铁地说：‘明天，最后一天了！’百万言的巨著，总共就给我们两天半的时间，怎么够铺排？但无论如何，马征算是粗读这部名著了。”他们说：“可能许多高等院校都如此。这是整个中国的悲剧。”（鲁歌、马征《此中甘苦两心知》）

《金瓶梅纵横谈》

陈东有《万顷纵我一苇如》更有戏剧性情节：

那还是大学二年级时，同寝室一位同学熄灯前弄来半部《金瓶梅》，全寝室为之轰动。是夜，大家抓阄排先后，我在最后。凌晨四点被叫醒接看此书，两个小时，囫囵吞象（按，非枣也），只记住几个人名。当时因神秘而紧张，再加上道德的力量，心头怦怦跳个不停，寒冬之时，手心脚心汗湿湿的。其实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没有，那是半部又删又改了的本子。

1987年2月，当我从研究生考场出来，便四处寻觅全本、原本《金瓶梅》。我推开古籍阅览室的大门，表面十分镇定地向工作人员出示工作证和借书证。请借给我影印本《金瓶梅》。

《金瓶梅》？工作人员上下打量着我，我知道我看上去不过二十几岁，像个学生。

对，这是我的工作证，为了教学的需要。

教学？教《金瓶梅》？那得先办手续。工作人员很客气地向我介绍手续如何去办。并不复杂，但就借一部书来讲，却已是十分慎重：我自己先写了一份报告，说明动机在于科研的需要。不好说教学，怕节外生枝。至于是不是研究，无关大局。请系里主管教学科研的领导批示，加盖系里公章。又到校党委宣传部，请负责同志审批、签字、盖章。于是，21大本张竹坡批评的《金瓶梅》摆到了我的面前。

这一天，什么也没看好。我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情绪 ，平衡自己的内心。第二天，才使自己像看其他小说一样平静地端起了《金瓶梅》。看了一个星期 ，摘下了三万字的卡片。不久，我借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删节本，又通过关系买到了齐鲁书社1987年的删节本，加上我摘录的三万字，凑齐了我自己的“全本”《金瓶梅》。

第一奇书本《金瓶梅》

吴红《瓶开梅花金归谁》说：“我虽经努力，仍然无法一睹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入藏的唯一的一部清顺治、康熙年间刻本《张竹坡评金瓶梅》。管理员告诉我，这须得省文化厅领导小组集体批准，并上报省委宣传部。况且，借阅者必须具备一定资格。例如，当时此书正为军区某领导所借阅。”

1986年暮春，“王利器先生从北京来信鼓励，并愿赐借珍藏的万历本《金瓶梅词话》。我因前些年被‘运动’，工资提级无份，月入微薄仅人民币50元，但立刻借钱飞京。为节约计，回程坐火车硬座。在火车的咣啷声和鸣笛声中，我一直抱着这在当时算是我国大陆上唯一的《金瓶梅词话》珍本，横中原、过黄河、逾秦岭，返回成都。胡邦炜在火车站迎接我，说：‘你真大胆！’我答曰：‘谁能知道我怀中的国宝，这叫出其不意。’他说：‘一些通俗杂志最近正以抢窃《金瓶梅》为题，大写惊险小说哩！’我们相视大笑”。

窥密好奇乃人之常情，亦审美之推力。《金瓶梅》常以窥密叙事揭示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有人统计其中写偷窥的有17次，窃听的有19次，多与房事有关）。读者所窥乃删节号中之密也，学者们千方百计要读到全本《金瓶梅》，固然是专题研究所需，又何尝无窥密心理在鼓荡。

刘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披露了一个“案件”：“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此书（郑振铎所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被一位青年管理人员偷了出来，并撕下了几页带有性描写的部分。监守自盗，必然酿出大祸，后被判了刑。”这偷窥的成本太高。

刘辉广有人脉，京城内外各家图书馆所藏《金瓶梅》“凡是能够找到的，都钻窟窿打洞亲自看一遍”。他仍浩叹：“看书之难难于上青天，线装书难，善本书尤难，带‘金’字的书更是难上加难。”可见中国金学起步是何等艰难。

《悦读的艺术：中国小说读者学片面观》

凡此种种，皆是鲜活的阅读文献。我痛恨自己前些年在写《中国小说读者学片面观》时怎么没关注这座宝库。进而遐想，如果有朋友尽力打捞古今中外《金瓶梅》阅读文献，写一部《金瓶梅阅读史》，应是可以与吴敢《金瓶梅研究史》、王汝梅《金瓶梅版本史》鼎足而立的佳制。

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回乡务农时期最喜欢严阵《长江从我窗前流过》的诗章，此刻仿佛回到临窗吟唱的情景。师友《金瓶梅》阅读的故事布之于前，宛若长江从我窗前流过，令我心旷神怡，眼下该检点自家庭院的光景了。我虽从小爱读小说、爱听故事，大学毕业后又治中国古代小说，但阅读《金瓶梅》竟晚至20世纪80年代初游学南开大学之时。

南开大学图书馆屹立在马蹄湖边，湖馆相映，天光云影，总令我联想到朱熹“问渠哪得清如许”的诗境。文科教师阅览室里书架林立，常用书、类书、工具书应有尽有，有特殊需要借书也很方便，除善本书、民国稀有书之外多可借阅，线装书也可整摞地抱回寝室啃。

《中国娼妓史》

得寸进尺，人之欲也，我尝试着向禁书《金瓶梅》靠拢。我先借王书奴《中国娼妓史》，柜内的姑娘眼光虽有些怪异，还是借给我了。两天看完去还书，还是那个姑娘值班，我从目录箱抄了《金瓶梅》书号递上，她二话没说，去了一个办公室，似乎是在请示谁。过一会出来了，拿出一部《古本金瓶梅》，默默地看着我签字抱走。我像抱着个金娃娃一样将之抱回了寝室，尽管其带删节号，尽管其如宁先生所言是《金瓶梅》版本中最糟糕的那种，虽然号称“古本”。

借得《古本金瓶梅》正好放寒假，我将之背回安庆，从头到尾细读了两遍，虽对其中的删节（号）无奈，也足以“疗饥”（这是从前人那里借来的妙词）。不仅如此，还让要好的朋友分享了一把。

我从南开归校不久，就风闻人民文学出版社获准出版《金瓶梅词话》，这是继1957年出版“部长本”之后的盛事，却碰上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而被迫停印。风潮过后，1985年首印10000套（上、中、下三册，计删19174个字，定价12元），要凭介绍信内部发行，除研究单位外，个人须得是教授或中国作协会员才有资格购买，让诸多学者望“金”兴叹。

我们系资料室的沈老师好意，找我起草报告从中文系到学校层层签字盖印，直寄人文社要求配书，结果石沉大海。我到处拜托师友也无着落，前些时候整理朱一玄先生信件，1985年9月14日有一封《天津社会科学》主编给朱先生的信，说购《金瓶梅》之事。实则我托朱先生，朱先生转托他。转了一圈，仍是“希望渺渺”。

齐鲁书社版《金瓶梅》

再后是山东齐鲁书社获批出版《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首印也是10000套，1987年1月出版，我5月“得之”，也是朱先生为我力争的。精装上下两册，定价25元。那时我工资尚不满百，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金瓶梅》，不亦乐乎？尽管这也是带删节号的“洁本”（共删去10385个字）。

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4函36册20卷100回，插图200幅，没删节，定价600元，共印2000套。当时北大一级教授工资不足300元，几乎没有教授问津。据说仅若干刚发财又好奇的个体户买了，因而高校图书馆与科研单位成了主顾。

我们中文系资料室打报告争取到一套，钱汇北大，书从杭州寄出，很神秘。书到资料室后，沈老师立即告诉我，同时宣告中文系主任规定只能在资料室内看，不得借出。于是拿着齐鲁书社本《金瓶梅》，费了不少时日，一一对照将那被删一万余字补在相应的位置，从而构成一部“我的全本”《金瓶梅》。

1993年我在安庆宜人书店购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重印的1985年版《金瓶梅词话》，已改为精装上、下两册，删字依旧，书价已到40元。可与齐鲁书社本对读，发现其文本之差异。

《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2001年9月移家南京，课余常到南大鼓楼校区周边旧书店淘书。混得脸熟，有天老板从书柜底下掏出一套台北里仁书局印行的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梦梅馆主是香港著名学者梅节先生，他数十年主治《红楼梦》《金瓶梅》，故名书斋为“梦梅馆”，犹如王利器先生主治《水浒传》《红楼梦》而名书房为“耐雪堂”。

（插一《世说新语》《儒林外史》皆无的段子：某年某学术会议期间，王先生与我散步时讲，“文革”后他从牛棚出来，蜗居京城某斗室，仅能架一张大床，他一对儿女在外总不能同时回城探亲，无地容身也。只得分散回来，儿子回来他睡中间做人墙隔开母子；女儿回来，太太睡中间隔开父女。我闻之怆然。王先生称其书房为“耐雪堂”，亦或为王先生之心灵幻影吧。）

梅节先生之校本，为金学界公认之佳本。精装三册定价台币1200元，折合人民币300元，店家开价不黑。我如获至宝，买了几套。店家笑问：要这么多干吗。我答：送朋友。后果有朋友向我索书，开口就问：有全本的吗？节本不要！

第一次见到梅节先生是2000年10月下旬在山东五莲召开的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而后多次重逢于金学会，相谈甚欢。

先生曾赠我限量定制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与《梅节手钞四朝绝句》。前者扉页题有：“艺坛雌黄苦未休，百年聚讼说红楼。几人得似空空子，青埂峰前问石头。旧作一首录赠钟扬先生梅节己丑秋日。”后者扉页题有：“尘世如戏，自然是诗。‘文革’手钞四朝绝句奉呈石钟扬先生几席己丑秋梅节。”

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梅节校订，台湾里仁书局2007年版。

在2012年8月24—27日的《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又欣遇梅先生。我赠先生一自书的扇面，先生执意要赠我梦梅馆第四校2012年7月20日修订一版七刷本《金瓶梅词话》（此应是先生与里仁书局为这次盛会定制的版本）。我不敢收，说：“我在大陆买了，您留给更需要的朋友吧。”先生责我：“书呆子，这可是签名本啊！”先生当场在扉页上写下：“石钟扬先生指正 梅节于台北国图 壬午秋日。”

2015年10月22日在吉林大学《金瓶梅》文化高端论坛，得王汝梅校点的《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之豪华本（齐鲁书社2014年12月版）。此外又以众筹方式获日本大安本《金瓶梅词话》线装本（明清书社乙未冬月影印）。张青松还赠我刘心武评点全书《金瓶梅词话》（台湾学生书局2015年12月版）。

《金瓶梅》原版并不复杂，只是几百年下来其子孙版浩如烟海，浏览一下邱华栋、张青松编著《金瓶梅版本图鉴》，你会吃惊不浅。我无力藏书，就研究而言，我所拥有的《金瓶梅》版本够用了。如宁先生所云，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文本主义者，致力于《金瓶梅》人物形象研究。至于我的研究过程已在别处言及，这里不再赘言。

《金瓶梅版本图鉴》

重审删节号

无论《金瓶梅》读者还是研究者，无疑更倾向于看或得其全本而不是洁本（或节本）。

有细心学者为《金瓶梅》人物做了“起居注”，其中性描写105处，大写大描36处。所谓洁本是删除其一万多字涉性描写，令其洁；言下之意，涉性文字即不洁不净，或者说在删节的执行者看来性即不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星先生想釜底抽薪，说“《金瓶梅》原稿初刻本无淫秽语”，“到再刻时改名《金瓶梅词话》就被无耻书贾大加伪撰，因而成为蒙诟的主要口实”，“我们今天把它考证明白，把这些污点洗刷了，也就可以公开阅读研究了”（《〈金瓶梅〉的版本问题》）。用心良苦，可惜证据不力。

黄霖当年某夜在床上读到朱文，觉得不妥，于是“翻身起床，查阅了一些资料，第二天即写下《〈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向金学大门莽撞地迈出了第一步”。黄霖之文并非以原本有“秽语”来否定《金瓶梅》，但严肃的研究“不能绕过它，只能正视它”。“《金瓶梅》的淫词秽语不应当成为我们对它进行研究的障碍，也不应当因此而全盘否定《金瓶梅》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它是禁不住毁不了的”。（黄霖《不平而鸣》）

作家阿城认为：“《金瓶梅词话》历代被禁，是因为其中的性行为描写，可我们若仔细看，就知道如果将小说里所有性行为段落摘掉，小说竟毫发无伤。”（《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这实则是认可由来已久的删节号。

宁宗一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有严厉的追问：“如果没有了这近两万字的性描写，还是兰陵笑笑生的《金》书吗？”“它永远是一个整体，一个永远不应该分割的整体，性描写正是《金》书整体中的有机部分”，“它不需要清道夫，更反对碾压机”。

《金瓶梅可以这样读》

无论朝野、无论普通读者还是专家学者都愿看到全本《金瓶梅》而不是残疾《金瓶梅》，这本是正常的。如同你将罗丹雕塑《大卫》的神器割掉他还是《大卫》吗？当你将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的祼女穿戴整齐了，怎么泼水？它还是生命的赞歌吗？好在现在看全本《金瓶梅》并不难，时代在悄悄而又顽强地前进，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

回首历史，我愿为那该死的删节号说几句话。尽管它属于禁欲主义甚至伪道学的产物，但毋庸置疑它曾有效地掩护《金瓶梅》数百年的安全发行，舍它，《金瓶梅》会被禁毁得更狼狈，因而删节（古代无号）也许是文人与书商合谋对付文化警察（警察在中国近代才有，但类似功能与机构古代不乏）的伎俩。

同时那些删节号又恰恰起了欲盖弥彰的作用，增强了作品的某种神秘性，诱发读者之审美幻想或性幻想。读书之乐就在有其再创造的可能，因为被删则有无限的可能性，于是也生出无限的艺术魅力。贾平凹从《金瓶梅》那里得到启示，《废都》每于性头上即以删节号打发，因此产生了挡不住的看点。

《人性的倒影》

《红楼梦》之魅力或许就在于没写完，犹如断臂维纳斯惹人刻骨铭心的疼爱，于是引发种种猜想、种种考证、种种解读，而滋生出种种红学家。然而，我并非赞赏去删文学名著，我是说应正视《金瓶梅》已被删的现实，同时允许节本与全本《金瓶梅》长期共存，让读者有审美选择的自由与可能。如同域外影视分级，让宜看与不宜看的人群各得其所。

删节号是无形的遮羞布，对《金瓶梅》而言，它遮的恰是羞处——性行为。但性即羞吗？先哲有云：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饮食男女是人类的生命形态也是生命再生产的资源。然食与色、饮食与男女两者存在方式有别。中学时代我就是丰子恺的铁杆粉丝，他的《缘缘堂随笔》让我如痴如醉，其中有一篇谈食欲和性欲，他问为何食欲可置于桌面而性欲却不能？这也是我的疑惑，也可能是普世的生命之问。

其实人之初准确地说人类之初，食与色、饮食与男女并不截然分开，男女之事在那个时代应如饮食一样肆意、公开或自由。当人猿相揖别多少年之后，当人在羞处披上第一片树皮或树叶——此即有形的删节号——时，就宣告人类从野蛮时代迈向文明时代。

文者饰也，那树叶或树皮是最原始的服饰。服饰由遮羞到保温到美化到礼仪，作为文明的标记亦是文化意义上的删节号，文明就是不断将人类从丛林带向理智世界成为万物之灵。但当人类被物质与精神上的删节号，尤其是被三纲五常等戒律包裹得太严，甚至感到生趣索然时，他们又不断摆脱那遮羞的删节号，渴望从不该藏的地方也藏，不断走向该露的地方不妨露之。

《致命的狂欢》

西方的文艺复兴、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从追求思想自由到爱情自由到婚姻自由……改革开放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在性解放方面也是空前的。网络把折叠世界极大限度地打开了，让我们知道许多闻所未闻的性事信息。人类的文明、解放、造孽往往多起于根部。

当下某些作家从身体写作到下半身写作，让张爱玲以《色戒》将辜鸿铭“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的怪论演为市井笑谈而终相形见绌，让做得说不得说得写不得写得看不得的禁忌终于失灵，让那该死未死的删节号终于失效。

时代似不可逆转地让性事不断走向摆脱遮掩之境，人类未来是否会真的走向张竞生博士提倡或向往的“情人制与性交自由制”？人类未来是否真的能将性交自由与诗性栖居完美统一起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人类不会整体返回丛林（尽管不免有局部返祖现象）。阴阳和谐乃人间正道，男权主义与女权主义都有失偏颇。

《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石钟扬著，东方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人类在迈向大同之境的途中，食与色、饮食与男女总会不同程度地分离，因而我们既要有节本《金瓶梅》，也要有全本《金瓶梅》。《金瓶梅》被鲁迅定为“世情小说”，精准无比。近些年不断有朋友为之重新定义，如“暴露小说”，如“家庭小说”，如“色情小说”……反映学者在新时代新的追索。我则认为从人类生命科学发展的角度看，《金瓶梅》是一部修身养性的教科书。

中国的性科学教育一直太落后，“文革”前《新婚指南》类的小册子是稀罕读物。以致有人从电影中女特务那里获得性启蒙（如王彬彬之妙论），有人从乡场上的谩骂中猜得男女之事（如遇罗锦《冬天的童话》所云），有人从动物世界里获得性信息（鸡打水、狗连筋、牛发情），让人想起《牡丹亭》中青春的惊叹：“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域外性科学纪录片，安庆是在菱湖公园小影院内部播放的，各单位发票组织观看，人们竟看得神魂颠倒，有的朋友设法弄票看了再看，如梦初醒，茅塞顿开，性趣倍增。可悲可叹！这让我想到《金瓶梅》之类作品除文化、文学功能外，还有性启蒙功能。好在它并非纯为性指南，更有强大的劝谕功能。让你知道某路可通、某路不通，成为你人生路上的红绿灯。从这个意义上看，其远不止是《拍案惊奇》式的故事书，更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功能的集大成者。

《金瓶梅词话》卷之一

此跋语遵陈卓兄之命写长点，现已够唠叨了。此书之写作乃惨淡经营，此书之出版则辛苦了陈卓、高军两位朋友。感谢无邪斋主张青松兄为我的写作提供了珍贵文献。

更令我感激的是年届九十的宁宗一先生和正在奔八的吴敢先生分别赐序，为拙著增光添彩，也令读者诸君多一份珍贵的导读。

辛丑冬月初八于金陵宝华山房

时冬阳临窗，忙碌之余，顿生一丝暖意

2022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三校于仙林大学城

虽春风又绿江南岸，岸边却少踏青访春者，惜春之情油然而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