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一名乞丐抱着咸菜坛子来到清华，没有他中国造不出原子弹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动动发财的手指点点右上方的关注，后续我们会为您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方便您及时阅读，感谢您的支持。

1937年秋的一天，长沙清华大学临时校址大门前，门卫正警惕盯着来往人流，提防有可疑人士靠近。

忽然，一道陌生身影闯入他的视线。只见那人衣衫褴褛、灰头土脸，怀中抱着一个造型古朴的咸菜坛子，与乞丐一般无二。

那乞丐刚一靠近，便大声嚷嚷着要见校长梅贻琦，并声称自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门卫瞪大了眼睛上下打量，心想哪有教授是这幅模样的！二话不说就打算将其轰走。

恰好此时，梅贻琦办事归来，乞丐见状立刻扑上前去，用沙哑的嗓音叫道：“梅校长！”

门卫被乞丐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大跳，可还没等他伸手阻拦，梅贻琦竟激动地握住了乞丐的手，俨然一副熟识的模样。

紧接着，乞丐眼含热泪地举起怀里的坛子：“我把它带回来了！”

这名“乞丐”究竟是何身份？那只咸菜坛子里装的又是什么？

远赴重洋深造

1932年，美国科学家卡尔·安德森因发现正电子，成功印证保罗·狄拉克的理论预言，引发全球轰动，他也因此荣获193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可事实上，早在1930年，一位中国科学家便已发现了名为“额外散辐射”的物理现象，并将研究成果发表于《物理评论》杂志上。

安德森正是从中获得了启发，他本人也曾亲口承认：“没有他，就没有我的诺贝尔奖。

而这位率先准确预测正负电子对撞，亦是人类物理学上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物理学家。正是开头提到的“乞丐”——赵忠尧。

赵忠尧

赵忠尧于1902年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今属绍兴）南门赵家。彼时正值社会巨变、国门大开的清末民初，受新思想、新文化浪潮的影响，赵忠尧自小就心怀“科学报国”的远大抱负。

18岁那年，他便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并一头扎进化学系。毕业后更是直接进入清华大学担任助教，可谓前途光明。

然而，对于这种大多人难以企及的开挂人生，赵忠尧却不甚满足。

要知道，上世纪20年代，中国是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各派势力均奉行武力至上，只关心如何扩充军备、打倒竞争敌手，对科学事业毫不关心。这就导致，国内的物理学术环境非常落后。

无奈之下，赵忠尧在清华大学沉淀两年后，毅然决然远渡重洋，赴美国加州理工深造。

加州理工学院可谓是诺贝尔奖的孵化地，逾七十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此完成他们的研究，所以加州理工也被称为世界大学诺贝尔奖得主密度之冠，而赵忠尧能够进入这么一座精英学府学习、工作，足见其才华过人。

留学期间，赵忠尧埋头苦读、用心钻研，很快便崭露头角，成为同学中间的佼佼者。

1930年，赵忠尧迎来科研事业的第一个高峰。他不仅顺利取得博士学位，还于这年9月发现了“额外散辐射”发现。

奈何在那个年代，国外科学界对中国人普遍存在歧视和区别对待。不少教授、专家用偏见的眼光看待赵忠尧的研究成果，对此不屑一顾，间接导致赵忠尧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不过，赵忠尧也不大在意这些名誉上的东西，仍旧专心致志搞科研。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硬生生将他惊醒。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悍然侵占东三省。

一时间，中国丧失东北屏障，只能依托山海关进行防守，上千万百姓只能在日本人的铁蹄下，被迫接受残酷的“统治”，国将不国！

当远在英国的赵忠尧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时，每一个字都如同一把匕首，扎在他的心头，思乡之情与爱国情怀瞬间喷涌而出。

此时，赵忠尧已经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跟随“原子核物理学之父”卢瑟福学习。

卢瑟福

卢瑟福十分看重赵忠尧的能力与天赋，不仅倾囊相授，还试图将他培养为接班人。

毫不夸张地说，只要继续这么走下去，赵忠尧必定会在物理学科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就连卢瑟福也极力劝说：“我们是搞学术的，何苦去加入到国家纷争中呢？”

但赵忠尧并不这么想，祖国正处于危难之中，自己岂能置身事外、独享安宁！不顾卢瑟福百般挽留，赵忠尧立即动身，踏上了回国之路。

离别之际，为了支持赵忠尧继续学术研究，不至于被条件限制困扰，卢瑟福竟主动赠予其50毫克放射性实验镭。

需要注意，镭元素的发现者居里夫人，当初与丈夫在一个破棚子里夜以继日工作了三年零九个月，才从几吨沥青铀矿渣中得到100毫克镭。

居里夫人

到了赵忠尧的年代，虽然镭的提取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化流程，但每克镭的价格仍维持在六十万美元以上。

作为一名物理学家，赵忠尧深知这50毫克镭的来之不易与重要性，这可是能帮助中国探索原子能领域的无价之宝。

于是，从登上回国轮船的那一刻起，赵忠尧就将这50毫克镭与自己牢牢绑定在一起，随身携带、密切看管。

为保护50毫克镭成”乞丐“

1931年底，赵忠尧正式回归了熟悉的清华园。作为一名学者，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并非上战场与日军厮杀，而是学习西方，先把科技水平发展起来，增强国家硬实力。

在他的主持下，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在清华创办。此后，赵忠尧就一边继续着他的科研事业，一边为国家培养出了邓稼先、杨振宁、钱三强等诸多人才。

赵忠尧

时间来到1937年，随着“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千年古城北平，迅速在日军的炮火中沦陷。

日军的侵略可并不局限于一城一地，他们在沦陷区大肆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强迫中国人学习日语、全盘接受日本文化。

试图让中国新一代儿童彻底在日本文化的熏陶下成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皇子民”。可谓是杀人诛心，用心险恶。

而日本实施这一邪恶计划，最关键的一环，莫过于摧毁中国本土文化教育，以日本教育取而代之。从轰炸南开大学，到军事管控各大高校，日寇疯狂摧残着中国教育界。

南开大学被轰炸

为保一国之文脉，为中华保留下读书种子，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位大学者联合发表声明，宣布高校集体南迁。

1937年8月14日起，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近1600名师生开赴长沙，这场教育史上的重大迁徙就此拉开帷幕。

奈何此时，日军已经重兵攻入华北，对多个大城市展开轮番轰炸。铺天盖地的硝烟之中，部分老师和学生意外失散，没能及时抵达目的地，赵忠尧也是其中之一。

赵忠尧的下落不明，令清华师生担忧不已。大家千方百计打听赵忠尧的消息，虔诚祈祷他能躲过战火、平安无事。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无音信。

直到1937年秋天，赵忠尧以一副落魄乞丐模样，突然现身长沙新校址门口，众人才得知他“失踪”的始末。

原来，清华南迁之时，赵忠尧并不在北平。他本可以直接前往长沙，却猛然意识到，那宝贵的50毫克镭还存放实验室一个隐秘之处，其他人根本不知晓，也很难找到。

这50毫克镭可是原子能研究的关键物质！决不能落到日本人手上！来不及犹豫，赵忠尧连忙赶回北平。

经过一番打听，他得知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为了整理打包重要资料，也仍未撤离北平。于是赵忠尧直奔其家中，请求梁思成的帮忙：“我有一样东西落在学校了，不拿到不能走！”

梁思成知晓前因后果后，二话不说便让赵忠尧上车，两人顶着枪林弹雨、冒着被日本人发现的风险，悄悄绕过了所有岗哨，回到清华园。

梁思成

尽管清华校园已然被炮火侵袭，目光所及之处，尽是断壁残垣、一片狼藉。但凭借赵忠尧的记忆，两人还是顺利找到了那个装着镭的铅筒。余下的任务，就是要设法将这无价之宝，安全带回清华新校址。

梁思成的提议是，让赵忠尧和他们一家一同乘坐小轿车出发，人多还有个照应。

可赵忠尧认为这个方案风险太大，如今华北大片区域已经被日军所占领，路途上关卡重重，万一这个铅筒被日本人查出，后果不堪设想。

要想成功掩人耳目，避过日军的重重检查，一定要足够低调、不显眼，让人毫无戒备。一番思索后，赵忠尧决定独自行动。他找来一套打满补丁的破旧衣服，又将自己弄得蓬头垢面，活脱脱就是乞丐模样。

至于那个装着镭的铅筒，则被赵忠尧装进了一个咸菜坛子里。做好充分伪装后，赵忠尧才混入逃难的人群中，一路南下。

从北平到长沙，几乎跨越了小半个中国，中间无数关卡。赵忠尧硬是凭借着自己高超的伪装技巧，一次次化险为夷。为此，他不惜风餐露宿，真正地将自己变成一个乞丐。

最细致入微的是，赵忠尧还真往坛子里装了不少咸菜。

每当有人询问坛子里装着何物时，赵忠尧就会立即夹出咸菜与大家分享。一来打消对方的好奇心，二来则是防止有人因猜测坛子里装有贵重物品，将其偷走。

就这么披星戴月走了一个多月，赵忠尧终于抵达了长沙，亲手将装有50毫克镭的咸菜坛子，交到梅贻琦手里。那一刻，两位大学者感慨万分、潸然泪下。

赴美学习核物理学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先后投放下两枚原子弹。前所未见的巨大杀伤力，让鼓吹“一亿玉碎”计划的日本政府直接认怂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宣告结束。

与此同时，腾空而起的巨大蘑菇云、多达数十万的惨重伤亡，以及骇人的核辐射，更让全世界都为之震动。一夕之间，核武器成为了诸多国家“趋之若鹜”的存在。

本就横行霸道的美国，更是仗着核武器优势，愈发嚣张跋扈，动不动就进行核威慑。像是抗美援朝期间，麦克阿瑟借助强大的军备优势却屡战屡败后，就曾恼羞成怒的申请向中国投放原子弹，永除后患。

尽管艾森豪威尔没有通过这一疯狂的提案，但中央政府却因此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面对这种无赖，手中无剑与有剑不用是两回事，我国必须尽早研制出属于自己的核武器，摆脱大国核威慑的影响。

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正式提出：“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想不受人欺负，就必须有这东西。”

毛主席

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央召集了国内大半的物理学家，成立专门的研究部门，对原子弹技术进行攻关，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

但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国内原子弹事业萌芽之前，赵忠尧就已经提前展开了准备工作。

那是1946年，美国邀请各国专家到比基尼群岛参观原子弹实验。作为中国核物理学的泰山北斗，赵忠尧也被南京国民政府派遣赴美。

前排左一为赵忠尧

只不过，赵忠尧此行的主要目的并非参观。他凭借过去在欧美物理学界攒下的人脉，相继探访了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多所高校，向专家教授们一一取经，以便回国后能够对我国自主研发原子弹提供参考经验。

其中，赵忠尧最为关注的就是粒子加速器。这是一种能够产生很大能量粒子“炮弹”的大型机器，使用粒子加速器，科学家们能通过粒子撞击得到想要的基本粒子，而这些基本粒子，正是研制核弹的关键。

当时最便宜的粒子加速器，售价都高达40万美元。可赵忠尧写信回国，百般解释劝说，最终才得到国民政府5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这无疑是杯水车薪。

无奈之下，赵忠尧决定自己研究粒子加速器的构造，试图参透其原理动手造一台。

为了能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并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相关原材料，赵忠尧无偿地为一些实验室“打工”。

在这一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位名为约翰·特朗普的美国物理学家，对方是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亲叔父，亦是质子静电加速器的发明者之一。

共事期间，约翰·特朗普为赵忠尧的才华和爱国情怀所感动，将他引为知己。

得知赵忠尧的需求与困境后，他更是慷慨解囊，秘密将赵忠尧带到自己的私人实验室，以5万美元的超低价格将一台老旧的粒子加速器卖给了赵忠尧。

新中国成立以后，赵忠尧迫切地想要回到祖国，利用自己在美国学习到的知识，为祖国核事业做出贡献。

可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极为紧张。美国拼命阻拦中国科学家乃至留学生归国，为此不惜放出三道军令，一度将赵忠尧关进监狱。

1950年8月31日，历经诸多磨难，赵忠尧终于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与邓稼先、叶笃正、沈善炯等128名中国留学人员，一起绕路回到大陆。

至于那台珍贵的粒子加速器，也被赵忠尧提前拆卸成一个个零件，与其他科研材料一起顺利运回中国。

原子弹奠基人

1950年11月28日，赵忠尧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他一刻也不愿意耽搁，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粒子加速器的研究中。

赵忠尧之所以争分夺秒，不仅仅是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幻莫测，更是因为他深知，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想要造出一颗原子弹是何其艰难。

毕竟中国开始研制原子弹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苏联撤回了所有专家，并带走所有研究资料。中国科学家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帮助和参考的情况下，从零开始原子弹研发。

饶是如此，我国科学家们还是硬生生地开辟出一条道路。

1955年，借助在美国学习的知识，以及那台老旧加速器的主要部件，赵忠尧成功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V1，由此推开了中国原子弹事业的大门。

3年后，赵忠尧又带头成功研制出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这标志着我国在加速器领域有了重大突破，为核武器研发奠定重要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戈壁滩，伴随一声轰然巨响，漫天沙尘扬起，一颗人造太阳绽放出刺目的光辉。

远在上百里外的研究人员们见到这一幕，纷纷激动得手舞足蹈，而这一声巨响，同样震惊了世界！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正式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后，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也彻底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威胁。

而随着1967年6月17日第一枚氢弹试爆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冉冉升空，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也日益提升。

尽管因为特殊原因，赵忠尧没能亲自参与到两弹一星项目中。但两弹一星元勋名单上，彭桓武、钱三强、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等，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老师——赵忠尧。

除了培养出这些优秀人才，后半生里，赵忠尧也没有停下奉献的脚步。他负责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为我国建立高能物理研究所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

1998年5月28日，赵忠尧因病去世，享年96岁。

在他成长的年代，世界物理学界群星璀璨，他闪耀其中，可中国的物理学研究却是一片荒芜；当他逝世时，他教出了无数优秀学生，已然撑起了中国物理研究领域的一片天。

谨以此文向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