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认知错误注定美国外交败局

美国存在严重的对华认知错误。诸如将中国定位为“国际秩序的最严重的长期挑战”之类的认知错误，导致美国外交失败、中美关系陷入危局、世界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

时代认知错误：使美试图垄断国际秩序话语权

美国声称维护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包括国际法体系、协议、原则和制度，指责中国挑战国际秩序。在多极化时代，国际秩序由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共同确立，反映国际关系互动和结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增加，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而美国无视变局，试图垄断“解释权”，将国际秩序界定为美国治下的、服务于美国霸权地位和私利的秩序。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数字化并肩演进，形成了紧密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然而，美国为了延续霸权，不惜发动战争、退群毁约、断供脱钩、制裁施压、干涉他国内政、挑战联合国宪章。美国不仅没有凭借发达的医疗体系成为“抗疫先锋”，反而成了奉行疫苗民族主义、任由疫情肆虐的抗疫反面教材。此外，美国推动北约东扩，对俄乌冲突浇油拱火以消耗俄罗斯国力，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违逆时代潮流的蛮横强权，也是全球动荡和全球失序的最大祸根。

一个国家对时代规律要有清晰的认知，才能制定合乎时代要求的内外政策，否则将被时代抛弃。美国不愿意接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日益发展强大的现实，因而深陷外交迷途。究竟是维护世界和平安全，还是维护美国霸权？是各国共享发展福祉，还是一国利益优先？是与其他大国和平共处，还是遏制别国发展？错误认知常常出现在美国政客的对外政策宣示中。

事实上，中国顺应“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主张各国平等协商、开放创新、同舟共济、坚守正义，共同开创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坚守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和破坏者。

身份认知错误：使美拒绝平视他国丧失外交信誉

美国声称不希望中美陷入冷战或冲突，不阻止中国扮演世界大国的角色。然而美国做的却是另一套，针对中国建“小院高墙”，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不断削弱在其看来让中国受益的国际法和国际制度。为此，美国给中国扣上“有全球领导野心”的帽子，强加了一堆所谓“罪状”，包括实施监控、在南海提出“非法”海洋权益要求并影响航行自由、破坏贸易规则等。

事实上，美国才是滥施全球监控的黑客帝国；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和权益有着不容置疑的历史依据和法律基础；中国是世界贸易规则的支持者，而美国凌驾于世界贸易组织之上，受到世界各国广泛批评。

一个国家只有正确认识到“我是谁”，才能选择正确的行为。美国一直将自己定位为唯我独尊的“全球领导者”、为所欲为的“世界警察”，武断地给各国贴上“敌人”“对手”“盟友”等标签，习惯于对别国发号施令、颐指气使、遏制打压甚至大打出手。显然，美国对自己和别国的身份认知已经与当今时代脱节、与现实错位，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美国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外交问题丛生、外交信誉扫地。美国不顾国际法、国际准则和国际承诺，纵容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遭到中国强烈反对，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就是最新的例证。

在美国眼中，中国具有三种模糊且矛盾的身份，即“潜在领导者和挑战者”“秩序遵从者”“有限合作者”，唯独没有平等的身份。这样的对华身份认知，使美国无法平视日益发展的中国，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一边高喊合作口号，一边加紧打压遏制，不仅使中美关系遭受严重影响，也使国际关系受到严重干扰。

不同于美方，中国坚持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主张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全球赢得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

利益认知错误：导致“美国优先”与零和博弈思维泛滥

“美国优先”论与零和博弈思维是美国利益认知的主线。在美国眼中，美国利益具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连盟友的利益都可以弃之不顾，遑论非盟友国家利益与世界共同利益。

面对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没有正确认识到这对中美两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利益，没有遵循正确的大国相处之道，固守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死抱意识形态对抗的陈腐执念，不断对中国利益进行滋扰和损害。美国错误的利益认知导致中美关系不断出现美国制造的利益冲突爆发点。

美国在中美关系的诸多领域不停制造麻烦和争端。特朗普政府无端对部分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试图强行收割中国贸易收益。美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不断针对中国新疆、西藏、香港等地区捏造事实、攻击抹黑，借此打压遏制中国。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挥舞制裁大棒，对中美科技和人文交流设置障碍，试图让快步发展的中国科技停滞。美国鼓噪“脱钩”，试图将中国排斥在世界产业链价值链之外。在中美关系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美国一步步提升与台实质关系，损害中国核心利益，试探突破中美关系的底线……

美国还频频动员联盟力量损害中国利益。奥巴马政府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借建立所谓高质量自贸协定，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排斥在外。拜登政府提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将其作为孤立和包围中国的工具。美国新近推出“芯片法案”，将全球先进芯片生产转移至美国本土，并据其筹划“芯片四方联盟”，目的就是扼杀中国成为全球科技领导者的可能……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中国在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致力于互利合作，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使沿线国家共同受益。此外，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维护世界共同利益。

安全认知错误：导致美偏执追求“绝对安全”

作为霸权国，美国总在寻找“假想敌”，使得其安全认知出现严重错误，形成追求“绝对安全”的偏执。事实是，中国并未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但拜登政府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却指明中国是“唯一能综合运用各种力量对国际体系构成长期挑战的国家”。美国将中国置于其所谓国家安全的对立面，掀起“泛安全化”的狂风恶浪。

美国将技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美国声称技术应该有“政体属性”，技术应根植于“民主价值观”，制裁华为并要求其他国家放弃华为5G技术和服务，散播中国威胁数据安全等言论。“清洁网络”计划以意识形态划界，制造技术对抗。美国政府还警告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不能牺牲美国价值观和技术优势。

美国炒作“依赖中国风险论”和“中国胁迫论”，诬称中国利用依存关系实施经济胁迫，渲染依赖中国将导致美国工人失业，“芯片法案”利用政府补贴强迫美国芯片企业放弃中国市场。其实，滥用市场准入和补贴、热衷于经济胁迫、将依存关系武器化的代表性国家，正是美国自己。

美国将捏造的“强迫劳动”罪名强加于中国，并以此为借口，打击新疆棉花和光伏等产业，利用所谓“涉疆法案”切断部分产业链。

美国大搞集团政治，“印太战略”、五眼联盟、四方安全对话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都是其为对抗中国而打造的。美国还强化跨大西洋对华政策协调，妄图将亚太“北约化”，拉拢日本和韩国参与北约事务。

美国宣扬“美国受害论”。美国是“脱钩”的始作俑者，却倒打一耙，称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不如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机会多，美国企业面临强制技术转让压力，而中国企业则受美国法律保护。事实上，外资企业在华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而美国的所谓实体清单越来越长，制裁越来越多，营商环境正急剧恶化。

面对复杂的安全局势，中国立足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国际社会指明了正确的安全观、安全原则和安全路径，为世界贡献了安全理念公共产品，有利于避免国际关系跌入危险深谷、重振全球和平信心。

发展认知错误：暴露美外交狭隘性

美国提出以拜登政府签署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为契机，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产业现代化战略，提高竞争优势。然而，美国触手伸向全球并非为全球发展谋福祉，而是谋划针对中国的“对抗式发展”，寻求“替代中国”和“碾压中国”，拜登称之为与中国的“21世纪竞赛”。可见，美国的发展认知根本无法摆脱霸权执念，美国外交的狭隘性显露无遗。

“一带一路”建设广受各国欢迎，美国却不断抛出抹黑言论，如债务陷阱、诱发腐败、破坏环境等，表明美国以对抗性思维看待中国促进全球发展成就。美国带领七国集团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抗衡，称这类举措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不受债务陷阱困扰”的另一个选项。其实，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因“一带一路”而陷入债务陷阱。相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计民生普遍受益于中国投资。

美国要发展就离不开与中国合作，但却以“发展模范”自居，对中国施压指责。美国期待与中国开展气候合作，却将温室气体排放责任归咎于中国，无视美国等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更不用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所产生的负面后果。在打击包括芬太尼在内的毒品问题上，美国希望与中国合作，但却将美国芬太尼问题的责任扣到中国身上。中国已对芬太尼进行整类列管，而美国并没有实施有效的国内监管，这才是问题根源所在。在粮食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却只字不提美国限制粮食出口、对俄罗斯实施极限制裁引发粮食危机。

中国基于共同发展理念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聚焦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展现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动人类共同进步的气魄和担当。

美国的时代观、身份观、利益观、安全观、发展观发生严重扭曲，对华认知存在严重错误，这是美国外交失败的重要根源。在新冠肺炎疫情诱发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的艰难时期，美国不仅没有承担起应有的大国责任，与各国共克时艰，反而纠集一些国家遏制中国、分裂世界，将中美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推向危险边缘。美国对全球局势动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刘兴华，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

《光明日报》（2022年08月19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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