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毛主席震怒的窃听事件缘由

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工作的建议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首次提倡的，叶子龙还兼任中办机要室主任。他曾多次向中央领导同志杨尚昆和周恩来等汇报过这个建议，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从以后的结果看，最高权力层面似乎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认可了录音的做法的。

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从杨尚昆的日记的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可以证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

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从以后的结果看，最高权力层面似乎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认可了录音的做法的。毛泽东曾对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但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很多人受到了波及。把这件事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事情是这样的。

根据毛泽东生前的一些服务员、警卫员的回忆文章，大致是这样：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随后，服务员走出车厢。遇到另一个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很炫耀，很神秘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惊讶地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这还了得，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原来二年前，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主席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机要秘书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

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这次“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回北京。杨尚昆脑子很乱，整夜未睡好。杨尚昆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汇报，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汇报了情况”。

此后几天，杨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多次谈话。5月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刚刚返京，杨尚昆马上汇报了“录音事件”。但是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坐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央决定指派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远不止处分了中共最高三位领导人的秘书。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英、王诤、林海云等许多同志。”叶子龙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重新审查了“秘密录音”一案，并为有关人员平反。

因为当时社会的局限性，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秘密录音事件”，导致杨尚昆、叶子龙等一大批同志遭到迫害。中央重新审查了此案，拨乱反正后，并为有关人员彻底平反。《北京日报》6月19日刊登巴人撰写的文章，介绍了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