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播间学识字，被遗忘的3700万文盲

撰文 | 崔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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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了识字，恨才慢慢消散了”

直播间里的机位几小时固定不变，镜头对着的是一个个标注拼音的汉字。主播程杰很少露脸，出镜的总是一只握着笔的手。她一边圈圈画画，一边讲解和提问：“士，这个字还可以怎么组词呢？”滚动的留言区里，看直播的人开始组词接龙：“战士”“护士”“勇士”……

在快手，程杰是一位专门教成年人拼音识字的主播，粉丝数超过20万。和热闹的带货直播间相比，这里的气氛相当“清流”。

每天晚上8点，程杰的直播间开始热闹起来，150多人陆续涌进。她和熟悉的ID挨个打招呼：“‘简单幸福’，这几天总看见你来上课，最近不忙吧？‘天天哥’也来啦！‘玫瑰’你也晚上好……”

50岁的李秀丽也准时进入直播间，她目前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务农，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这节直播课，“我天天就是忙快点，忙快点，下午忙到7点、8点，有时候锅都不刷了，就赶去看直播。虽然组词的时候，我经常比别人慢半拍，但还是学得好开心。”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李秀丽因为不识字遭遇过许多坎坷，有时甚至寸步难行。程杰了解到，有的学员因为不识字出门坐车经常坐错方向；有人不懂算数，不知道小数点，用微信付款时，金额原本是3.5元，结果转出去35元；还有一位大娘去银行办业务，需要本人签字时，她在柜台踌躇了很久。后来一位男士握着她的手，教她一笔一划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大娘那一刻害臊得只想钻地缝儿。

这些故事深深触动了程杰，她意识到识字还与许多成年人的内心尊严相关。不过，当她得知目前文盲人口还有3775万时，她有些吃惊，“这也是个很大的数字了，我觉得数字背后的这些人，肯定因为不识字吃过很多苦。”

01 不识字的成年人还有很多

成为一名主播之前，程杰在北京海淀的一所小学做了8年的教师。那会儿她热情高，责任心强，刚入职三个月就当了班主任。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除了英语、音乐、体育，其他学科她都教。

“课上我对学生的要求是严肃认真，课下我其实有些‘纵容’他们。别的老师喜欢管束多一些，我不一样，我喜欢让孩子们自由些，摔了碰了脏了都可以，别出大问题就行。” 她至今很怀念那段站在讲台上的日子，尽管每天回家都累得要坐下来缓口气，包里还装着十几本没批完的作业。

2020年，由于儿子要回籍贯地山东德州读高中，程杰决定辞职陪读。在家休息期间，她发现短视频平台上有许多老师在做主播，她觉得自己应该也会做得很好。

最初，她在快手上教幼升小的孩子学拼音和识字，这是她的强项。但后来她发现，隔着一块屏幕，她的学生不光有小朋友，还有不少成年人。

有一次，程杰和一位网友聊天，对方告诉她，自己和好几个同事都在直播间上课。“我一听，也挺惊奇的，就在直播间里问，家人们，咱们有多少成年人上我的课？”结果这一问，冒出不少“潜水”的人来，程杰说：“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不识字的成年人。”

后来，程杰将自己的直播课逐渐调整为教成年人识字，学员来自五湖四海，上课的时间也从每晚七点改到了八点，因为她要照顾到新疆和青海的学员。

程杰还花了半年时间录制了一整套成人拼音识字课程。每天早上6点，她就在自家的小阳台录课，一节课讲40分钟，然后再花一到两小时进行剪辑。“好在咱不是带货美妆主播，只需要一个手机支架就行了，镜头设置和剪辑手法并不复杂。”

但教大人比教小孩难多了。程杰说，成年人早已有了自己的发音习惯，很难改。有的人挑不起舌尖，有的人前后鼻音和平翘舌音总是发不准。学员中年纪最大的有74岁，老人为了带孙子才开始学习拼音识字。有一次，老人又认真又可爱地告诉她，“老师我练翘舌音，舌尖翘啊翘啊，顶得我舌尖和上膛都疼了。”

为了讲好拼音，程杰会专门录下自己的口型和舌头的位置，方便学员对照和理解。“你发不准翘舌音，我会建议你，看电视、打扫卫生的时候就把舌尖往上翘，什么时候想咋翘都行了，你再练习这个音，就差不多了。舌头在你嘴里，别人帮不上忙，我只能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就好比教练和运动员的关系。”

掌握拼音后，他们就可以进入识字阶段了。一般来说，掌握2000个字就已达到小学毕业水平。程杰的大部分学员在半年时间就可以掌握1500—2000字，基本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在备课的过程中，程杰习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每个字都要有一些延伸的触角。比如讲到舒服的舒，有舍去有给予，才有舒服。还有染色的染，古代染布首先将从植物提取的色素溶于水，布料浸泡其中，过程中要反反复复进行多道工序，然后进行晾晒。“三点水，一个九，一个木，学生们就知道，这个字就反映了染布的工艺流程。”程杰说。

“无论是拼音还是识字，我想教给大家的是原理，是方法，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去领悟和应用，举一反三，学会学习的能力。”程杰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学员对汉字有更广的理解。

02 “学会了识字，恨才慢慢消散了”

李秀丽是第一个报名的学员。她说话声音轻柔，聊天时有些腼腆和害羞，但提起学识字的这一年多，李秀丽说着说着就笑起来，用得最多的形容词是“高兴”和“开心”，这是她过去从未体会过的。

李秀丽出生在河南农村，家里有三姊妹，她是长女，从小就被灌输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她听过最多的话是，“女孩子上学没用，不如在家干活”。

父母把唯一上学的机会留给了最小的妹妹，而李秀丽“连学校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她让妹妹放学回来教她写字，妹妹答应了。但父亲一看到两人凑到一块，就催着李秀丽去干活。“反正什么时候都叫干活，就知道干活。”她抱怨 道。

李秀丽的家里经济困难，错失上学机会，长大后外出打工，许多学员和她一样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他们大多已步入中年，一路经历过困苦和打拼，但心中始终藏着一份遗憾。过去的几十年，不识字的困难就像生活里的暗礁，绕不开，又总会撞上。

年轻时，李秀丽去广东打工，有一次坐车去找妹妹，因为看不懂车站名，本来要去东莞，结果一路坐到了洪梅，最后还是妹妹开车来接她，“那一刻会觉得自己好像没一点用。”李秀丽回忆说。

在宁夏固原务农的张彩兰有相似的感受，“给孩子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让家长签字，我不会签，这是觉得自己最无能的时刻。”王立春是一位工厂维修师傅，老家在黑龙江，现在定居在河北唐山。他说，过去出门在外总会隐隐约约感觉到，“不管你走到哪儿，好像都被人瞧不起似的。”

李秀丽曾和父亲抱怨，倾诉自己这么多年的委屈。“老爸你不叫我上学，我现在困难得不得了，出去写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父亲回她，让堂哥给她十万块去上学，“我现在就算拿十万块也没时间了啊。我有一家人，再难也要出去赚钱的。”父亲听完不吭声，可能他心里也不舒服，李秀丽也就不说了。

32岁的赵会珍也是河南人，她14岁就离家打工。在厂里，每道工序每天做了多少工作量，必须记在本子上，记上才有工钱。“我不认字，不知道怎么记，最后干的活儿挺多，但拿不到钱。去找领导，领导问我为什么不记工作量，我只能说我不识字。他一脸鄙视地说，那是理由吗？然后讲了一堆很难听的话，怼得我自己很心酸。”赵会珍说。

像李秀丽、张彩兰她们想识字的心愿始终都有，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契机和方式，也很难像学生一样重返课堂。直到孩子都长大了，家里一切都安稳了，她们才有自己的学习时间。

张彩兰曾经向村委会提过建议，能不能给识字困难的人办一个学习班。“听说已经准备要办起来了，结果遇到疫情，这个课就没开成。”去年三月，她刷短视频的时候关注到程杰的直播课，开始跟着学“aoe”，学偏旁部首，她很快就“听进去了”。

“有的拼音怎么也读不出来，有的字怎么也记不住，这种感觉太正常了。一遍遍练习，慢慢总会把这个字记住。不急不忙的，我今年53岁，几十年都不识字了，不急在这一刻了。”张彩兰说。

去年春节，李秀丽就买了书和文具跟着程杰上课，全家人也都支持她。程杰的直播课就是女儿推荐给她的。练字和学习的时候，李秀丽的丈夫负责做饭。直播课通常会在晚上10点多结束，丈夫让她去楼上的卧室专心听课，自己待在楼下客厅。卧室的床边就是李秀丽的书桌，上面摆着教材和田字格练习本。她还有一张床上用的小桌子，冬天就坐在被窝里学习。

现在，李秀丽习惯早起下地干活，“热了就跑回家写字。”她说，“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有时候半夜睡不着，我还要爬起来写几遍，看自己记没记住。”

赵会珍目前在浙江宁波工作，她跟着程杰上课已经两年了，“说心里话，在识字之前我一直挺恨我父母的，不让我上学，往后这一路坎坷太多了。”她说，“学会了识字，恨才慢慢消散了。”

03 他们还需要什么样的扫盲？

这天晚上10点，在直播的后半段，程杰和学员说起了自己接受采访的事情，“大家如果有想分享的心得和感受，都可以聊一聊，让社会知道咱们这个群体，这是件好事。”她热心地在直播间召集起来。

根据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仍有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3775万多人。当程杰知道这一数据，她是有些吃惊的。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文盲率高达80%，这是一个更加惊人的数据。当时农村的文盲率甚至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十里八村都找不到几个识字的人。

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曾指出：“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毛泽东出席大会，朱德、李济深、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李立三都在会上讲了话。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工农教育应该以识字教育为主。会上，代表们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随后掀起了第一次全国性扫盲运动。

当时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在冬季农闲季节，举办冬校、夜校、识字班，集中进行扫盲。夏季农忙时，推行小黑板下地、挑担识字、赶牲口识字，抓紧时间分散学习。

在军队，赛跑不用发令枪，谁先写出规定的字，谁起跑。战士行军时，背包上写有文字和注音，方便后面的人边走边读。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能使一个文盲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学会3000多个常用汉字，后来这个方法在全国广泛推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先后四次开展扫盲运动。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也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进。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亚非拉地区扫盲，先后发布了“卡拉奇计划”“亚的斯亚贝巴计划”和“圣地亚哥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明确以扫盲为中心的普及教育战略，激发民众热情，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显著的扫盲成效。

从1949年到1998年，我国共扫除文盲2.03亿人，把成人文盲率降到15%以下，青壮年文盲降到5%以下。进入新世纪以后，扫盲仍在继续，到2011年，中国向世界宣布全面实现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历史任务。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文盲率已降至2.67%。

这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扫盲的涵义和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比如传统的扫盲教育多关注个体读、写、算能力的掌握，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新定义的新世纪文盲标准里，能否识别现代社会符号，能否使用计算机进行学习、交流、管理已被纳入其中。“互联网扫盲”“数字扫盲”已经成为新的需求。

程杰在生活中也注意到了一些学员具体的需求。除了开设拼音和识字课，她还开了一门手机打字课。看到很多人不会用手机扫码，也读不懂疫情防控通知和核酸检测步骤，她还准备录制一系列短视频，帮助这方面有困难的人。

在程杰看来，尽管扫盲运动逐渐成为历史记忆，他们仍然是需要被看见的群体。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欧阳忠明在《扫盲教育：逐渐走向时代终结？》一文中认为，在新时期，由于扫盲与可持续发展承诺、终身学习理念、老龄化社会和数字化社会等紧密契合，扫盲教育不会偃旗息鼓，而将承担新的发展使命，继续展现其强大的生命力，从而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04 识字让他们变得自信起来

“过去那么多年，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不知道也没关注过这样一个群体，现在却和这个群体通过网络有了紧密的连接，建立起了情谊。” 程杰经常感叹缘分的奇妙。

前不久，在一次直播课上，程杰听学员提起老年大学的上课经历，半好奇半开玩笑地说，去研究一下，说不定以后也可以去教。有学员听到马上就留言：“老师不教我们了吗？”“老师别走。”几个不同地方的学员也曾约定，等疫情过去，要一起开车去看看程老师，当面谢谢她。

“我做这个事，挣不了多少钱。多少年之后，这些不识字的人，会记得曾经有一个程老师带着他们学习，我觉得这是最珍贵的东西。”程杰说。

那些看似微小却带来巨大满足感的改变正在发生。在微信群中，张彩兰可以流畅地发文字消息，一些不识字的朋友都很佩服她，有时还要请她帮忙编发信息。现在她对路边的一切招牌都很好奇。这个字她认识，那个字她也认识，原来这家店叫这个名字啊！过去每天路过的街道，好像成了一个新世界，识字让她变得自信起来。“在路上认出一个字，这个字就一辈子忘不了了，每当这个时候都觉得自己挺厉害的。”

王立春带妻子去医院看病，再也不用四处慌忙地问路了，变得从容镇定多了。他已经认得各个科室的名字，知道每个环节应该去哪里。就算遇到不认识的字，按照老师教授的方法，打开手机搜索一下就明白了。

赵会珍今年通过了驾照考试，这是她之前不敢想象的事情。很快，她就要和男朋友结婚了，她感觉到生活在一步步向前。晚上坐在书桌前，一笔一划在田字格中练字，成了她每天内心最平静的时刻。这天晚上，赵会珍发来一张图片，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成果”二字， “这还不是我认真写的，要是认真写了，比这还要好”。

李秀丽最喜欢听程杰“说文解字”，觉得“中国文化越学越有意思”。有邻居笑她天天拿着小本子写，“他说，这么大年纪刷抖音开心不好吗？我回他，这么大年纪，学一点知识不好吗？”她的计划是一直学下去，以后带孙子孙女，总会派上用场。

很多学员对第一次写出自己名字的感受都印象深刻。之前，李秀丽总会听到有人夸赞她“名字好听”，她心里想， “自己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多好听也难过。”后来在纸上一笔一划写出“李秀丽”三个字的时候，她说：“没法形容，特别激动。”

张彩兰学识字时也想知道自己是谁，同时她更想学会写父母的名字。“以前嘴里总喊爸爸妈妈，但是代表爸爸妈妈的名字，那三个字是什么，我不懂。”识字之后，她终于知道，母亲的名字叫“毛志秀”，有文雅秀丽的寓意。

父亲已经过世十几年了，关于父亲的名字，她还没有完全学会，现在只知道发音，“张wéi cāng”。张彩兰还会继续学下去，这是她最亲的人，她得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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