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女商贩捡到一个小女孩，看到报纸后才知其真实身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然而，西南地区仍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为了解救处于水深火热的西南地区人民，我军于11月1日正式发起了西南战役。

面对我军的猛烈攻势，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在重庆解放前，不甘心的蒋介石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新世界等监狱里的仁人志士大多都遇害了。

幸运的是，也有30多人成功地从白公馆和渣滓洞脱险，而我们要说的郭德贤及其女儿就是其中的幸存者！

重庆街头，摊贩王素珍捡到个小女孩

1949年11月28日，此时重庆外面是战火连天，但为了生计，仍然有不少人在外面摆起了摊子。在一处街头，有个女商贩还在卖橘子，她叫王素珍。

为了生计她不得不早出晚归摆摊卖橘子，大概富人都已经逃跑了吧，街上的人寥寥无几，她的生意并没有起色。

寒风瑟瑟，她的头发早已在风中凌乱，一转眼竟看见一个小女孩独自蜷缩在摊位旁，衣服单薄，只有一条红色的毛线裤能耐寒。

眼见天色逐渐暗淡，她也准备收拾一下回家了，而小女孩依然蜷缩在那里，善良的王素珍忍不住上前询问道：

“小姑娘叫啥名字啊？”

女孩见她没有恶意，便缓缓地说：

“我叫小波。”

说着说着，女孩便不自觉地把目光放到了王素珍的推车上，只见她小小的眼睛炯炯有神，眨巴眨巴地格外可人。王素珍心想：小姑娘肯定是饿了，也不知道多久没吃饭了。

想到这儿，王素珍便毫不犹豫地拿起橘子递给了小女孩。女孩小心翼翼的接过橘子，礼貌的微笑一下后，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等她吃完了王素珍又问：

“你家住哪？我送你回去吧。”

女孩想了想说道：

“我家住在白公馆，出来的时候和妈妈走散了。”

王素珍又想，问普通百姓的地址大都是说位置，很少出现宅名，能住在公馆的应该是大户人家吧！

这孩子走丢了，家里人应该急疯了，得赶紧送回去才是。但是自己也不知道白公馆的位置，只能陪着孩子在原地等人。

可是天已经天黑了，依旧没有人来认领，好心的王素珍决定先带孩子回自己家。第二天，她又来到了街头摆摊，顺便找人打听白公馆的位置。

但是此时的重庆兵荒马乱，也打听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而且她也听说国民党逃跑前在重庆到处埋炸弹，为了安全，她们一家人带着小波一起躲到了防空洞里。

等到她们出了防空洞时，重庆已经解放了。为了帮助小波找家人，她没有换摆摊的位置，但是始终不见有人来寻找。

事情的转机是王素珍偶然看到《大公报》上的一则寻人启事，上面写着一个叫郭德贤的女地下党在逃离国民党监狱时与女儿郭小波走散了。

看到这，她的心中又平添了几分对国民党的厌恶：

“连妇孺都不放过，真没人性!

她又想到自己收留的小女孩说自己叫小波，便又回去确认了一下，得到确认后，她便叫来丈夫，说道：

“我们捡到的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娃，是英雄的子女啊！得赶紧送回去，也算是我们为女英雄做的一件好事！”

丈夫听后连连点头，两人便带着女孩立即启程。

虽然一路上颠颠簸簸，但总算是找到了报纸上的地点，见到了郭德贤。郭德贤看到自己的女儿毫发无伤，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对着王素珍夫妇连连鞠躬，夫妇两人也连忙说：

“受不起啊，你们为我们老百姓造福，是我们无论如何也还不清的，这只是我们的举手之劳而已。”

说罢，夫妻两人便道别离开。为了感谢王素珍夫妇，组织上也给他们发了新的棉军服和10块银元。

年少有为，加入党组织

说起郭德贤，的确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她虽然是一个孱弱的女子，却从小受着开明思想的熏陶，自然不会像闺阁小姐一般弱不禁风。

1924年，郭德贤出生在重庆云阳的一个工商业家庭，尽管如此她并没有娇生惯养，思想开明的父母从小就向她传播自立自强的思想，因此她也有着不屈服于命运的性格。

民国时期，人们还是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她的父母偏偏送她去读了书。郭德贤也不负父母的期望，在学校刻苦努力，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

但是在12岁那年，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折。

上海读书归来的哥哥准备起义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尽管这种事情十分危险，但是父母并不反对，她的家成了秘密联络点。

小小年纪的她天天听着哥哥说起革命事业，心里却并不明白。直到她亲眼目睹哥哥和参与起义的人被杀害，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革命。亲人的无畏牺牲，也让她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年仅15岁时便加入了我党。

大概是曾经在哥哥的队伍里担任放哨工作的原因，入党后组织上给她的任务也是掩护工作，这份工作看似轻松，实则责任巨大。

因为郭德贤参加的活动多，很快就引起了当地国民党的注意，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她被组织上安排转移到万县工作，在这里她与未来的丈夫相识。

她的丈夫名叫蒲华辅，加入革命也有些年头了，在一次掩护行动中与郭德贤一见钟情，两人很快便在组织的见证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两人又被安排到了泸州开展工作，虽然生活条件更加艰苦，但是两人在一起过得却实很幸福。

1944年，两人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取名郭小波。那时医学条件落后，再加上两人初次为人父母都没有经验，小波几次生病都险些丧命，但好在都挺了过来。

一年以后，郭德贤再次怀孕，这次生下一个男孩，取名郭小可。

丈夫叛变，郭德贤矢志不渝

1949年1月13日的下午，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在一家茶馆被特务逮捕，在威逼利诱之下，意志不坚定的他投靠了敌人。

晚上9点钟，郭德贤见丈夫到了约定时间还没有回来就意识到可能是出事了，随即她便将家里保存的秘密文件拿出来坐在火盆旁，等出现情况时立马将其烧掉。因为她们这个院子里还住了另外2户人家，所以真有什么情况她也可以提前发现。

果然，没过多久特务就来了，他们将屋里屋外都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他们并不死心，便留了6个特务来监视郭德贤。

郭德贤从没有想过丈夫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她始终坚定着自己的信念。她知道第二天会有其他同志到家里来开会，如果不及时把消息传出去，那么组织的损失就更大了。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郭德贤趁着特务放松时就借口给孩子穿衣服让看院子的邱嫂来帮忙，在屋里，郭德贤拿出一块银元给邱嫂，请她到后面街上的红房子找一个叫马识途的人，叫他不要来家里开会了！

2016年，原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说过：

“如果没有她的通知，我就糟了！”

1949年1月20日，郭德贤与两个孩子被押送到重庆的渣滓洞，后来又被转移到白公馆看守所。特务以为郭德贤和她丈夫一样经不住酷刑，便对她动用了各种刑具拷问，但她依然咬紧牙关不曾开口。

看着被特务用来要挟她的孩子，她忍不住热泪盈眶，满脸泪水地看着孩子，嘴里一直嘀咕着“对不起！”

作为一个母亲，孩子便是她最大的软肋，但尽管如此，她也毅然决然地舍弃了小我。

见再也问不出什么，特务便暂时放过了她们，母子三人这才松了口气，但自此以后，她们一直拘禁在这里，暗无天日的监狱显得格外阴森。

逃出虎口，迎来重庆解放

1949年11月27日晚，白公馆里的气氛很凝重，因为蒋介石在逃跑前下达了一条命令，他要特务们杀害关押在重庆各个监狱的仁人志士！

而在白公馆里，因为缺人手，此前执行命令的特务被调到了渣滓洞，留下了大特务杨进兴来继续执行命令。

但是，杨进兴此时也被吓破了胆，听着外面的枪炮声，他知道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于是他向上级谎报完成了任务后，留下一个叫做杨钦典看守就仓皇而逃了。

杨钦典来当兵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也是狱中同志策反的对象之一，在重庆随时都要解放的情况下，他决定戴罪立功，就偷偷的交出了牢房的钥匙。

在战友的帮助下，已经做好赴死准备的郭德贤连忙给两个孩子穿好衣服，自己背上小可，一位青年学生周居正帮忙背着小波，十几个人匆忙的往外跑去。

谁知，她们刚跑没多远就遇到了还在警戒的卫兵。因为没有回答出正确的口令，敌人向她们开枪了。后面的追兵及呼啸而来的子弹，“催促”着众人不停地向前跑，众人跑着跑着就都跑散了。

郭德贤最后光着脚背着小可翻过了几座山，来到了歌乐山一个农家小院，向他们说遇到土匪了，想要讨双鞋子。好心的农户给了她和孩子一人一双鞋，穿上鞋他们不敢停留，就赶紧走了，一直逃到白市驿。

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才重新回来找到“脱险同志联络处”，见到周居正后才知道小波丢了。原来，在途中因周居正体力不支摔了一跤，再起来时已找不到了，眼见追兵越来越近只得自己先走了。

好在后来摊贩王素珍夫妇看到寻人启事后，将小波送了过来，她们才得以相见！小波之所以会流落街头，是因为在跟周居正走散后，她来到了一个国民党部队驻地附近，在这支部队即将开拔时，一个士兵发现了她，就顺便把她给带到了城里，让她自己寻找生路去。

因为小波，这两个本不相识的家庭就像亲戚一样往来几十年。

解放后，郭德贤继续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中来，她先后担任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托儿所所长，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托儿所所长、编辑部副组长及播出部副主任等职务。在1983年办理离休，2015年享受副省（部）长标准医疗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