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上海拍成电影，陈毅夸拍得好，粟裕20年后指出三大缺憾

故事片《战上海》拍摄于1959年，是八一厂为庆祝国庆十周年而精心拍摄的献礼片。当初为了拍出恢弘的战争场景，我军不仅出动了2个步兵团数千官兵参与拍摄，而且还专门调派了炮团的十几门120毫米榴弹炮，齐刷刷地排列在北京南口靶场的射击阵地上，片中排炮齐发的壮观场面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当年解放上海的战役，分外围作战与市区作战两个阶段，因而拍摄影片时也基本按这一顺序进行。摄制组在上海郊区圈出了数千平米的拍摄区域，实拍时上千人冲锋的场面排山倒海。进入市区拍戏时，每天都会有大量上海市民前来观摩，需要群众演员时，他们兴高采烈地加入，而且还都自备午餐，说：“勿给摄制组添麻烦。”

关于蒋军将领官邸里的戏，都是在八一厂的摄影棚里拍的，不过当时的八一厂很穷，摆不出豪华洋气的室内场景。跑了很多家具厂，要么不符合剧本要求，要么租金太高。有人提供线索，说郭沫若办公室的家具与陈设比较接近剧本，于是摄制组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开好介绍信去碰运气。郭沫若非常支持影片拍摄的需要，表示无条件提供帮助。摄制组第二天就开去了两辆卡车，把郭沫若办公室、会客厅里的家具、陈设还有地毯等，一股脑儿全都搬到了摄影棚。《战上海》拍到摄影棚阶段后，常有领导来观摩。总理来的时候，事先谁也不知道，直接进棚里和大家打了个招呼后，就在一旁观摩，走时也没打招呼。审查样片时，陈毅也在场，他连连说影片拍得很好，要及早与全国人民见面。

作为一部五十年代少见的彩色影片，《战上海》上映后好评如潮。该片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做了适当的艺术加工，叙事节奏简洁明快，战斗场面气势恢弘，使之具有史诗般的特点。不过，将近20年之后，当年上海战役的指挥者粟裕对这部片子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部电影有三个缺憾，没能准确地把当时的情况反映出来。

一，《战上海》没有突出“战”字。粟裕认为，《战上海》的“战”字，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可是“战”字没有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而是不适当地夸大了“起义”的作用。上海战役是第三野战军以10个军40万大军，围攻蒋军8个军20万人。从数量上讲，我军占有优势；但在防御能力上，蒋军凭借他们的防御设施，加上拥有30余艘军舰、120多架飞机，占有一定的优势。因此，两军对决，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粟裕当时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长期围困；二是进攻苏州河南岸；三是钳击吴淞口，诱歼其主力于郊外。鉴于第一方案严重影响市民生活，第二方案会打烂城市，因此最终决定采用第三方案。但吴淞口是蒋军之命脉，防御之重点，因此采用这种战法必将是一场艰苦激烈的攻坚战。当时,蒋军分布在市郊的钢筋水泥工事有4000多个，构成的火力防线是很难打的。为此，粟裕不无感慨地说：“外围战斗打得激烈，我们付出了3.3万多人伤亡的代价。”

二，影片突出了“起义”的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影片的最后，重点讲述了蒋军将领刘义（原型淞沪警备副司令兼51军军长刘昌义）投诚的情节，却把这一情节放在了我军在巷战中进攻受挫之后。粟裕认为，这样拍会给不了解情况的人造成误解，那就是如果敌人不投降，我军就打不下上海。事实上，经过10天激战，三野第9、10兵团已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汤恩伯集团。其间，由于采取钳击吴淞的决策，汤恩伯不得不从市区调3个军至吴淞。就在上海市区兵力空虚的情况下，三野主力适时突击攻占市区。至此，上海战役已经基本定局。等汤恩伯逃到吴淞口的军舰上后，刘昌义无可奈何地向我军投诚。粟裕认为，影片这样拍，不了解情况的青年人会以为解放上海很容易，亲身经历过上海战役指战员看了会不满意。

三，进城的政策问题没有很好反映影片没有描写解放大军进城后执行政策的情景。粟裕回忆说，上海本来可以早半个月到20天解放，之所以迟到5月下旬，主要是对部队进行教育，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

当初，三野指挥部为进入上海市区的部队规定了“约法八章”，要求严格遵守政策纪律，把部队的辎重全部放在郊外，一律不准进城。进城部队露宿街头，积极维护社会秩序，制止不法行为，打击敌特破坏活动，保护外国侨民。我军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了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风采，得到上海人民的拥护和赞扬。综上，粟裕认为，上海战役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影片没有深入挖掘这一点，不得不说是个遗憾。当然，没有任何影片是十全十美的。《战上海》虽有缺憾，仍是一部优秀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