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名士|王时敏：当乐郊园不再“乐”

原作者：沈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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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皇帝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次南巡。这一回他有了个之前没有的想法——取道苏州太仓，要去清初“四王”之一王时敏营建的乐郊园游览一番。

不想，王时敏的第八子，时任刑部尚书的王掞恳切进言，说乐郊园水浅，不方便行舟，所以皇帝若想去游览，只怕体验不佳。

康熙皇帝摆了摆手，也就不去了。贵为九五至尊，全天下的各色园林都得为了他的兴致随时待命，区区一个乐郊园，不去便不去了，他没一会儿功夫就可以忘记这件事。

但是王掞，跪在地上进言的王掞，或许心里是不能平静的——逝去的父亲，荒废的园林，都是因为什么呢？

垂在脑后的辫子，可能也会像一条鞭子，抽下来，让身与心都灼灼地疼，这与那年“奏销案”里承受酷吏朱国治的淫威，似乎也没什么分别。

清顺治十八年，顺治皇帝驾崩，全国举哀，苏州却发生了“抗粮哭庙案”——因不满苏州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贪污腐败，苛政害民，以金圣叹为首的几个秀才同情民生，带头写了“揭帖”到文庙哭诉抗议，矛头直指包庇任维初的巡抚朱国治。

本来这是苏州一带流传已久的习俗，是读书人发挥社会责任感和监察能力的一种途径，在明代，声势浩大的“哭庙”往往让官府也不敢小觑，得放下身段来听取士人的意见。

但是，时代变了，还能用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不成？更何况，顺治皇帝是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在他驾崩当年出这等状况，原本已经日夜提防士林反心的新朝统治者就认定，真的要给江南士人一点“颜色”看看了。

“哭庙案”里，朱国治不由分说将金圣叹等十八人判处死刑。此时朝中又针对江南各省，颁布“新令”，严令有司催督钱粮，务必将“拖欠”朝廷的钱粮追还到位。朱国治得此谕令，如虎添翼，猖狂不可一世，再掀“奏销案”，直接就将一万多名欠粮的江南士绅指为“抗粮”，列名造册。大约有三千人因此被捕入狱，刑责黜革之苦，无尽的躯体与精神的折磨煎熬，让江南士林危如累卵，尤其世家大族首当其冲——“破者十六七，或失门户”。

彼时的王时敏刚过完七十大寿。“人活七十古来稀”，举家欢庆的喜悦还没过去多久，就是大难临头。

虽说王时敏一家百般奔走，用尽了各种关系，才免于被逮捕刑讯的耻辱，但官府依然穷凶极恶地追逼钱粮，这之后的日子怎能好过？王时敏与次子王揆都被列入抗粮册，原本在顺治十二年中了进士的王揆因此被革去功名，第六子王扶也不能幸免。第八子王掞后来又考中了乡试第二，可王家已经拮据得拿不出王掞北行的资费。

对于心思细腻又重情的王时敏来说，家族的艰难之外，耳闻目睹，也无一不刺痛着他的心。酷吏拿不到钱粮，就要拿人命来填补，九斤大板抡下来，三日内连毙数人，不死的也血肉模糊，只剩口气。王时敏送客时遇到这样的景象，除了触目惊心，还会被“群拥呼号”——他素有“太原王公”之名，乐善好施，济人危困，可现在，自家都如泥菩萨过江，哪来余力去为民请命？有“哭庙案”的惨痛先例，又怎敢开这个口？

为解燃眉之急，变卖家产已不可免，昔年引以为豪的田产园林，至今全成了拖累，最令王时敏这样的书画大家无比心痛的是，他还得卖掉家藏的书画来补贴家用。所谓“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但也不过是暂缓一时。苏州自明末就在朝廷重税与天灾战乱中反复煎熬，即便抗粮欠粮为真，也多是时局所迫，可当权者并不体谅。

王时敏七十一岁时，再逢庄稼欠收，作为他主要经济来源的木棉“不得一钱”，他只好将所拥有的田产都分给九个儿子，以作伙食费，让他们每月轮流赡养自己。即使如此，也只能吃到“二日荤”“一日素”。像王掞这样后来成功出仕的儿子，也未能再度彻底改善家境。

而这，也只是明清鼎革所带来的其中一项变故罢了。早在崇祯十七年听逢国变的那一刻，他应该就知道，天地已然变色，自己和家族都不可能幸免。清军兵临城下，他作为太仓望族王氏的当家人，生死抉择到底是落到了他的头上，定要有个答案。

王时敏与挚友吴伟业商议之下，终是无奈：“拒之百姓屠戮，迎之有负先帝之恩。”清军为镇压江南民众的反心，不惜屠城，嘉定的惨状历历在目，太仓民风柔弱，怎么经得起摧残？

一朝出降，就是“失节”之名，要跟随一生。吴伟业带着这样的创伤痛悔余生，在诗作中自谓：“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像脱鞋一样抛弃妻子家庭并非易事，正因为做不到，才没能成就气节，以至于名声扫地，一钱不值！

从来就没有几个文人，能心安理得地面对“失节”这样的罪过。哪怕自己想有片刻喘息，也绝对不乏明里暗里的冷眼与指责。甚至后来有人对王时敏家境变故兴灾乐祸，或许未尝不是源自对“失节”者的鄙夷：“西庐先生上受恩荫，下得诰封，已享大年而负盛名，乃与子家书十通，愁穷说苦，至乎其极，不禁令人发笑。”

或许最尴尬的是，鄙视“失节”，其实并不算是什么错事。吴伟业、王时敏们面对这样的指责，是无法挺直腰杆为自己辩解的。再怎么痛入肺腑，也只能自己消解。

何况，所谓“上受恩荫，下得诰封”，也不是无端的阴阳怪气。王家昔日的显赫富足，既是王时敏与生俱来的光环，也是他得以潜心钻研，发挥才情的后盾，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未必不是一种不可抗力，推着他的人生滑向理想的反方向。

王时敏42岁游倪瓒老家无锡时，触景生情而有此作，是王时敏早期临古阶段的代表作

王时敏最敬爱的祖父王锡爵，在明朝万历年间官至内阁首辅，一举将王家带上了钟鸣鼎食的巅峰。此前王锡爵的祖父王涌、父亲王梦祥，已通过经商使王家富甲一方，此时缺的正是能以功名光耀门楣的人，王锡爵也算让他们梦想成真。

“居官有介节之称，居乡有厚德之名”，王锡爵正直而勤勉，官居高位而政绩斐然，在日本侵略朝鲜之时，精准地判断出了日本欲以朝鲜为跳板侵略明朝的实质，力主对日一战，终于在他的运筹之下，明军大获全胜。

王时敏的父亲王衡同样是“学霸”，但因是王锡爵之子，在万历十六年的乡试，他与首辅申时行的女婿同时中举，被言官弹劾说有作弊嫌疑。即便王衡在后来的复试中又得了第一，获准参加会试，言官们依然不依不饶，王锡爵只好发誓，只要自己还在朝为官，王衡就不再应试。

王衡的人生就这么被平白蹉跎了十余年，直到王锡爵请辞回太仓休养已过十年，王衡才又上京会试，名列第二，与王锡爵当年一样，于是朝野上下以“父子榜眼”为美谈。王衡终于用过硬的才学证明了自己，但被授予的翰林院编修一职又无法发挥他“长于边务”的才能，于是他借奉使江南之机，辞官返乡，终其一生，不再出仕。

王衡因头疾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王锡爵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欲绝，次年也随儿子而去了。这是王时敏十八、十九岁时发生的事，自此他患上了咯血之疾，险些要命，经过数年才好。王衡是王锡爵的独子，王时敏的长兄王鸣虞、次兄王赓虞又都早早夭亡，父祖俱亡，意味着王时敏必须独自一人支撑起王氏的门户重担。

为此，他连一个读书人最正当的路都没法走——“恩恤宝丞之诏”下达到王家时，王时敏的母亲劝他，一人当家已经不容易，身体又弱，家门内外多少事忙不过来，哪来的功夫去备考呢？迫于现实，他就再也没有了金榜题名的可能，接受家族的恩荫，进京赴任尚宝司司丞。

后来王时敏又升任太常寺少卿，在为官期间，他奉旨宦游各地，虽借此看尽山水奇胜，购得不少名迹，但途中百苦倍尝，尤其水土不服，让他饱受病痛折磨，直至“仅存皮骨”。他在诗中不无郁闷地说：“天生我身不足重，天生我才亦何用。不如辟谷学长生，跳出红尘这场梦。”疲劳与厌倦，终是让他以病请辞，返乡归隐。

越是疲于现实，就越想为自己营建理想的家园，以便在其中暂得安宁。晚明的文人士大夫，有条件的都爱适意园亭，陶情丝竹。明朝未亡时，王时敏所据有的家业让他得以有不少余裕大兴土木。

乐郊园原本是王锡爵种芍药的地方，王时敏是王锡爵无可争议的继承人，自然就有了乐郊园的所有权。万历四十七年，他在著名造园师张南垣的协助下完成了乐郊园的改造。好友沈士充为此画了《郊园十二景》图册，选取园中的十二项景致，融入了文人玩赏的意趣，很是切合王时敏的心意。

张南垣造园善模仿名家笔意，尤以元四家最似。此景采用了倪瓒笔意中常见的“一水两岸”式构图

乐郊园中新建的藻野堂，阶下种满了芍药，很明显，这是对王锡爵的纪念。王时敏自幼跟在王锡爵身边长大，日常起居几乎都在一起，直到十七岁成婚后才搬入别的居所。王锡爵的品德言行，对王时敏有着终身的影响，包括王时敏的书画才能，也被祖父所爱重。王锡爵请来一代宗师董其昌，教导王时敏。董其昌深受王锡爵提携之恩，又与王衡同科中举，所以视王时敏为得意门生，倾囊相授，教导王时敏从摹古入手，深研传统画法，后来的清初“四王”，渊源即在于此。

由于恩师董其昌对黄公望最为推崇，王时敏也受影响，对黄公望心摹手追

可是力主抗倭的王锡爵大概不曾想过，被他寄予厚望的唯一的孙子在王朝覆灭的时候，率众出降。顺治二年，王时敏偶然在一位老兵手中，见到了王锡爵当年的会试手卷，他当即不惜重金把祖父的手卷换回。到了康熙元年，他让诸子以此手卷出示钱谦益。

钱谦益是王时敏的好友之一，他不愿殉国的“水太凉”之论，不少人都有所耳闻，但其实他还曾写过这样的字句：“恨君不度三岔水,生取奴儿合赤归。”“奴儿合赤”就是清朝的开创者努尔哈赤，此诗本要收录于钱谦益门人为他刊刻的《初学集》，但王时敏在抄写时，联想到时局，不能不有所警觉，就劝钱谦益直接删去此诗。

“最难知者肺肠，最可议者形迹”，降清确实是板上钉钉的现实，可人性与情感，远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定论和决断。尽管无数人遭受了莫大的痛苦，但清朝的统治还是稳定下来了，钱谦益与王时敏又能如何呢？此时再看王锡爵的遗物，萧瑟沉痛之感不言自明。

除了偶然换回的王锡爵手卷，王家其实还深藏着明神宗的御笔信札，但那更轻易不能示人，王时敏也只在诗文中暗示，那装着信札的盒子，是“长有祥云拥玉函”。

顺治七年，王时敏又为自己建了西田，自号“西庐老人”。经历了众多变故的他，只想晚年有个清静去处，也想在此与其他遗民同道安度余生。他所拥有三座知名园林——乐郊园、南园和西田，南园用来种植梅花，与吴伟业的梅园仅一里之遥，来西田作客的吴伟业，也能稍稍放松心情，写下“执手顾而笑，此乃吾西田”这样活泼轻快的诗句。有友人相伴，在这样的乐园里了却残生，也许并不坏吧。

可这样并不奢侈的愿望，也很快就被现实打了个粉碎。清廷的“诏起遗逸”令下达，吴伟业因江南士林领袖的才学与声望被礼部侍郎举荐，他多番奔走恳请，极言自己不堪一用，终是回天乏术。王时敏与他一同组织太仓遗民，私下祭奠了崇祯皇帝，第二年，吴伟业北上仕清。

王时敏也只是自身堪堪躲过强征，他的儿孙也还是要再参加清朝的科举，才能维系家族。长住西田的王时敏，想起了唐朝的王维——“闲窗泼墨支颐坐，自写秋槐落叶图”。王维在安史之乱中，被安禄山的叛军挟持，只得在其手下任职效力。唐宫中多植槐树，但随着玄宗出逃，叛军占领，竟是一派凋敝冷清的景象。王维以《凝碧池》寄托哀痛：“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后来唐肃宗回到长安，要清算曾为安禄山出任伪官的人 ，王维凭此诗和弟弟的功劳得到赦免。

在王时敏的诗画里，“秋槐”就成了个绕不过去的意象。他或许觉得，自己和王维，或者王维和自己，是能感同身受的。飘零乱世，全身而退不过都是奢望。但在王时敏的画里，却看不到八大山人那样的奇特笔法，他秉持着学自董其昌的正统，精细淡雅。并非他心平气和，全无芥蒂，而是要守住“正脉”，以传承后世。当看到受他教导多年的孙子王原祁的画，他激动不已：“此子业必出我之右！”

园林的打理本就极费财力，王时敏遭“奏销案”所祸之后就已力不从心，到了他的子孙手里，更是难以为继。

乾隆年间，乐郊园被卖给了湖广总督毕沅。清末，乐郊园毁于战乱。

所以王掞的进言，应该不是假话，乐郊园真的年久失修，没有让皇帝前去观赏的价值。

但也可能，他自有私心，哪怕是不再“乐”的乐郊园，也仍是父亲和家族曾经的乐土，所以并不希望它被皇帝的威权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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