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独子：腿残后甘愿当一名火车司机，拿公家一块肥皂遭父亲批

朱琦去世后过了10天，父亲朱德才知道消息，沉默良久后连叹可惜。

1974年6月10日，朱德元帅唯一的儿子朱琦去世，这时朱老总已经88岁高龄，身体状况并不多好。

家人们担心朱老总无法接受这个噩耗，便选择暂时隐瞒下了这一消息，强忍着悲痛料理了朱琦的后事。

朱琦从1972年被查出心脏病后，身体状况一直不佳，是妻子赵力平一边上班一边照顾。

他们居住在天津，并不在北京，朱德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与家人，可内心深处还是十分关心亲人们的，对于独子朱琦那更是打心眼里的关切。

朱老总从那时开始，每隔几天就要与朱琦打一下电话，询问他的身体情况，这10天来比较忙给忘了，这时突然想起，就让夫人康克清给朱琦家拨电话。

康克清知晓再也瞒不住了，缓缓走到朱老总的身边，强忍着泪水哽咽着说道：

“抢救无效,朱琦走了，追悼会都办好了，孩子们想回来看看。”

前一天，朱琦的遗孀赵力平就来到了北京，这会也走上前来，将朱琦之死还有身后事的种种一一道来。

年近九旬的朱老总，默默地听完了这一切，抬眼看了下妻子与儿媳，随之又是一阵久久的沉默，屋子里气氛很压抑。

康克清与赵力平心中忐忑，当初那么做虽说是好心，可对于朱老总来说，那是他唯一的儿子啊，却是在儿子都入土了才得知消息，实在有些过分了。

忐忑的同时也十分担心，担心这个惊天的噩耗，会让朱老总过分神伤，进而让他的病情愈发加重。

一阵后，朱老总从巨大的悲痛中回过神，看到泪眼婆娑的儿媳和强忍泪水的妻子，瞬间明白了一切。

她们又要瞒着自己，又要忍痛去处理一切，也是不容易的啊！

叹了一口气，如此说道：

“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很可惜。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赵力平听后，原只是默默的啜泣，这下子眼泪彻底的决堤了，呜咽声不绝，好像是要把这两年来的苦痛、这十天来的悲伤，一下子全部哭出来。

然而，朱老总这时才闻儿子死讯，整个人还处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赵力平如果这样下去，怕是会让她更加难受。

康克清用背后拍了拍赵力平，既是安慰也是暗示，赵力平好一阵才止住哭声，在康克清的陪伴下离开了。

朱德元帅一个人默默地呆着，想着，往昔的种种逐渐浮上心头……

朱德于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早年依照家中的安排娶了一位大他两岁的刘氏表姐为妻。

刘氏是封建时代长成的农家女，贤惠善良，却也木讷守旧，一心进取的朱德不喜，1906年离家外出求学后，就更不甚在意家中的这位原配了。

1911年，朱德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正式踏上了革命生涯与军旅生涯，仅仅一年后便成为了滇军中的一名少校。

经朋友介绍，与昆明师范学堂的18岁女学生萧菊芳，很快走到了一起，朱德很是珍视这个不曾缠足、思想进步的昆明姑娘。

1916年9月，朱德于而立之年喜得一子，而且还是一生中唯一的儿子。

当时讨袁战争形势又一片大好，朱德整个人很是兴奋，察觉儿子右耳际有一根细微的“拴马柱”，就为其取名为“保柱”（后来改名为朱琦，家谱上名为宝书）。

朱德自小便立志要为国为民求生路，这多年驱驰一直为此，而这条路越往下走越艰难。

萧菊芳跟随朱德辗转奔波中不幸染病，在四川泸州生下朱琦半年后便不幸染病，仅仅两年后不幸离开人世。

朱德为妻书写挽联云：

“举案齐眉，颇自诩人间佳偶；离尘一笑，料仍是天上仙姝”。

足见，在朱德的心中这位夫人的分量之重。

另外还为其写了七首《悼亡诗》，有这样的诗句读来颇让人动容：“每当觉察忧戎事，低语安心尚忆卿”；“从今不再题红叶，除却巫山不是云”；“从此泸江离别地，一流秋水逐波遥。”

也就是说，朱琦仅仅三岁多的时候，便失去了生母。年轻的朱德

后来朱德与孙炳文的外甥女陈玉珍意气相融，结为夫妻后便承担了照顾朱琦的责任，陈玉珍与朱德没有生下子女，一直把朱琦当作亲生孩子来对待，朱琦后来也真把陈玉珍当作母亲来对待。

1920年，朱德受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五四运动的感召，意识到老一套的斗争方式无法拯救这个国家与民族，萌生了出国寻求救国之道的想法。

两年后因唐继尧纠结旧部打回了昆明，被迫流亡期间正式踏上了行程，从而踏上了真正的革命之路。

也是从这一时起，朱德十多年间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次，早年还能偶尔与家中通信，到大革命失败后几乎断了联系。

而作为红军领导人的家人，他们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生活得很是艰难。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年十八的朱琦，辞别了母亲陈玉珍，想要出蜀入陕去加入到父亲的部队，却在途中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来辗转去到了龙云的部队中。

比较幸运的是，朱琦朱德之子的身份并没有暴露，只是身处那样一个乱局中，吃苦受罪是无法避免的。

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的协议后，朱德去南京开会，无意间得知了这个消息，想要把儿子从龙云部队中给捞出来，自己却不好直接开口，便请周总理想办法。

周总理颇能理解朱老总的思子心切，亲自布置了下去，经过一番暗中活动后，于1938年秋将朱琦平安地送往了延安。

朱德在延安见到朱琦时，一时间都无法认出来，直到摸到朱琦右耳际的那条彼时细微、而今粗壮了些的“拴马柱”，才确认这就是他的儿子“保柱”，一时间激动得很。

而朱琦心心念念的父亲而今就在眼前，他整个人却局促得不知手脚该如何安放。

那些年里，朱琦从母亲陈玉珍那儿听到父亲当年的种种不凡，后来父亲回国闹革命，“朱毛红军”的大名，中华大地无人不知。

朱琦心中对于父亲非常倾慕，那是一个少年对大英雄的倾慕。

而当这个大英雄是父亲时，他的心间必有难言的自豪与骄傲，当然还有一种我以后也当如是的澎湃激情。

朱德并没有因为儿子这样就失望，反而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见到想象中的大人物时也是如此的。

一番贴心的叙谈过后，父子之间尽管多年不见，还是很快就亲近了。

在朱德的安排下，朱琦去到了中央党校中学习，并在此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之际本来是可以留在延安的，可当时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却毋庸置疑地将独子调去了战斗一线，而朱琦也觉得正该如此。

当时，一些同志觉得，朱老总就这一个儿子，还是留在后方为宜，可朱老总却毫不犹豫地表示：

“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搞特殊化，前线正在打仗，总指挥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

近代历史中，国民党军相较于中共军队，在1948年以前那是无可置疑的巨无霸，可我军却屡屡能够以弱战强、以弱胜强，及至最后改写历史。

这除过民心所向、内部团结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党、我军的领导人，从来都不搞特殊化，“同志”两个字便代表了一切。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能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与身边人，上行下效之下自然大见其势。

朱德对儿子朱琦如此，后来毛主席对儿子毛岸英亦是如此，还有那许许多多的，为了革命而献身的红二代，他们不曾让父辈脸上蒙羞，却让父辈心中有愧。

作为人父，谁不希望儿子、女儿能够过得安定与幸福，可在这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那么多父母都把孩子送去了前线，他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如此呢？

朱琦本来离家就是要去父亲的部队参军，跟着父亲去打鬼子，而今父亲所要求正是自己当初所愿。

他欣然接受后收拾停当，马不停蹄地就奔赴去了抗日前线，成为了八路军中的一名普通战士。

除部队高层知晓其身份外，其余官兵并不知晓与他们同吃同训练、同住同战斗的这个青年，原来是总司令的儿子。

1942年初，朱琦在战场上受伤后回到延安休养，与父亲短暂的生活在这一起，为此没沾上父亲的光不说，还屡屡被父亲教训。

有这样一件事，朱琦一直深深地记得。

一次，自己洗衣服时，没有肥皂就直接洗，被父亲曾经的部下潘开文看到，其当时在总务处任职，就随手给自己拿了两块，两个当事人都没有把这当回事。

可朱德却煞有介事地追究了起来，知晓了事情始末后，对儿子和潘开文一通毫不留情的训斥：

“以后绝对不能再拿公家的东西给朱琦用，我的儿子没这个权力！”

这事给朱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这之后无论自己再困难，也没有向父亲、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请求。

朱德的苛刻不独对朱琦，对于其他亲人皆一视同仁，其女朱敏对此认知更为深切，还曾差点为此丢掉性命。

1943年11月，朱琦于山西方县的一次战斗中再次负伤，这次伤得十分严重，尤其是左腿达到了甲等伤残，恢复后无法再正常行动，自然也无法再上战场，而这一年朱琦仅27岁，这种不便将伴随他一生。

哪怕就是如此，在回到延安养病以及此后的工作中，朱老总也没有给予儿子一点特殊的照顾。

一次，延安的文娱晚会上，朱琦跟随父亲一起观看，结束后军委同志知道他腿脚不便，就想要顺带着把他捎回去。

朱老总看到后很不高兴，当时只有中央领导或者特殊人员才可以搭公车，朱琦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冷着脸把朱琦从车上给叫了下来。

朱德回到住所时，发现朱琦竟然同时到达了，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哪怕他腿脚正常，也不可能有车子跑得快，更何况他左腿行动不便呢！

经过询问，得知是朱琦被自己赶下去后，警卫员不忍，就让他踩在车外的脚踏板上一同回来。

朱德这下更生气了，立马让人把朱琦叫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训斥：

“你要记住，这不是小事！脚踏板是给警卫员踩的，他们要是不随车，万一车里的首长出了问题，这责任你能承担得起吗？”

朱琦本来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而父亲在他心目中又是非比寻常的，如今遭遇这一通训斥，不觉就把头低得很下，明显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朱德看见儿子这样，看到他那条伤腿，不免又心疼了起来，语气平和了一些解释道：

“孩子，你要记住你是我朱德的儿子，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

朱琦重重点头，真正把父亲的教诲记下了，本来就很严格要求自己的他，这下更加苛刻地对待自己。

此后再也没做过让父亲不快的事情，身为后来的共和国副主席之子，始终如一个普通人般工作与生活，朱老总为此很是欣慰。

朱琦身体康复后留在延安，被安排去抗大七分校当了队列科科长，眼看年纪已然不小了，却还是光棍一个。

朱老总倒不甚多急，而陈玉珍这个继母却十分操心，屡屡写信来催促，朱老总遂向时任抗大七分校校长的彭绍辉提了一嘴。

在彭绍辉、顾玉玲（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指导员）、贺龙等人的大力撮合下，与女生大队二队的赵力平走到了一起，于1946年3月23日正式结婚。

赵力平，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的一个普通农家，父母都是本分的农民，对于共产党很是感恩。

赵力平16岁之际来到延安，进入抗大七分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为人踏实能干，颇得众人认可，朱德对这个儿媳很是满意。

新婚燕尔的两人，却也没有时间来度蜜月，在紧张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奔波在晋绥、晋察冀等地区，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从事各项工作。

直到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一部分机构来到河北，而朱琦、赵力平也完成了阜平的工作后，这才得以与朱老总团聚，这也是赵力平第一次见到朱老总，同时也是他的公公。

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暂，不久后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工作。

朱德在临别之前，特意找来儿子，真挚而又诚恳地说道：

“当工人是好事！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

此时，朱琦已经成为了我军中的一名团级干部，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尽管去从事一个新的行业，可按理来说不需要从底层做起，经过一段时间适应是可以任事的，可朱老总还是如此要求，足见他对身边人的要求之严。

朱琦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去到石家庄铁路局后，果然虚心地下到底层。

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跟着老师傅干，先后当上司炉、副司机、司机，而朱德后来来天津视察时，还专门坐过儿子开的火车，对此很是得意与骄傲。

父子相会时，看到儿子这几年被磨炼得皮肤黝黑，不禁这样赞道：

“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工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朱琦在火车上一干就干了快二十年，从未申请过有关待遇。

与他同期的许多同事，家世许多不如他的，职级待遇都要比他好很多，可朱琦却不以为意，仍一门心思做好本职工作。

妻子赵力平与丈夫一般，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从来不给组织添麻烦。

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先后生养了四子一女，让朱德这一支稀薄的血脉得以繁盛了不少。

十年混乱中，朱琦受到很大波及，身心受到了极大创伤，再加上本来积累下来的伤病，于1972年彻底病倒了。

无法再继续工作，只能在家休养，本来心情就颇为压抑，这下没了转移思虑的方式，病情只会愈发加重，仅仅两年下来就不行了。

1974年6月10日那天早上，赵力平照顾着朱琦吃罢早饭，看着丈夫状态还好，就如往常般去上班了。

这么多年，赵力平在工作上无可挑剔，从来没有无故缺勤、迟到或早退。

这天她上了几个小时后，突然莫名的心悸，整个人变得非常烦躁，实在无法静得下来，便告假回去了。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牵动吧，赵力平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无端的。

她回到家后看到，丈夫朱琦静静地躺在那儿，任她再喊再叫也没有回应，已经是没有了呼吸，紧急送往医院后，也是回天乏术。

丈夫的情况赵力平很清楚，知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却不曾想到来得这般快。

或许如此对他是个解脱，可自己一时间却无法接受，悲伤难受极了，却没有在人前哭，只是把泪水咽下去为丈夫妥善料理了后事。

朱琦离世的第一时间，赵力平就打电话到康克清处，婆媳二人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暂时瞒着朱老总，待缓过一阵后，再找个合适时机说明真相。

让他能够好接受一些，不致情绪太过波动，以免出现不可预料、难以承受的意外。

不过，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十天后，朱德想起近来没给儿子打电话了，就让康克清给打过去，康克清知晓再也瞒不住了，只能向朱老总说明一切，于是就有了文初的那一幕幕催人泪下的画面。

朱琦的去世，给朱德元帅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不过全家还需要他这个顶梁柱，国家与人民更需要他撑着。

朱德强忍着这一切，尽量让心情平复下来，众人眼见于此心头都低了下来。

赵力平呆了几天后，又回了天津继续工作，有干部劝朱德，身边没有个年轻人照料不好，把儿媳调来北京工作，几个孙子、孙女也能常来看望，可朱德却没有同意。

在朱老总想来，赵力平作为自己的亲人，能够调来北京的话，这明显是动用了特权。

别人也有亲人在外地工作，也想在一起工作，就难免一碗水端不平，到时候就会出问题，所以坚持了一辈子的信念还是要坚持下去的。

朱老总经常对子女如此教诲：

“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如果一个革命的家庭连自己的后代都管不好，那怎么能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呢？”

这样说便这样做，作为他的后辈与亲人，从来没能从他这占到便宜，还经常遭受一些“不公”。

而这一切只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需要以身作则带好头。

朱琦去世两年后，朱德元帅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于1976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党和国家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遗体火化后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朱德元帅在临终时，曾有这样的交代：

两万元存款全部交党费，所用的东西一律充公，不需要给孩子们留下任何财物。
另外，如果他的后代中有人做了违法的事，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绝不能法外开恩。

这便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之处，正是因为这样的大公无私与一心为民，才能被人民所真诚拥戴，进而建立起伟大的新中国，再带领四万万中国人民站起来并富起来。

毛主席曾赞朱德元帅是“人民的光荣”，这五个字便足以说明一切了！

-完-

编辑丨大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