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4日,胡适在蒋介石邀请下,选择南下,在一场高级知识分子的聚会中,哽咽着的胡适自称“乃一不名誉之逃兵”。随后,在蒋介石建议下,胡适远走美国,在克里夫兰号上,对前途迷茫的胡适为《自由中国》写下了序言。
美国媒体采访胡适,问他对中国时局的看法,胡适说:无论时事如何变化,他在道义上,永远选择和蒋先生站在一起。
胡适这样表态后,远在大洋彼岸的大陆的毛泽东说:胡适、傅斯年、钱穆等是被帝国主义控制的知识分子。胡适立刻从被争取的对象转为国民党战犯。但胡适却不为所动。
留得傲骨作丰碑
1949年10月,换了人间。
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开始了针对胡适思想的大批判。一时间,郭沫若等一群文化奴才纷纷上马,“你方唱罢我登场”,开始批判胡适。
我们知道,学术和思想属于精神世界,可以学术争鸣,但是对胡适完全转为政治批判,大大超出了正常的学术争论范畴。这种缺席式的完全否定,最后连毛泽东也看不下去了,被叫停了。
而胡适对这些批判则不屑一顾。胡适感慨自己这四十年传播文明常识的一点努力,没有白费。
在上世纪50年代,大陆开始对远走海外的知识分子统战,希望他们回到大陆,胡适也是重点争取的对象之一。
1956年,胡适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的老同事周鲠生,受命周恩来邀请胡适回来。周鲠生委托远在英国的胡适老友陈西滢先生,转达了大陆的问候,大意是:大陆批判针对的是胡适思想,不是胡适先生本人,如果胡先生回来还是欢迎,并且来去自由。
胡适则在这封信上,写道: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胡适的拒绝,也使高层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隐怒。毛曾在一场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说道: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很多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贪恋什么。
1958年,胡适在蒋介石邀请下,回到台湾,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在台湾去世。
沧海一泪
在1949年的历史关口,国民党退到台湾后,当时国民政府派出去国外留学深造的依然还有5000多名知识分子。巫宁坤就是其中的一个知识分子。国民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可窥见一斑。
巫宁坤曾求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名师,抗战中,参加美国飞虎队,在里面担任英文翻译。后转向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当时的芝大同学还有李政道、赵萝蕤、陈梦家弟弟。
在动员海外知识分子回国的统战中,巫宁坤在芝大师姐、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女士的邀请下,回到国内,选择在燕京大学任教。一年前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政道也前去为巫宁坤送行。
巫宁坤在书中回忆了1951年这个时刻:
临行前,李政道帮他整顿行装,还在行李上用白漆端端正正地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几个大字。巫宁坤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国去为建设新中国出力呢?”李政道“脸上带着一丝会心的微笑”,回答说:“我可不想回去让别人给我洗脑。”
放弃完成一半的博士论文的巫宁坤,回到国内,在那场知识分子的这场民族悲剧中,沦为政治贱民,开始品尝“不断被教育”的苦酒。
在28年后,巫宁坤的老友李政道回中国访问,二人在北京饭店重逢。此时获得诺奖的李政道,头顶“爱国科学家的桂冠”,作为贵宾回到中国访问,而巫宁坤却是“人民公敌”,尽管他也是受邀回来,二者身份悬殊而又尴尬。此刻的巫宁坤把他此刻的感想写在了他的回忆录中。
90年代,因为出版的回忆录,书中涉及了一些老同志,巫宁坤夫妇被停发工资,于是在美国定居。而邀请他回来的陈梦家、赵萝蕤夫妇,一个自杀,一个精神分裂。
从“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到“我出国”,历史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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