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日常丨中元节：一个源自古老时间知识体系的祭祀节日

七月半是与清明节、十月初一并称的中国三大鬼节之一。它源自古老的太阴历，形成于国家文明诞生初期，体现了中华先民敬祖法天的思想，后来又受到道教信仰与佛教信仰的影响而产生了复杂的变化。
（一）
七月半，即农历七月十五，当代人也常称之为中元节，其实“中元节”这一名称最初是道教的称呼。而提到中元节，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农历正月十五的上元节和农历十月十五的下元节。为何这三“元”节都选在农业十五日？原来它们都源自一种古老的时间知识体系——太阴历。太阴历也就是月亮历，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总结出来的反映地月关系的时间知识体系。先民很早就发现月相的盈亏变化非常规律，朔（初一）、望（十五）、晦（三十）三个节点普通人用肉眼就可以观察到，尤其是每月望日，不仅有着标志性的满月，也因皓月当空而显得异常明亮，因此成为早期先民安排祭祀、庆祝等重要生活仪式的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在太阴历这种古老的时间知识体系中，每月望日（十五）是其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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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国家文明诞生之前，至少在神话中的神农氏时代，华夏先民就选择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产道路，因此他们对四季的变化感受特别深刻。古老的太阴历与四季相结合，每季第一个望日的重要性就超越了其他望日，后来与中国人最普遍的信仰和中华传统信仰的基石——祖先崇拜相结合，成为在夏商周三代就很流行的四时祭祖仪式。
先秦重要典章制度选集《礼记》的《王制》篇载：“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这是说天子与诸侯在每一个季节都祭祀他们的祖先，不同季节的祭祀仪式有不同的名称。经历过焚书坑儒的秦朝之后的大量儒家典籍都是在西汉时期被默写出来的，其中不免有些错误，东汉经学家郑玄后来对这一段文字进行了纠正，说：春礿祭、夏禘祭是夏代和商代的名称，周代就改为春祠祭与夏礿祭。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四时祭祖是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就形成的重要祭祀仪式。

2020年9月1日，广西桂林，中元节，人们在资江边漂放河灯。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二）
在夏商周时期举行四时祭祖仪式的不仅是天子、诸侯，普通民众也这么做。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四祭》中对四时祭祖的原因、具体时间以及供奉的食物进行了详细记录。他解释一年四次祭祖的原因是四季成熟的作物不同，供奉给祖先的祭品应该用每一个季节最早成熟的作物，即正月春祠祭的供品是韭菜，四月夏礿祭的供品是新麦，七月秋尝祭的供品是黍稷，十月冬烝祭的供品是新稻。很明显，四时之祭选在每一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即春季的正月、春季的四月、秋季的七月、冬季的十月，根据太阴历中时间节点的重要性推测，四时祭祖的具体时间是在这些月份的望日，即十五日。董仲舒强调以四时作物祭祖是符合天地自然规律的神圣而严肃的事情，不仅不能错过合适的祭祀时间，祭祀时还要斋戒沐浴。也就是说，四时祭祖是将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耕作、作为信仰基础的祖先崇拜以及法地事天的传统哲学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种仪式活动，从天子到普通民众都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大约从汉代开始，古老的四时祭祖仪式逐渐发生了变化。比如春祠祭与岁首庆祝活动结合，发展为元宵节。夏商周三代历法有别，岁首在不同月，汉武帝时期订立了新的历法，采用夏正月为一年第一个月，也就是今日农历正月，处于正月中的春祠祭也就逐渐成为新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此外，气候的变化也是四时祭祖仪式变化的重要原因。在距今4000多年的夏代，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3°C，冬季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5°C，商代与周代虽然经历了冷暖气候的交替，但整体比现代温暖。这就意味着夏代制定的四时祭祖仪式的季节限定供品在汉代无法实现，比如在较为寒冷的正月韭菜不能自然生长，在还不够温暖的农历四月十五成熟最早的大麦也尚不能收割，因此正月十五的春祠祭逐渐成为新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的同时，四月十五的夏礿祭则因为没有合适的供品而消失了，夏礿祭相关的祭祀内涵后来融入了时间相差不多的寒食节、清明节。
在四时祭祖仪式的变迁过程中，宗教信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三元节名称的出现就与道教崇奉的三官大帝密切相关。三官又称三元，是三位掌管人命运的神，即天官紫微大帝、地官清虚大帝、水官洞阴大帝，三官各司其职并分别在各自的诞辰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下界，或为百姓祈福（天官赐福），或为民众赦罪（地官赦罪），或为人解厄（解厄水官），由此形成了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三个道教节日。唐代是三元节巩固的重要时期，《册府元龟》载：唐玄宗曾于开元二十二年颁敕天下，要求民众在每年三元节期间要禁断屠宰。
道教认为中元节是地官下界裁定善恶的日子，无论是人还是鬼，有罪者可以向其祈求赦免罪行，无罪者则可以祈祷消灾降福。道士们会在中元节这一日设道场颂经，一方面为民众祈福，另一方面也普度孤魂野鬼。反映南宋杭州风俗的《武林旧事》说：“七月十五日，道教谓之中元节，各有斋醮等会。”
七月十五不仅是道教的中元节，也是佛教的盂兰盆节。盂兰盆节是以供养三宝，超度父母及历代祖先，施食众鬼为主要内容的佛教节日。“盂兰”为梵语“解倒悬”之意，佛教认为人生前作恶，死后魂魄便会沉沦暗道，受倒悬之苦。“盂兰盆”是一重盛装纸钱和百果用以祭祀和施舍的盛器。《佛说盂兰盆经》载：佛弟子目连之母不信佛法，死后进入阿鼻地狱，目连用天眼看见母亲在饿鬼群中受苦，便用法力为母亲送饭，但饭未入母口就化为火炭。目连向佛求助，佛让目连在七月十五具五味百果，以供养十方大德，最终使目连之母脱离了饿鬼道。南朝梁时期可能就举行过盂兰盆会，《旧唐书》载武则天不仅下令分送盂兰盆至各佛寺，还亲自出宫观赏了盂兰盆会。到了宋代，盂兰盆节供养佛僧的色彩逐渐减弱，转为以超荐亡灵为主要内容，此后，佛教的盂兰盆节就逐渐与道教的中元节相融。
（三）
实际上，无论是道教的中元节还是佛教的盂兰盆节，其雏形都是古老的秋尝祭。如果从夏朝建立的公元前21世纪算起，到西汉开国的公元前202年已经过去了两千年，到南朝刘宋建立的公元420年又过去了四百多年，两千四百多年足够秋尝祭具有特别深广的群众基础了。道教和佛教正是基于这种深广的群众基础，为扩大其宗教影响，传播其宗教教义而对秋尝祭进行了改造，其结果就是中元节和盂兰盆节的产生。所以两大节日不仅有着相同的时间，也有着共同的内涵——祭祀、超度亡灵，而这两点正是秋尝祭的重要特点。
至少在宋代，古老的秋尝祭在与道教信仰结合产生中元节，与佛教信仰结合产生盂兰盆节之后，还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反映北宋都城开封风俗人情的《东京梦华录》有“中元节”条目，同时表现了道教信徒、佛教信徒和普通民众在此日的不同活动：道院举办祭祀大会，焚烧纸钱堆叠而成的钱山，祭奠阵亡的将士，设置超度孤魂的道场；佛教的《尊胜目连经》以及盂兰盆在几日之前就有售卖，《目连救母》杂剧连续上演，观者络绎不绝；普通民众从街上买来祭祀祖先时用来铺衬桌面的楝叶等用品，七月十五当天在祖先灵位前供奉糜子，有“告祖先秋成”之意，还前往城外新坟拜扫。
宋以后，古老的秋尝祭受到道、佛两教信仰的影响而逐渐改变了面目，从专门祭祀祖先亡灵的节日转变为同时祭祀家鬼与野鬼的“鬼节”七月半。民间相传，七月半这一日地狱之门大开，阴间鬼魂返回人间，其中不乏孤魂野鬼，俗谚有云：“七月半，鬼乱窜”。这种认知就是在道、佛两教影响下产生的新民俗观念。与七月半鬼节相关的重要民俗活动是放河灯。记述清代北京岁时风俗的《燕京岁时记》载：七月十五晚间北京民众沿河燃灯、放灯，清代《清嘉录》也载：苏州民众在七月十五夜“或剪红纸灯，状莲花，焚于郊原水次者，名曰水旱灯，谓照幽冥之苦。”为何要放河灯呢？民间认为，七月半从阴间赶回阳间的鬼魂众多，有后代的亡魂可以接受家人的香火祭祀，孤魂野鬼只能四处乞食，而施放河灯则可以指引孤魂野鬼通过奈何桥，再投生路。
但民俗具有很强的惯性，不会在短时期内完全销声匿迹，传承了数千年的古老秋尝祭直至今日还留有一些踪迹，比如在华北等地保留的七月十五送面羊习俗。“面羊”泛指用小麦粉制成的羊、牛、猪等动物，先以发面捏成动物形状，并用豆类等镶嵌眼睛，再上笼屉蒸熟，最后用红绿两种颜色点染。面羊皆有庞大、俯卧的身躯，类似供桌上的牺牲，又能体现秋收成果，与古老的秋尝祭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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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作为祭祀节日的七月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它源自一种在先民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古老时间知识体系，又受到作为经济基础的农耕生产的影响，并与中华祖先崇拜结合，后来又与宗教信仰融合，改变了原本的面貌。从这一过程中可以见出中华传统的民俗仪式、节日与信仰无一不是建立在先民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在当代我们认知传统节日与仪式时，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应该透过现象认知科学观念与传统思想的发展历程，挖掘我们民族善于创新，敢于迎接新变的传统。
（毕旭玲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研究室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论评论专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