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姐姐蔡亮：乱世中的父亲

1942年2月9日，日军进攻新加坡，从马来亚渡过长堤，由北方侵入。2月15日清晨，父亲向窗外远眺，看见有许多绿豆般的小点在蠕动，从北方山脚上来。定睛详看，他断定是日军来了，马上大声叫喊，命令家人抛下一切，马上向山的另一方逃命。

我们穿着睡衣，连拖鞋都来不及穿上，赤着脚沿荷兰路，经过植物园、乌节路，逃到丁律路邵氏电影公司的职员宿舍。和我们一起逃难的人，还有我的奶妈廖蜜和父亲的挚友谢倬荣先生。

一路上，我们赤脚踏着瓦砾、玻璃碎片、杂物，脚底被割伤、被刺伤也不知道疼痛。到处是横泊的车辆、坐在路边等待投降的英国军人。更可怕的是还有许多躺在路上或是植物园旁的大水沟中的死尸，还有断手断脚、正在不断痛苦呻吟的伤者。我们不得不从他们身旁走过赶路。这些情景，多年后还常在我的梦中出现，令我惊醒。

父亲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大弟蔡丹，母亲背着二弟蔡澜。在路上，日军飞机来轰炸，飞过上空，我们赶紧逃入植物园旁的污水沟。起来时，全身湿透也顾不了，又脏又臭继续赶路。

也许是惊怕，也许是饥饿，我脸色苍白，全身无力，好像病了，吓坏了父母亲。后来父亲叫我们稍作休息再赶路，终于到了邵氏职员宿舍。

当时，宿舍里已住了几户人家。他们看见我们到来，立即关起门，不加理睬，一副“你死是你的事”的态度。人情竟凉薄如此！

我们身无分文，连一件替换的衣服也没有，真是饥寒交迫，狼狈之至。幸好隔邻光艺电影公司的何启荣先生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派人送来一畚箕的白米，一些盐、糖，几件炊具和一些衣物，以解我们燃眉之急。后来几天，陆续送来食物和蔬菜。这真是雪中送炭，温暖了我们的心。天下还是有好心之人。何先生的大恩大德，我们铭记在心。

过了几天，我的奶妈廖蜜冒险潜回阿尔柏王园的家，回来时全身发抖，面色苍白，好久说不出话来。原来，同村的二百多户村民全部被日本人屠杀，连小孩也被刺死，尸横遍野。我们在山下的家被烧了，什么都没有了。

在这样的困境中，一日，邻居蜂拥相呼，把山后许多洋人住家的门一一撞破，洗劫一空。父亲不管母亲如何催促、逼迫他也去抢，他就是不肯。他说：“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母亲气煞，竟骂他：“太平时的君子，乱世中的窝囊废！”

我想，“时穷节乃见”，就是这个道理。

日军进入新加坡的第三天，挨家挨户敲门大声喊叫，命令屋内所有的男人出来，去集中接受检证。这时，好在父亲用大锁头从外面锁住大门，装作无人居住的样子。父亲先前已吩咐，任凭日军大叫大喊，用枪乱敲、用军鞋乱踢大门，屋内的人都不可出声或去开门。

过后才知道：在检证中，凡是年轻力壮的男人、文弱书生、受过教育或身上有刺青的人（因被怀疑是私会党员），都被带到樟宜海边射杀身亡。附近的邻居，很多男人都一去不回，包括著名画家张汝器和作家铁抗。一到晚上，整条丁律路各家各户哭声连绵不绝，凄惨之至。

父亲又逃过了一劫。

蔡澜与成龙

到了第三天，检证过了，人们可以出门去。母亲叫父亲去买粮食。他要经过一座桥，那里有日本兵驻扎。每个人要向他们深深鞠躬行礼。日本兵喊父親过去，叫他把冷藏库中的冷冻羊抬上军车。

那些羊又大又重，父亲用尽吃奶的力气把羊抬上去。到抬到第二只羊时，因羊又重又滑，抬不上去，掉了下来，沾上很多沙。日本兵气极了，一声“Bakayaro”（意指蠢材），用他的军鞋用力把父亲一踢，使他从桥上一直滚到桥下，痛得要命，父亲流下眼泪。

回家后，他叙述这事，眼泪还是流个不停。

一日，一个日本兵冲进屋子，见到父亲同事的年轻妻子，便一手抓住其衣领走向楼梯。那女子又哭又喊，拼命挣扎，但还是被拖上楼。“砰”的一声，门被关上。那没用的丈夫走上楼梯，又退下来，上上下下，好像热锅上的蚂蚁。

父亲急中生智，看见身旁有一个大铁盘，赶紧高高举起，重重往地面摔下。“锵”的一声，楼上的日本兵拉着裤子，打开房门，连声问：“什么事？”父亲比画手势，意思是：铁盘从楼上掉下来。这么一来，日本兵扫了兴，穿上裤子悻悻而去。

日据时期，父亲被邵氏公司派去管理余东旋街皇宫戏院，我们全家住进戏院二楼左侧的小房间。

天长节（日本人的大节日）到了，日军政府宣布市民可以开市做买卖。父亲在大世界游乐场开了一间百货商店，店名叫“百合”，由母亲经营，每晚做生意。从好友陈其榜等人店中取货来卖，有内衣、香水、毛巾、床布。店前摆一个小摊子，卖香烟、水果、糖果，由八岁的我售卖，赚了一些钱，养活一家老小。后来，父亲又和画家陈宗瑞合开一家古董字画店。

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钞票不能使用，全成废纸，许多人都遭殃，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

日本投降之前，父亲从一些好友处知道日军节节败退，英军已在反攻（他们偷听广播，若被日军知道，会遭砍头）。他便叫母亲偷偷收购一些从前殖民地政府发行的新加坡钞票，所以后来全家没有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