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传播的空间叙事实践—以《寻声记》节目为例（王蕾著）

作者：王蕾、苏颖悦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注释：本文刊于《当代电视》2022年4月，如转载请注明出处。

摘要：红色文化饱含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既是我国革命与建设的文化凝结，也是筑牢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精神基础。《寻声记》作为全国党建融媒体户外音乐故事节目，将听觉性要素从视觉性主导的内容创作思维范式中凸显出来，以红色文化为“核”，声音叙事为“形”，在技术中介下的声音重组以及地方限定内的身体感知中完成声音的多元呈现，并在时空并置与符号表征中完成空间叙事的多维打造，在基于声音媒介与传播地理的多维象限结构中完成红色文化基因的书写，以此切实地提高红色文化的传播效能。

关键词：红色文化 空间叙事 声音传播 空间地方

媒介地理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进程中凝结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先进文化，它具有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以及教育性等特点①。新的历史时期，红色文化不仅是我国革命与建设的文化凝结，也为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寻声记》是一档由山东卫视、腾讯视频联合出品的全国党建融媒体户外音乐故事节目。该节目立足于山东这片红色热土，每期聚焦一座英雄城市，由主持人与众多青年艺人一同组成“寻声团”，以经典革命歌曲为文本指引，在“声音线索”的启发下深入挖掘每个声音背后的红色记忆。《寻声记》以声音叙事为“形”，红色文化为“核”，打破了以往综艺节目以视觉性为主导的内容创作思维定式，通过大众熟悉的革命曲调、情景化的场景体验以及颇具趣味性的“寻声”历程，较好地实现了文化内容“高站位”与叙事方式“接地气”之间的有效平衡。

声音作为一种媒介，能够中介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②，声音不仅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修辞效果，更具备叙事功能。这种对于声音元素的关注并非对视觉主导性的颠覆，而是将原本被遮蔽的听觉因素及其文化意义重新揭示出来③，同时，这也是对红色文化空间叙事的有力补充。《寻声记》中不仅重新演绎了《国际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耳熟能详的红色歌曲，还利用技术手段重现了“摇篮曲”“爆炸声”等历史上的声音，在声音发出者与接收者的互动中构筑形成一道底蕴深厚而又活泼生动的声音景观。这一独特的声音景观既不是单纯的物质环境，也不是单纯的感知空间，而可以看作是一种动态的“声音交往”过程，它是一种涉入环境的过程，既是对声音环境的理解，同时也是一种感知经验④。

因此，《寻声记》的红色文化空间叙事需要打破主观/客观、空间/时间、物质/精神之间二元对立，在声音媒介所在的传播地理多维象限之中进行探寻考察。声音既传播于空间与地方之中，也创造着空间与地方⑤。本文采用美国传播学者保罗·亚当斯在其《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一书中主要论述的“空间中的媒介”“地方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媒介中的地方”这一四象限图所展示的传播柘扑关系结构（如图1所示）⑥，在图的上半部分，空间和地方是决定传播范围、环境、框架和形式的载体；而图的下半部分，空间和地方则是由传播所生产的内容，成为传播所承载和传输的社会现象和经验。本文依据媒介与传播地理的“四象限图”，分别从声音中的空间实践、地方中的声音体验、空间中的声音制造、声音中的地方表征这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对《寻声记》这一媒介文本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试图从听觉维度构建红色文化的空间叙事路径，在解析中突显出红色文化的生命力。

一、声音呈现：感官空间的物质性实践

媒介文化研究已然注意到需要在“情境”中考察传播实践⑦，声音作为一种媒介，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嵌入了空间和地方的作用力。在《寻声记》中，声音的传播离不开对于场景的空间探索和实践，对于媒介物质的寻觅也不能与身体、情感、行为等因素分割。本部分的撰述依托亚当斯“四象限”传播拓扑图的上半部分—“空间中的媒介”和“地方中的媒介”，既结合了交通地理学和非表征主义所强调的传播物质性和再物质化的努力，又以声音为媒介介质，从空间实验和地方体验出发，搭建起文化传播空间叙事的物质性基础和结构性框架。

（一）场景并置：声音中的空间实践

声音的空间性与声音的声源密不可分，声源代表了声音所占的空间，而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流动转向”则改变了这种空间性的内涵，技术剥离后的“声音碎片”经由目的性的组合拼贴，再辅以视觉元素的共同作用，不仅能够向观众抒写移步换景的空间结构与地理风貌，更能进一步为观众解释文化熏染中的空间形成缘由，让文化以更加可观可感的形式展现在大众眼前。

米歇尔·希翁认为，声音的听觉画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声音无法像影像一样被限定在某个固定框内⑧。在《寻声记》中，节目的每一篇章都围绕特定主题，在当地寻找具有红色精神的文化故事，并凝练成一条条声音线索，比如：济南篇紧紧围绕“泉城”主题的四条声音线索，分别是“吕祖泉边奋勇抗争的枪声”“月牙泉边的胡琴声”“待月泉边的旌旗飘扬声”以及“黑虎泉边奔跑的脚步声”。此外，每个声音线索与空间中的特定事物相互关联，比如“革命母亲家的挖土声”背后代表着革命母亲常大娘挖地道掩护共产党员成功脱险的故事；“跨越3700公里的脚步声”指的是渤海军区教导旅跨越3700公里，从渤海一路打到新疆的西征之途；“高粱地里的车轮声”则是村民瞿德轩在高粱地里用木轮车推着抗战伤员躲避敌人的声音。这些声音在叙事过程中可以从发声“现场”分离出来，并进行有意识的重组，在声音线索、旁白、对话、音乐以及大自然声音的多重并置中，形成独特的声音景观。这种有着现实元素的声音情景不仅囊括了声音的物质性存在，也包含了听者感知性的体悟。在临沂篇中，“寻声团”前往大青山寻找线索，镜头扫过连绵不绝的翠绿山脉时，同时也录下了丛林间的鸟叫虫鸣、山涧清泉的潺潺水声……这些都是伴随着影像无意间记录下的自然美妙之声，与此同时，旁白声情并茂地赞美着大青山的四季常青、岁月静好，随之引入的便是清亮的歌声—“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反映出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决心。当观众沉浸于这样的声音环境时，声音及其所蕴含的红色历史记忆便会与个体经验交织碰撞，并在“声音交往”的过程中达成一种动态化的理解。

除了多种类型声音的叠加之外，声音的重叠并置还在时空层面上实现了意义的勾连。首先，《寻声记》通过抑扬顿挫的评书式旁白进行时空转场，在绕梁余音中指引受众跟随“寻声团”的脚步，以此找寻关键的声音线索。其次，每期节目都分别以山东的某个城市作为红色历史的触发地，并将相关的文化历史印记以“声音线索”的形式进行呈现，每条声音线索又分别展开各自独立的叙事，并进而汇聚形成一种非线性、节点化的空间叙事⑨。在泰安篇，四条声音线索“扁担挑起的叮当声”“徂徕山上的快板声”“母亲机智的捣衣声”以及“铿锵有力的掘进声”都各自讲述了抗战时期革命志士与普通百姓同仇敌忾、一致抗敌的英勇事迹。它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严谨的线性因果叙事，而是以并列的叙事方式，将蕴含于故事中的文化积淀外化于视听画面之中。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多维立体的，在时空交织的空间叙事中，每个声音背后的热血往事共同给予观众以深厚的历史感知，并从中传递出珍贵的革命文化精神。与此同时，在挖掘城市红色资源的过程中，节目也为观众展现了革命老区的秀美景色与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以时间的交叉、空间的交叠将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呈现出红色精神跨越时空、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

（二）具身实践：地方中的声音体验

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认为，人既是意识主体，同时也是身体主体，既通过思维认知，也通过身体进行认知⑩。通过具身实践，客观的表象空间得以被内化为“身体—空间”的耦合关系 11，并对地方认知形成更为深刻的影响。《寻声记》在寻找声音的过程中，以声音线索的所在地为故事阐述“地点”，以红色文化为叙事传播线条，通过差异化个体在地方中的声音体验，形成“点—线—面”的结合，在临沂大青山、“小延安”黄崖村、饱含初心的刘集村等突显革命精神品格的地方中体悟独具特色的景观风貌和文化习俗。这种饱含人文风貌和历史情怀的“寻声”之旅主要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游戏化，二是情景化。首先，游戏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活动或消遣，兼具紧张与快乐的感受12。游戏化的传播，是通过营造富有趣味性的环境，将文化的精神内涵以“润物无声”“温声细语”的方式传递给不同的个体。由于每个个体对游戏都具有本能性的渴望，因此许多文化类节目也会将“游戏”的理念移接至节目中，形成“游戏化表达”，也就是在非游戏情景中使用游戏元素以及相关技术13。《寻声记》以游戏为切入口，将整个寻“声”过程设计为具有竞技体验感的团队PK对弈，两组“寻声团”分别在声音线索的指引下进行速度比拼，通过规则路线、活动场所、声音和人物线索、奖惩措施等游戏要素的设置，给予观众一定的娱乐感与刺激感。可以看到，节目通过颇具趣味的游戏规则，使受众在寻声的旅程中也得到互动感、参与感以及沉浸感，从而让观众对地方的红色文化记忆产生集体性的共情共鸣，并更加深入地体会那些用血泪与生命铸就的民族精神，以此实现节目寓教于乐的作用力。

其次，节目以户外深度体验的方式打开空间叙事的门栏，在寻找声音线索之余也会在其中穿插一些体现当地风土人情的情景，比如钻地道口、品尝炖鸡、泉边打水等。这些情景化的片段不仅成为吸引受众的记忆“锚点”，而且也凭借其情景中特定的声音元素，向观众展示了所在空间的地理与文化特征，将“身体感知—物质意涵—实践参与”和谐地揉捻为一体。“寻声团”在前往西商村寻找声音线索时，将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九龙翻身锣鼓”以爵士鼓的方式进行了即兴改编，在展现激越奋进的鼓声的同时，也将新时代的多维人文元素注入传统文化之中；还有“寻声团”在村民家品尝炖鸡之时，从炉底传来的噼里啪啦的烧柴声与晶莹剔透的油炸土豆、油光锃亮的鸡肉交相呼应，在声音的捕捉中混合进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多种感觉和体验，使观众在观察媒介参与地方的建构过程中获得充分的身心享受。

另外，《寻声记》还通过对特定红色文化歌曲的再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地方意义上的声音建构。作为一种声音现象，音乐本身便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与文化意义，不同地域的歌曲、歌曲中所包含的方言、乐器以及歌词所表达的地域生活特征都指涉了特定的地方经验14，比如节目中出现的《沂蒙山小调》，突出展现的是沂蒙地区的地理风光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而歌曲的曲调也源自沂蒙山区的花鼓调。在对歌曲的改编过程中，寻声团将具有同一地域性特征的《沂蒙山》歌剧中的片段《沂蒙山永远的爹娘》融入其中，同时又邀请了马其顿爱乐乐团进行创作演奏，通过音乐风格的表现和配乐形式的创新，呈现出与《沂蒙山小调》创作之初不同的时空经验，既凸显出为保护革命烈士而牺牲的奉献精神，又以中西合璧的形式展现出时代的新面貌。在济南篇中，寻声团利用山东传统戏剧—莱芜梆子的元素来演绎革命烈士邓恩铭的诀别诗，正如音乐家贺绿汀所强调的，地理、风俗习惯等差异所造成的民族特性会生动地体现在民族音乐中15。莱芜梆子作为莱芜的特色剧种，受地方方言的影响，形成了粗犷豪爽、高亢激昂的特色，在改编的过程中，不仅与邓恩铭的诗作相得益彰，再加上管弦乐团所带来铿锵有力的韵律节奏、汹涌澎湃的音乐氛围，使“英雄”主题叙事在多元化元素的撞击中浸入不同个体的心灵，带来强烈且持久的文化体验。

二、声音建构：文化叙事空间的多维营造

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声音具有连续的空间特性。在不同空间中，声音会有着不同的效果，正如贝拉·巴拉兹所言：“每一个声音都具有它独特的空间色彩，同一个声音在不同的房间里，在地窖里，在空空的大厅里，在大街上、森林里或海面上，听起来都不一样。”16不同的技术嵌入和融合重组、不同的对于“地方感”的情感依附和符号表征，使声音本身在介质元素和意蕴内蕴两个方面发生了差异性的变化。本部分依托亚当斯“四象限”传播拓扑图的下半部分—“媒介中的空间”和“媒介中的地方”，既强调声音技术形态和应用方式对于媒介传播地理的勾勒和绘制，又从情感互动和文化表征维度弥补现代技术过度浸入生活所带来“地方感消逝”的欠缺，以期与上文所述的声音媒介在空间和地方中的物质性实践形成相互呼应和映射的关系。

（一）技术重组：空间中的声音制造

声音呈现与媒介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谢弗提出的“声音分裂”恰当地形容了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下，声音与原初情境实现分离的情况17 。声音成为可保存、可复制的事物，代表着声音的“灵韵”不复存在，失去了声音原本的神圣感。然而，即逝性与现场性的瓦解也使声音在时空维度得到解放。这种“不在场的在场”使声音在技术的中介下实现了重组，空间中的声音得以在更大程度上进行选择与处理，并通过文本编码和解码实现了文化建构和传播，进一步带来更为深刻的文化政治内涵18 。在具体操作层面，主要体现在声音选择、声音处理两个层面。

在声音的选择上，《寻声记》通过对“红色文化”声音素材的编排设计来塑造声音空间，从而推动节目整体叙事结构的搭建。节目中呈现了三种主要的声音类型：一是旁白，即画外音。节目邀请了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作为“寻声串讲人”，利用评书的特色方式，在具有悬念或需要转场的节点进行述说，如在寻找“旌旗飘扬声”之时，寻声团首先在阎楼村找到了第一面旌旗，画外旁白则适时地指出大峰山“不只有一面旌旗”，并接着询问两位寻声人“还能寻到什么样的旌旗呢？”从而吸引观众跟随声音继续踏上寻声之旅。二是红色歌曲。红色歌曲本就是建构革命话语的重要载体，具有独特的政治功能19。在选取歌曲的过程中，节目紧紧围绕红色文化的内核，如选取的《国际歌》意指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在改编歌曲的过程中，节目也用麦克风、录音设备捕捉了“渔夫号子”“小民歌”等当地具有传统文化意蕴的声音，在结合说唱、美声、摇滚等创新的音乐风格之后，使观众体验到别出心裁的红歌演绎形式，既为歌曲增添了更为多元的风格类型，也丰富了受众的听觉体验。三是音响，也就是指节目中人与物体所产生的声音以及环境声。市井的吆喝与方言乡音能够展现地方的民生风貌，林间的风啸鸟鸣声与水底叮咚声则打造出“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唯美意境。通过这些声音的呈现，受众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具象性的空间场景，并通过这些声音的取舍、强调与弱化，来体会声音的解构和重组在阐释红色文化意义和满足受众观赏需求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声音的处理上，节目对不同声音给予差异化的描绘和展现，其中主要包括省略与声音转场两个方面。从“省略”的角度而言，个体在脑中绘出声音的“形象”主要是通过分析和综合两种形式，“分析”是指人耳对同时发出的声音具有识别分析的能力，“综合”则是指人耳对这些声音具有综合的能力20。对于声音的技术化处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繁复视觉画面所潜在引起的认识错位和思维游离，在适当抵御喧嚣的同时有效地助推叙事主题的凝聚。如在东营篇中，“九龙翻身锣鼓”的传承人提起能在抗战期间激发村民抗战报国热情的锣鼓声，在极简的视觉信息传递过程中，对于声音进行远近处理和混响编辑，在完成铿锵有力的“击鼓”场景空间建构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观众脑海中的集体想象和仪式膜拜。从声音转场的角度而言，最常用的便是以旁白来完成不同场景画面的过渡与转换。比如：当一组寻声团正要前往抗日英雄辛锐养伤的山洞之时，旁白声音便以独特的评书语调缓缓念道：“辛锐养伤的山洞具体是什么样？在那里他们又会寻到怎样的故事？先卖个关子，去另一队看看。”承上启下的旁白将节目中两组寻声团的叙事空间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令节目的整体叙事更加流畅。

（二）情感联结：声音中的地方表征

符号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基本功能便在于表征21。节目通过选取具体可感的地方性符号，将过往的红色故事以生动的形式展现给观众，从而唤起国人对于革命时期的文化记忆。节目将气势磅礴的“九龙翻身锣鼓”、似急雨夜敲窗的土琵琶弹奏声、叮当作响的“打刀声”等声音符号背后的故事进行细致入微的呈现，进一步推助形成扬·阿斯曼所提出的有着集体性、延续性、重构性和整体性特征的文化记忆22。这种文化记忆的激发往往是基于个体能够产生共鸣感的故事性元素23，比如寻声人通过挖掘声音线索“解放军是咱的亲骨肉，鱼水难分一家人”揭开了孟良崮战役背后军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感人故事。在这一过程中，寻声人在回溯抗战往事、传递革命志士坚强不屈、矢志不移的抗战信念之时，体会到沂蒙人民从数十年的艰险抗争到如今幸福生活拼搏的不易，以此达到以空间中的声音为媒介，在地方情感联结中拾取文化符号、唤醒文化记忆、构筑文化精神和进行文化传播的目的。

另外，通过声音符号串联起整体文本叙事的思路，可以让观众牵系着声音线索从不同的“地方感”共情体验中进行红色文化的建构和传播，从而进一步实现个体公民身份的强化和认同。在威海篇中，声音线索“硝烟中的摇篮曲”讲述了胶东抗战时期众多妇女自发哺乳党政军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的故事。寻声团找到此前作为“乳娘”的王占梅老人，并寻找到当年被喂养过的“乳儿”宋玉芳，二人相拥而泣，挽手共唱了当年常唱的摇篮曲，“妈妈坐在摇篮边把摇篮摇，我的小宝宝，安安稳稳快睡觉……”为了保护革命后代，乳娘甘愿舍弃自己的亲生子女，而与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同生共死，这种超越血缘的母爱不仅让节目现场嘉宾湿了眼眶，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为之动容，在感叹革命年代艰难之时也联想起自己在现代社会建设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节目的声音主题叙事在不断引导人们回望过往苦难岁月的同时，也不忘提醒人们对和平年代的生活进行重新审视，从而在时空层面形成一种整体意识与历史意识24，使个体获得更加深刻的情感依附和身份认同，也由此在群体共识中强化了基于声音塑造的地方形象及其文化表征。

三、结语

声音作为一种媒介，具有很重要的叙事功能。本文以保罗·亚当斯的“四象限”媒介传播地理拓扑关系为分析结构基础，以与媒介深度互嵌关联的“空间—地方”为阐释维度，在对《寻声记》媒体文本分析的过程中，通过对于声音物质性的探索体验、对于声音文化符码的多维阐释，以此试图绘制出红色文化的空间叙事传播地图。《寻声记》并非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唯一媒体内容作品，但它区别于传统综艺节目的宏大叙事与室内讲演模式，以声音为叙事起点，通过声音线索串联起革命岁月里的英雄往事，将声音背后所承载的红色文化基因以游戏化、情景化的形式展示在观众面前，使观众身临其境地在不同的场景画面中感受红色的韵律和节奏。节目中红色文化的空间叙事传播并非静态的，而是在传播媒介与地理图景之间形成互相结构的动态过程，一方面空间与地方有助于声音的物理呈现和感官体验，另一方面多元的声音也激起技术重组空间的效能尝试、对于“媒介中的地方”饱含深情的情感凝聚。

可以看到，《寻声记》是围绕听觉因素进行内容创作的创新尝试，在声音与故事的巧妙结合之中实现了节目内涵与外延的双重提升。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红色文化的意蕴内涵仍然需要不断地被挖掘、激活，以此保持蓬勃的生命力。《寻声记》以更为年轻化、情景化的方式向受众传递红色价值观，让红色文化基因深深根植于人们心中，这也为融有红色文化元素的类型节目在价值提炼、叙事策略、呈现模式等方面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

作者介绍：

王蕾，博士，传播学专业，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现就职于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硕士和博士均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博士期间国家公派至美国联合培养，工作期间国家公派至英国访学。研究兴趣在媒介文化、数字城市传播、融合传播、文化叙事等方面。教学方面，讲授研究生课程《传播理论》《社会学理论基础》《数字城市传播》和博士生工作坊《质化研究方法》。科研方面，参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项目《博物馆情景化传播效能》《北京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叙事》2项，参与省部级项目2项，主持校级项目5项，主持和参与若干横项课题；以独作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近40篇，其中含CSSCI中文核心论文10余篇，其中三篇被人大复印报刊全文数据库转载，书中章节论文8篇，出版专著2部，译著1部，多次参与国内外权威传播学术论坛，5篇论文被国际传播学会（ICA）中国区域会议论文集收录出版。

注释：

1 孙学文、王晓飞：新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S1期，第12-15页。

2、4、7 季凌霄：从“声景”思考传播：声音、空间与听觉感官文化，《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3期，第24-41页，第118-124页。

3 李健：“听觉性”的在场—论大众文化装置范式中的声音景观，《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118-124页。

5、10 袁艳：当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时，他们谈论什么？—兼评保罗·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7期，第157-176页。

6 [美]保罗·亚当斯著，袁艳译：《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

8 [法]米歇尔·希翁著，黄英侠译：《视听：幻觉的构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99页。

9 郭怀娟：《城市24小时》：纪录片“节点式”的空间叙事，《传媒》，2021年第10期，第68-69页。

11 张震：“回到运动本身”的具身化研究，《体育与科学》，2015年第5期，第74-83、111页。

12 [荷]约翰·赫伊津哈著，何道宽译：《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13 [美]凯文·韦巴赫、丹·亨特著，周逵、王晓丹译：《游戏化思维》，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14 徐敏：歌唱的政治：中国革命歌曲中的地理、空间与社会动员，《文艺研究》，2011年第3期，第71-82页。

15 杨立青主编：《中国音乐史研究卷：上海音乐学院学术文萃1927—2007》，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页。

16 [匈]贝拉·巴拉兹著，何力译：《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17 张聪：声音的乌托邦—R.M.谢弗自然主义的声音理论及其批评，《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第170-175页。

18 周志强：声音与“听觉中心主义”—三种声音景观的文化政治，《文艺研究》，2017年第11期，第91-102页。

19 王海军：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与表达（1919～1949）—以红色歌曲为视角的解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14期，第12-19页。

20 秦耀华：电影艺术中声音元素的叙事功能研究，聊城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第27、30-32页。

21 张爱凤：原创文化类节目对中国“文化记忆”的媒介重构与价值传播，《现代传播》，2017年第5期，第85-90页。

22、24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3页，第12页。

23 张晶、谷疏博：文化记忆、崇高仪式与游戏表意：论原创文化类节目的美育功能，《现代传播》，2018年第9期，第80-85页。

编辑：苏颖悦/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互联网信息研究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