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革命统一战线与客家精神深度融合的若干思考

闽西革命统一战线与客家精神深度融合的若干思考

□练玉和

　　“客家人杰，红土地灵”。客家先民存留着中原豪迈、豁达的性格特征，跋山涉水，为躲避战乱和灾荒，一路南迁求得生存与发展；客家人勤劳俭朴、坚守正义，有中华民族共有的优良精神特质。统一战线工作与共产主义基本策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相吻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和合之道”相交融，与客家精神的“守正大义”相映衬。

　　一、闽西革命统一战线与客家精神融合的内外要素

　　（一）闽西革命统一战线概念明晰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战略，主要指如何实现自身团结和壮大无产阶级同盟军问题。中国统一战线大体历经国民大革命时期的“民主联合战线”、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爱国统一战线”等几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困难、夺取胜利、应对时局和变局的法宝。本文所述的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革命统一战线”。

　　闽西革命统一战线是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坚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组成的联盟。革命统一战线承担创建红色政权，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打退国民党军事“围剿”等任务。

　　（二）客家精神内涵界定

　　首先，学者学界从精神来源的视角归纳，如学者唐鉴荣认为：“客家精神本质上是以孝为基础的慎终追远的精神”；黄瀚认为：“客家精神的核心是外迁精神”；被广泛接受的提法是丘权政在《客家民系研究》所阐述的：“所谓客家精神乃是根植于河洛文化的中华民族优秀品质、良好道德、伟大气魄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对河洛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继承。”表明客家精神的根在中原，是中原汉族文化传播的产物。

　　其次，官方从精神发展及其价值内核角度表述为“客家精神既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品质、良好道德、伟大气魄，与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又根植于客家先民、客家人辗转万里迁徙历程和闽粤赣边山海艰苦环境考验，由此逐步养成的客家民系内在的意志、品质和特质”。

　　林开钦先生综合学界和官方从更宏大的视野凝练概括，认为客家精神包括：“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崇文重教、爱国爱乡”。不仅涵盖了客家精神的源头，还明确了客家精神演绎着客家的现在，昭示着客家的未来。

　　（三）闽西革命统一战线与客家精神融合的三种要素

　　第一，区域的关联性。经过年轻客家学者吴福文先生多方调查考证，目前中国纯客家县市有41个，分布在江西、广东和福建三省，并主要集中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这些纯客家县都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其中许多县成为了中央苏区县份，可以说客家人为革命事业付出巨大牺牲。

　　闽西属于客家大本营，闽西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之一。客家大本营与中央苏区的重叠，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客家精神产生了地域交融。十年内战时期，闽西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国中央根据地之一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中最重要的一块，在这块红土地内，汀州和宁化分别有红色小上海、东方乌克兰之称，还为统一战线的实践提供了沃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二，客家英才成长的关联性。闽西苏区的红土地上，毛泽东、朱德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里进行伟大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闽西苏区是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一批批彪炳史册的客家英才横空出世，客家优秀儿女与生俱来的客家精神镌刻在革命精神上，客家精神被赋予了崇高的革命意义。红四军中的许多将领是客家人，他们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是上杭客家人，党代表张鼎丞是永定客家人，红一方面军第二师政委刘亚楼是武平客家人。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武平人民为争取革命斗争胜利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据《武平人民革命史》记载，土地革命时期，全县被毁灭村庄12个，绝灭1130户，为革命牺牲的在册烈士有1067人，“五老”人员668人。

　　第三，理论上的关联性。古田会议创新和发展统一战线策略，如关于群众工作的规定是统一战线对象的理论阐述。《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古田会议强调执行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政治工作原则，为落实这一原则，红军采取务实有效的举措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审查经济和管理伙食的制度，代表士兵利益，并协助党组织开展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

　　客家人因为有立足现实和务实作风才能主动适应新环境，客家先民离开中原，迁徙南来，以勇敢的姿态，在险恶的环境中图发展，为开拓更广阔的新天地，陌生的迁徙地、等待适应的自然条件、严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客家人奋斗不息的性格。客家人从中原到南方、从闽粤赣边再到异国他乡，从不故步自封，客家人能在不同条件、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伟大事业就是因为务实创新，务实创新是客家人建设家园、生生不息的保证，经岁月的洗礼，客家精神的弘扬，也是今天客家人生生不息、广泛立足全球的重要原因。《古田会议决议》规定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引导客家人民热烈拥军优属，就是客家人务实创新的真实写照。

　　二、闽西革命统一战线与客家精神融合的实现形式

　　闽西工农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蕴含了客家精神，客家精神在革命统一战线的光辉历程中得到发展与诠注。在土地革命斗争中，通过参加革命的客家人读出客家精神，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客家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互相影响，成为具有典型革命意义的精神境界。

　　（一）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与开拓进取的客家精神相融合

　　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案》，对政权建设有重大意义：“苏维埃是工农兵自己选举代表组织的政权机关，一切行动政纲都要根据工人、农民、士兵及其他贫民利益去决定，同时对小资产阶级利益不能妨害。”

　　武平县苏维埃政府依照《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案》，在全县各地普遍建立起苏维埃政府，全县先后建立20个区、17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在各级政权中设立党、团组织和工会、妇女等群团组织。县苏维埃政府首任副主席梁心田崇尚“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死”的高尚品质，受干群拥戴，武平苏区风清气正，苏区干群团结一致，苏区面貌日新月异。正如当年的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在1976年回忆说：“1932年间我去过武平武北，那里各项工作都很好，各种组织都有，非常景气，真是一片火红的世界。”

　　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实施后，苏区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积极斗争意识进一步增强。毛泽东在全国“二苏大”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苏维埃依靠这一制度，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他就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发扬民众创造力的机关；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动员民众以适应国内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这也是历史上无论什么政府所做不到的。”

　　闽西各地诞生了工农民主政权印证了“漫云宝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的客家人秉赋，客家人不相信命由天定，而是坚定地提出拼搏以创造辉煌的思想。客家人有与生俱来的进取精神，近代史上辛亥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新政权，客家人创造了伟大功绩。新生的工农民主政权为客家人勇敢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广阔的舞台，并取得了丰硕的胜利果实。客家人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可贵精神使客家人具有为理想永不止步的力量。

　　（二）开展土地革命与艰苦奋斗的客家精神相融合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党的“八七”会议重新审视分析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实践上确立了建立工农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在制定和完善党的土地革命政纲的过程中，闽西苏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是我党获取革命力量的主要渠道。中共“六大”指出：“应该创造建设绝对大多数被残余封建势力剥削的农民群众的统一战线。”

　　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政府认为要搞好土改，还必须依靠群众。永定暴动后制定了全乡土地改革的具体措施，如：进行调查，登记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组织赤卫队，严防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没收地主豪绅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粮食和财产，并向他们筹款等。《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这一伟大的土地斗争当中，我们党得到了不少的宝贵经验，此次扩大会收集这些经验，并检查出过去的工作缺点，而以修正补充写成这一通告，要各级党部切实讨论执行。”

　　武平跟闽西其他县同步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据曾任苏区杭武县团县委书记的张友白（上杭溪口人）回忆说：“我在武北工作三年之久，主要是协助团和少先队的工作。省苏工作团除积极协助县苏开展建立、巩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土地分配等工作外，还协助当地苏区政权组织武装力量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

　　闽西土改是在毫无前人经验的情况下开展的，创造性制定了土改分田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从1928年的溪南土改分田试验至1930年形成了一部比较完整的闽西土地法。获得翻身的广大客家农民，将自己的命运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倾其最大努力支援苏维埃革命战争，工农联盟得到了加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迅速发展。闽西卓有成效的土地改革，续写了客家人与土地有不解之缘的历史。闽西“境内的武夷山脉南段、玳瑁山、博平岭等山岭沿东北——西南走向，大体呈平行分布，控制全市地势”，闽西客家人的住区基本上是山地或丘陵。汀州“田多依山”，“汀属八邑，僻处深山，本无沃野平原，尽系层峦叠嶂”。田土稍多的永定县“邑山田五倍于平野，层累十余级不盈一亩，农者艰于得耕”。

　　俗话说，“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多山的环境，闭塞的交通，决定了客家人的传统经济基础是山地农业，其生存之道必然更加坎坷艰辛，对于客家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闽西客家人对土地有深厚感情，客家人的生存发展与土地有天然的依赖。土地革命时期闽西能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政策也与闽西客家人极为重视本业、勤于本业、把土地视为生存之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政策制定和经验总结符合客家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他们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更加坚定了客家人参加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客家人在土地革命斗争中表现得更加勇敢和顽强，闽西客家人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革命提供坚实的粮食等物资保障，客家人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保存革命果实，闽西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20余万亩土地始终在劳苦大众手中，书写了二十多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岁月。

　　（三）联合工商业阶层与爱国爱乡的客家精神相融合

　　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统战对象。闽西苏区支持团结中间阶层，保护工商业者，发展苏区经济。红四军攻下长汀城后经过全面调查研究，在掌握闽西详细的民情风俗、政治经济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商业政策，既保护了商人的自由贸易，又取得了更多的工农大众支持：“在革命时候对大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但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工农革命，服从工农阶级的指导。”

　　商业贸易方面的封锁与反封锁，是红色政权与白色政权之间一条看不见硝烟的战线。党组织想方设法在商贸业界争取可以联合的力量，形成这方面的统一战线。

闽西客家商人在天然的爱国情感的驱动下，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不顾个人安危，用生命和鲜血沟通了苏区和白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了苏区经济，谱写了一曲曲客家爱国爱乡精神赞歌。比如中共武平县委白区工作部经多方努力，打通了一条从梅县松口至松源，经武平象洞，再沿汀江而上至瑞金的秘密贸易通道，对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条交通线的客家商人从白区输送了大量食盐、药品等物资前往苏区。

　　从苏区工商业的进步可以追寻客家物质文化的踪迹：清代康乾之后，闽西的对外交通条件已有很大改善，商品经济也有长足的发展，商业贸易出现了巨大的进步，扩大了闽西客家人的视野，也为苏区时期的商贸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以汀州为例：“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推动和本身经济开发程度的提高，韩江流域形成了以潮、梅、汀三州为中心，辐射到漳、惠、赣、抚数州的经济区。由于汀州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当明代这一个经济区形成的时候，便成为区域贸易中心。”

　　闽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经济政策决议案》规定：“各地尽量宣传合作社作用，普遍发展各种合作社的组织；有乡合作社的地方，要进一步组织区或县合作社；政府经常召集合作社办事人开会，讨论合作社进行方法。”武平客家人民为创建、巩固中央苏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工作，武平县苏代表在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签署了推销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筹款、建设谷仓等项竞赛条约。

　　苏区时期的合作社经济，让客家文化从另一个角度得到展示。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与客家人新居地及其他的民族进行文化与精神的融合，是南迁路上颠沛到岭南的交融碰撞，均展现了客家人具有热爱家乡、放眼祖国、合作共赢的风范。

　　客家人骨子里流淌着中原文明的血液，在质朴而艰辛农耕生活中，客家人总结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生存之道：实实在在做事、清清楚楚做人。如武平刘氏家训明确指出“读书为重，次即农桑，取之有道，工商何妨”；连城培田村一天后宫楹联写到：“工贾士农尽是神州赤子”，即表达了客家人重视实业，社会各业一体重要的思想，由此，客家乡村涌现出许多不同行业的能工巧匠。

　　（四）团结知识分子与崇文重教的客家精神相融合

　　土地革命时期闽西苏区推行崇文重教、尊重人才的措施，苏区文化事业得到长足发展。1929年初毛泽东牵头制订了红四军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知识分子者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红军政治部正在招收大批政治工作人员，那些能够刻苦耐劳勇敢奋斗的革命的学生们教职员们，均可加入红军来做政治工作。”

　　崇文重教，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征。客家人不忘中原地区“耕读传家”的社会传统，客家人以读书为本，以知识为荣，形成良好的治学风气。

　　中央苏区作为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社会，苏维埃建设的各项事业，都离不开拥有知识的专业人才。在“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真正爱惜人才的政府”的响亮口号下，制定了广泛招收专业技术人才，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将大量的专业人员吸引到闽西苏区来，发挥他们的专业才干，为苏维埃事业服务。《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示》，郑重地宣布：“凡白色区域的医师、无线电人才、军事技术人才，同情苏维埃革命而愿意来者，请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及革命群众团体接洽，并填写履历，转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可答复并谈判条件，于订立合同后，护送入苏区。”

　　武平湘洋村的刘克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加入中华革命党，是刘亚楼的革命引路人，1930年6月，刘克谟在吴潭创办列宁学校，自任校长兼政治教员，在这所学校培养了后来成为共和国少将的罗斌以及梁思久等一批革命志士。刘克谟是中国共产党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为革命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是客家人爱国爱乡，寻求人民解放的生动案例。

　　闽西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商贾罕通，经济结构单一，“要生存就得力耕，要发展全靠苦读”，所以他们更渴求文化的浸染、更尊重传授文化知识的教师。客家人有着崇文重教、培育儿女的崇高美德，也是客家精神的特质。无论生活何其艰难，每个家庭都教导自己的孩子读书，这种客家精神使得客家人将中华民族优秀美德代代相传。

　　“望吾族中子弟，无论贫富，皆当使之就学，严其教令，陶其性情”，诸如此类的文字，常见于客家各个家族的祖训之中。客家还广泛流传着“子弟不读书，好比没目珠”“读书肯用功，茅寮屋里出相公”之类的民间谚语。客家民居门联楹联中所透露的教育理念，可以看出客家地区鼓励耕读的好风尚。永定客家土楼楹联集中体现了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的内核，寄托着客家先民对子孙后代的谆谆教导、殷切希冀和美好愿望。如日新学堂门联为“训蒙心存爱国，为学志在新民”，足见他们的爱国胸怀。

　　三、闽西革命统一战线与客家精神融合的现实启示

　　（一）加强党的领导——革命统一战线与客家精神融合的组织保障

　　新时代必须坚持党对统一战线和文化战线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做好统战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体现在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各方面。这有利于团结进步力量保持政治定力、思想定力和战略定力。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既要确保文化战线正确的方向性，又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加强对文化建设政策的指引和文化环境的优化。

　　客家文化是一个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构建的中华民族文化体系，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在党的领导下，“地方和国家”认同紧密连接的关系应更为强化。对于客家文化和民族文化，须坚持中华民族的认同和社会主义认同，而非为了过于强调地方利益而产生地方主义的倾向。闽西革命统一战线和客家精神的融合方向必须以党的领导作为组织保障，保证客家精神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情怀。

　　（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统一战线与客家精神融合的思想引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客家文化曾经受到西方文化入侵，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还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裹挟和制约。直到土地革命时期，在客家基本居住区的闽西建立了中央苏区，客家文化第一次全面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的文化建设实践。面对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人要能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并在新时代创立现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展现客家文化蕴含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风采。

　　（三）汇聚最大正能量——革命统一战线与客家精神融合推动力量

　　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作用主要体现在，把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消极因素转化过来，最大限度地团结和联合各方面力量。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这就是说团结的面要宽广，团结的人要多，团结的程度要深。注重沟通联系，引导他们发挥正能量，最大限度地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今天我们要传扬革命统一战线与客家精神的共同力量，为实现海峡两岸交流铺平道路，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提供动力。

　　综上，客家精神是客家先民和客家人在迁徙、拼博中锤炼出来的，是客家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筚路蓝缕中锻造出来的。“精神”是文化的要旨，既有回望过去的总结，也反映时代要求。客家精神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被赋予了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精神品质、价值追求。当客家人演绎中华民族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最大公约数、和而不同、各显其美、发展共赢的统一战线不朽经典时，客家精神必将放出为民族复兴而努力的耀眼光芒。

　　（作者系武平县委党校科研室主任。本文摘自2021年11月《客家祖地与中国革命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