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职业经理人：轻则走人，重则“坐牢”

深燃（shenrancaijing）原创

作者 | 王敏

编辑 | 向小园

近两年，曾被视为“打工人天花板”的职业经理人正在成为一份“高危”工作。

仅在今年，全球范围内已有多家知名公司的CEO突然遭到罢免。十几天前，大众汽车CEO迪斯在出差途中接到了自己被监事会解雇的通知。而在4月，安谋科技（ARM中国）CEO吴雄昂也被罢免，成为“内斗夺权”的牺牲品。

去年5月，时任呷哺呷哺CEO的赵怡在出差回程火车上的电话会议中，得知自己的CEO职务被罢免。前年5月，平安好医生推出的产品陷入“抄袭风波”，CEO王涛也不得不“下课”。

不仅是集团CEO不好当，负责某一项目的明星职业经理人干得不好，也会面临调岗、出局的风险。

7月20日，腾讯数字藏品平台“幻核”被传出将要裁撤的消息，负责该业务的职业经理人王诗沐遭到网友调侃，称“幻核们”成就了王诗沐“被嫌弃的一生”。从2019年离开网易，到2021年空降腾讯，除了幻核，王诗沐还先后负责了腾讯新闻、小鹅拼拼等项目，这些项目要么转型失败，要么宣布关停。

职业经理人被罢免还是轻的，世纪佳缘的个别管理层因涉嫌职务侵占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更是给职业经理人们敲响了警钟。

职业经理人，怎么就“烫手”了呢？

这一职业最早源于西方，目前对它的统一定义是，将经营管理工作作为长期职业，具备一定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并掌握企业经营权的群体。通俗点说，就是公司老板或股东为公司聘请来的“管家”，负责公司整体或某一部门业务的运营。广泛来讲，其横向分类上有会计、生产管理、技术等层面；纵向看也是分层次的，从能工巧匠型到元帅领导型、再到有系统思考的教练导师型。

随着时代的发展，职业经理人早已成为人才大潮中不容忽视的一股洪流。尤其近几年，互联网大佬的隐退加速着职业经理人走到台前。曾经，成为职业经理人、做职场“金领”是很多人的梦想。现在，当市场大环境趋冷，大公司往往是老业务增长趋缓、新项目九死一生，金领的日子也没那么好过。越来越多职业经理人，陷入了发展困境。

有人担心作为空降高管，自己携资源而来，被榨干之后就没有了立足之地；有人还在业绩对赌中，担心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深渊，能够全身而退已经是个不错的结局。

当经济疲软，互联网行业红利期消失，企业纷纷降本增效，市场对职业经理人们也有着新的要求。这批职业经理人的处境发生着怎样的变化？时代又需要着怎样的职业经理人？

祛魅职业经理人：看似一人之下，实则上下“受气”？

“互联网行业职业经理人的时代来了？”当多位互联网大佬隐居幕后，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互联网大厂中，走到台前的二号位里，腾讯总裁刘炽平、阿里巴巴CEO张勇、京东CEO徐雷，都非创始团队成员，均是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加入的职业经理人。

近几年，外界对于职业经理人的关注度在上升，这个职业的收入之高也备受关注。去年，胡润研究院首次发布了中国职业经理人榜单“2021胡润中国职业经理人榜”，以2020年胡润百富榜为基准，从中筛选出了前50名目前担任公司职位的非创始团队成员，其中海天味业副董事长程雪位列第一，财富达650亿元，腾讯总裁刘炽平位列第二，财富达290亿。

而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金领天花板”的收入也出现缩水。

互联网公司中，以上述榜单中排名第二的腾讯总裁刘炽平为例，从腾讯的财报来看，其2021年的总薪资为3.23亿元，相较2020年大幅缩水了1亿多，缩水幅度达24%。

房地产行业的职业经理人降薪更为普遍，甚至很多地产经理人已经因此离任。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便是降薪的代表，2021年，他领取的税前报酬为154.7万元，对于普通打工人来说不少，但对比他自己，却是同比缩水约九成。

在经济增长承压、各行各业都在降本增效、个别行业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的情况下，职业经理人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职业经理人实际都是“高级打工人”，都要面临来自老板问责、团队管理、业绩增长的压力。

工作十多年里历任多家互联网公司业务线负责人的张衡，在去年经历裁员后，今年降薪空降到了一家互联网企业担任业务总监，可以说是空降高管类职业经理人的代表。

入职后，老板对张衡的期望是，要在2022年让公司的营收、利润都实现20%的同比增长。这在他看来，完全不可能实现。去年业务负增长，亏损3000万，今年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在没有任何创新和利好的情况下，这个目标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空降高管做到天花板级别，就是创始人退居幕后负责战略方向，职业经理人在台前负责整个公司的运营把控。

张羚目前在一家较传统的公司做数字化新业务的探索，其公司总经理就是在公司刚确定方向时加入的，伴随着公司慢慢做大，总经理也一步步成为为企业“开船”的人。现在，创始人已经退居幕后四五年，仅负责公司现阶段大的战略目标，也就是上市，而具体如何执行，担子就落在公司总经理身上。

为了能够实现公司的上市目标，总经理寄希望于张羚负责的数字化新业务上。在他的规划中，数字化业务的探索代表着公司科技属性的增强、对新的增长曲线的探索，也更能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也因此，总经理对于这块业务颇为关注，无形中给张羚增加了不少压力。

和空降型职业经理人不同，宋秀彬是在公司被并购后，完成了从创始团队成员到职业经理人的角色转换。在她看来，某种意义上，自己比空降高管的处境还要难。

从2017年开始，宋秀彬就以技术合伙人的身份，与朋友在企业服务领域创业，到2020年公司被并购时，他们和收购方签了对赌协议：如果三年内完不成制定的目标，要面临期权不行权或者管理层回购股权、被收购团队被清场的风险。

身在职场，看似高大上的职业经理人，个中辛酸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危险的职业经理人：轻则降薪走人，重则身陷囹圄

背负着压力的同时，职业经理人也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一旦无法达到老板、董事会的预期，职业经理人在高层内斗中被罢免的情况并不少见，而如果没有守住底线，职业经理人甚至可能身陷囹圄。

早在20年前，想要转型的网易就邀请了三位背景各异的职业经理人出任高管，分别是来自香港的CEO黎景辉、来自台湾的COO陈素贞、来自大陆的CFO何海文。但仅过了一年左右，黎景辉、陈素贞便与丁磊意见不合、矛盾激化，最后被“请”出了公司。

2020年5月，在产品陷入“抄袭风波”一周后，平安好医生CEO王涛因履行管理职责未达到董事会预期被罢免。去年，时任呷哺呷哺CEO赵怡被罢免，官方公告给出的原因，是其管理方式和理念和董事会其他成员存在冲突，经营管理不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最佳利益。为此，赵怡还提起了劳动仲裁。

近日大众汽车CEO迪斯“下课”的原因，据媒体报道，与其负责的软件部门进展不及预期及去年声称要裁员30000人引发工会不满有极大关系。而大众在其出差时突然召开监事会会议投票罢免迪斯，也与大众内斗密不可分。

被罢免并不是最坏的结果，职业经理人如果不能守住底线，还有可能面临刑事处罚。CEO因为经济问题被调查乃至刑拘的情况也不少见，比如迅雷前任CEO陈磊涉嫌职务侵占被立案侦查，原优酷总裁、原阿里音乐CEO杨伟东因为受贿获刑7年。

再拿最近的例子来说，世纪佳缘传出“高管出事”的消息后，其大股东复星国际的回应将舆论推向另一个高潮。复星国际方面表示，这次案件，是复星廉政督察部门在日常的监督检查中，发现当事人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犯罪的相关线索，之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

市场有猜测认为，不否认个别高管触犯底线，但也不排除其中夹杂着股东机构夺回管理权的可能性。此前，复兴国际在成为宝宝树第一大股东之后，包括宝宝树创始人王怀南在内的原始高管团队陆续出局。2019年，复星国际同样以整肃内部贪腐的名义，将旗下企业海南亚特兰蒂斯副总裁及其两名下属移交相关部门。

“到了大股东报警，把职业经理人‘送进去’的地步，一定程度上说明双方的矛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互联网分析师葛甲提到。

在市场环境好的时候，公司或许会给职业经理人更多的耐心，但在行情转冷时，留给职业经理人的时间并不多，这也加重着职业经理人的焦虑。

近几年，字节跳动通过“买买买”的并购策略，吸纳了一大批职业经理人，同样也对这些并购业务抱有极高期待和严格的考核。据晚点LatePost报道，2021年初字节核心游戏工作室“一零一”负责人杨东迈就因业绩不符合预期而离职，字节跳动前教育硬件负责人、张一鸣前助理阳陆育已于7月离职，2021年“双减”后他曾转岗至战略部门。

宋秀彬也正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董事长做事风格事无巨细，常过问公司具体业务，“压力自然不小”。另一方面，长期目标还压在身上。

“创业才六年，疫情占一半。”宋秀彬称，业务开拓并不如预期中顺利，公司主营的B端业务，特性是重资源、重渠道、重销售，由于所处赛道垂直细分，其所依赖的专业销售人才在市场上并不多见，导致招人困难，要从头部大公司中挖人，但是受大环境影响，愿意跳槽到小公司的人少之又少。

更让她纠结的是，她发现大销售吃回扣严重，影响到公司的利润。如果想要迅速做大盘子、完成业绩对赌，她就得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又让她良心不安。

张衡是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接受了降薪的现实，进入了当前这家公司。但他这几个月工作的感受是，“实在太耗神了”。以前年景好的时候，市场有红利，公司也会增加投入，提供资源的支持。他感叹，“今年公司给的投放预算，缩减了至少70%，业务增长持平都难，更别说大幅增长”。

“即便抛开外部环境，业绩要大幅增长，要么有产品更新、要么有人员增加、要么市场需求上升，但实际情况是，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能沾上边。”张衡感到无奈，老板既要降本增效还要高增长，但员工没有激励也没有动力。“一线员工的驱动，要么靠钱、要么靠情怀使命，但公司不仅缩减福利，还在裁员，是很难再驱动员工做出成绩的。”

在制定的增收增润目标中，张衡决定先保利润的增长。走马上任之后，他先裁员30%，然后节省各项开支。“以前靠真金白银的投放，现在则是能刷脸尽量刷脸。”

张羚则觉得，老板的上市梦最终能不能实现，还要画个问号。“说是数字化转型，但公司只是斥资做了几个系统，受疫情的影响，业务线下推广难度很大，至今带来的收入还是微乎其微，公司的营收模式也没有真正发生变化”，他表示，“为了增长，总经理的策略已经‘两年三变’，先是从区域负责人制变为业务负责人制，才大半年的功夫，又改为区域负责人制。”

市场需要什么样的职业经理人？

“在整体市场盘子没有变大的情况下，一批职业经理人要出局了。”多位业内人士都表达了这一观点。

在人力资源专家朱聚鹏看来，职业经理人的晋升往往都是发生在跑马圈地抢占市场的时候，但现在，绝大多数公司都在做精细化运营、流程优化、提升人效，职业经理人上升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葛甲认为，市场红利期，公司能够给到的试错机会还比较大，但现在企业都在喊要降本增效，一些业绩不太突出的职业经理人就会被淘汰。

奇哲咨询创始人郭朝刚也表示，在经济疲软、市场整体容量增长趋缓的情况下，一批企业正面临着“关停并转”，很多职业经理人的目标早已转变为求稳以及保住现有工作。在求稳的当下，职业经理人们也不似以往会相信老板画的饼、期权的未来价值，而是更看重能拿到手的现金。

职业经理人工作的开展和公司整体的战略规划息息相关。但现实情况是，很多中小公司老板往往自己先丢了节奏，在还没理清自己能够付出多少资源、释放多少权力时，就寄希望于找一位职业经理人来做增长。结果自然是双方较难磨合适配，职业经理人不得不落魄走人。

朱聚鹏还提到，人力资源领域有个原则叫232，即两周、三个月、两年，是三个职业经理人离职的高峰时间点，能不能快速摸清情况、能不能协调好资源、能不能做出增长，都是影响因素。“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创始人一着急变了节奏，职业经理人只会更着急，在节奏变化下做不出成绩”。

张衡就在担心，一两年之后，自己会在这家公司丢掉立足之地。他自称为干电池类型的职业经理人，一年后，自己积累的资源已经被榨得差不多，但已经有一批新人崛起，对于薪资待遇的期望更低，自己很容易就会被替代。“虽然我有十五六年的工作经历，但我深知，如果一个年轻人认认真真工作8年左右，也会拥有和我一样的工作能力”。

眼下，他能想到的出路是，要么把自己“卖”到另一家公司、要么合伙创业。而走向创业，似乎也成为了职业经理人们的最终归途。

朱聚鹏认为，曾经一身虎胆、孤军奋战、到处跳槽的职业经理人，在十年前还是很吃香的，但现如今，公司可能更青睐能把公司挑战和个人挑战相结合且谦虚内敛的人才。

最容易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职业经理人面临的挑战，只增不减。

*题图及文中配图来源于pexels。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衡、宋秀彬、张羚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