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同窗的陈寅恪：无声望、无学位、无著作，为何算是国学大师

1925年，“国学泰斗”王国维，“维新名士”梁启超，“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三人和当时无声望、无学位、无著作的“三无素人”陈寅恪一起被聘请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对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而言，陈寅恪真的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他无声望，但曾与鲁迅同窗，其学术造诣也广受吴宓、傅斯年等一众名士的赞叹与敬仰；他无学位，但却曾在德、法、美等多国留学并通晓蒙古文在内的二、三十种文字；他无著作，但近乎著作等身的梁启超却说自己所有的著作也不及他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在吴宓和梁启超的极力推荐下，陈寅恪正式加入国学研究院，自此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也就成为了我国学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良好的家世与从小接触的文化圈子对其成长的加持也是必不可少的。祖父是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陈宝箴，父亲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在这样的家世环境中，陈寅恪可谓从小就浸润在书香中长大，绝对称得上是“公子之公子”。

在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寅恪一家举家迁至江苏金陵。那时其父陈三立直接在家中创办了“思益学堂”，该学堂不仅先后聘请了王伯沆、柳翼谋等国学大师前来任教，在办学理念上更是一派新式作风，陈三立与教师们约定“两不准”，即一是不准体罚，二便是不准要求死背书。

因为家中文化氛围浓厚，平日家中往来也多有留学归国者，使得陈寅恪在留学日本前便有机会“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陈寅恪更是得以在东西洋各国间留学，不断的开拓视野和积淀学识。这些学习的机会与经历也为他今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十分良好的基础。

著名的历史学家夏曾佑曾在与陈寅恪谈话时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可见在民国时期，留学的机会相较现在是更难且更珍贵的。陈寅恪的学识通古今，贯中西，对于学问他无一不是深入考究。

但就是这样一位学识渊博之士一生中却没有一张文凭，关于文凭他曾表示考博士并不难，但比起把两三年的时间都花费在一个专题上只为求一个文凭，他更在意的是把时间留给其他更广袤的知识。只求学问，不求学位，这是陈寅恪的治学之道，从中也足以窥见其精神世界的淡泊与澄净。

他在任清华国学院导师之后不久，便成为了清华大学当时唯一的一位中文系“合聘教授”。清华任教期间，陈寅恪更是直接被师生们称为“教授之教授”。因为在他的课堂上不仅有学生，还有清华的教授和诸多著名学者。

在他的课上，你可能会见到时任研究院主任的吴宓教授、哲学家冯友兰或是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等，他们会安静的坐在教室后面听他讲《唐史》，讲《梵文文法》，讲一切瑰丽又神秘的文学历史。

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国学”中的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诸多领域，除此之外，他在西域民族史、宗教史、敦煌学等诸多方面也颇有建树。

胡适先生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而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更是激动的表示：“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由此可见，在学术造诣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陈寅恪都完全称得上是“国学大师”。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灵魂”这十字箴言本是陈寅恪为王国维的纪念碑文所作，但没想到兜兜转转75年后，这句话却成了先生自己的碑文。

陈寅恪曾说：“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先生是如此说的，亦是如此做的。陈寅恪虽然是现在世俗所说的“官三代”，但是他却和政治不沾一丝关系，在他的眼里只有学术，在他的世界里也只有人人生而平等。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科院设立上古、中古和近代三个历史研究所。当时，中央考虑请陈寅恪任中古所所长，对此，陈寅恪开出的条件竟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遵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这个条件他也并非是为自己个人所提，他要求中古所的所有研究员都能被允许如此。

此事在当时看来已经是非常大胆了，但这还不算完，他甚至还要求国家领导人给其开证明，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作挡箭牌”。这在当时看来是大胆的“特殊化”要求，但陈寅恪却未觉不妥，他的底气全然来自对学术纯净的忠诚。

在陈寅恪晚年之时，他不仅双目失明，在其他方面更是处处受到掣肘，但对于学术自由的追求却从未放下。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由他口述，助手记录的85万字的皇皇巨著《柳如是传》终于完成。

许多人不明白一代国学大师，为何要在晚年花费如此长的时间为历史上的一位妓女作传，更有人认为陈寅恪“著书唯剩颂红妆”。

但对于陈寅恪而言，柳如是是一个拥有着强烈家国情怀和极强文化自觉的女人，她通晓诗词并可与名士畅谈时势，在南京城破之际，她更是勇于投水以殉明朝。面对当时的政局，陈寅恪只能跨越时空借柳如是来控诉当下的时代和追寻他唯恐失落的民族精神。

正如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评价的那样：“事实上‘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正是源自陈寅恪先生的文化使命感。”

何谓“国学大师”，忠于学术的同时亦要忠于内心，即文品与人品融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无声望、无著作、无文凭又如何，正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治学为本，又何必图此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