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有什么?不就是一所普通的学校吗?我对北大没什么概念。”
这句话来自山西一所职业学校的校长张俊成。
张俊成和北大的关系真的很深厚。
1976年,张俊成出生在距县城20公里的山西土泉村,一个满是荒山的贫困村。
那时,穷人的标准是:孩子多,钱少,张俊成一家占据了一切。
张俊成家有兄弟姐妹7人。大哥和大姐从来没有上过学。三哥把它送给亲戚,在亲戚家放羊。张俊成被认为是家里最受教育的人,初中毕业就辍学了。
张俊成的家离学校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每天早上,父亲骑自行车,张俊成在前,食物在后。
饭菜是爸爸和邻居借来的,准备去学校食堂换饭票。
有时,当邻居的食物耗尽时,我自己的家人也耗尽了食物。
在张俊成的记忆里,人间美味是妈妈发霉的鸡糕。
是妈妈从别人扔的垃圾里捡来的。妈妈用小刀轻轻地剪掉了表面的绿毛,然后分给了几个孩子。
吃惯了糙米饭,张俊成小心翼翼地咀嚼着这块光滑的蛋糕,捂住嘴巴,生怕有碎屑掉出来。
由于家境贫寒,张俊成只能穿哥哥换过的衣服。衣服穿久了,又黑又脏,很难洗掉。所以,学生们看到张俊成,总觉得他“脏”。
一些顽皮的孩子总喜欢欺负他,嘲笑他是乡巴佬、可怜的癞蛤蟆,有时甚至打他。
对此,张俊成一句话也不敢说。他只能装作一点都不疼的样子。回家之前,他总是把身上的伤口藏起来,在脸上遮不住的伤口上涂上黑土。
妈妈常对他说:“你不能在学校闹,人可以闹,我们不能闹!”
张俊成想,只要不惹事,不反抗,乖乖看书,其他的事情他就不用担心了。
可前三年,他看到父亲弯着腰,站在邻居家门口,拉着一个粮袋,低声要粮食,张俊成躲起来偷偷哭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被踩在脚下,蹂躏了无数次。
从此,张军下定了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走出大山,永远不要过着被世俗和苦难所腌制的生活。”
尽管在父母的劝阻下,张俊成坚持辍学,但事实证明,冲动是魔鬼,而张俊成也从未想过辍学后的生活。
没有退路,只能继续留在吐泉村,面对黄土。张俊成跟着父母种树,规划铁矿。
每天,张俊成跳进阴暗难看的矿井,在那里挖一筐铁矿石,二十块三十块钱。
下班回家洗完澡,张俊成不管怎么洗,洗了多少次,都洗不掉身上的铁臭味,衣服上的污渍越来越多。
拥有一件干净的衣服,摆脱这种看不见的生活,成了张俊成的秘密。
那时,张俊成还年轻,营养跟不上,提不起精神去工作。通常,他工作一段时间后想休息一下。他妈妈看到了,总是说他偷懒。
张俊成正好处于叛逆期,受不了妈妈天天管着他,指点他干活。
一到两点,母子俩每天吵一点,三天就吵一次,这在所难免。
走出大山,成了张俊成眼下最紧迫的事情。为了省事,他必须尽快离开父母。
17岁,是精神抖擞的最好年龄。张俊成二话不说,跟着表哥来到山西长治的一家汽修厂打架。
但这里的生活和张俊成想象的不一样,没有太多的自由,反而变得疲惫和压抑。
张俊成的薪水不多,老板扣罚他。一个月后,他拿到的薪水就更少了。
山西容不得他的野心,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实现张俊成的梦想。
有一天,他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
在一家汽修厂工作的时候,张俊成听说县劳动局要派一队保安去北京。
当时,人们带着自己的滤镜来到北京,向往,张俊成也不例外。
一听说北京这个大城市,他立马去报名。
就这样,张俊成进入了训练队,在里面待了将近一个月,要求他什么都做到最好。
别人练的动作张俊成做一次,张俊成做两次;别人读一次的书,张俊成读了十遍。
最终,他总分排名第一,从500人中脱颖而出,进入了保安队,但张俊成却不知道他去了哪所学校。
1994年5月25日,张俊成打电话给父母,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并告诉他们不要错过他们。
来的时候,他还说:“不给自己正名,我就不回来了。”
说完,他就跟着军队,上了车去北京。
这辆车拉了100多人。每次去学校,领导都会叫名字,叫名字的人就会下车,说明他在这所学校工作。
直到车上只剩下几个人,张俊成还没有被分配到,他才有些慌张。
他有一种预感,学校走得越远,情况就会越糟。后半段的车程,张俊成一路心灰意冷。
后来,车子突然大转弯,开进了一个大门。车上的小朋友喊道:“天哪,北大,这里是北大。”
当时,车子从北大西门开进来,来到了保安队,留下了张俊成。
张俊成对北大一无所知。他经常听到老师对那些在学校闹事的学生说:“有本事,就去北大。”他对北大的印象仅限于此。
至于北大长什么样,为什么那么多人向往北大,张俊成完全不知道。
张俊成进入北大保安队后,被分配到西门站岗。
起初,张俊成对这份工作很满意。站在柱子上,身穿保安制服,头戴大檐帽,系着武装腰带,十分嚣张。
但这种空气很快就被北大的学术氛围磨掉了,张俊成越来越意识到差距。
站在校门口,张俊成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他的自卑心在人群中无处安放。
有些人穿着朴素,但只要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张俊成就知道这可能是个教授。
路过的学生说的是纯普通话,而来自山西农村的张俊成只会说方言。
学生提问时,张俊成能听懂,但不知道用普通话怎么回答。
“在那个位置上,我完全重新发现了自己,我是文盲。”
这对他的打击并不大,而让他的自尊心瞬间崩溃的,是和老外的争吵。
一天,张俊成像往常一样守在西门。七个外国人想通过西门进北大,被张俊成阻止。
他们不会说中文,张俊成也不会说英文。为了表示自己是按规定办事,张俊成焦急地比划着双手,外国人却听不懂。
显然,这次谈话最终破裂了。七名老外走到马路中间排成一排,跟张俊成打了个招呼,朝他做了个拇指向下的手势。
顿时,张俊成气得脸都红了,刚也不想再站了。他摘下帽子,解下武装腰带,跑到保安室扔掉,拿起旁边的电话,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妈妈他要戒烟了。.
“我生来就是种地,我做不到。”
电话那头,母亲没有多说几句安慰儿子,而是认真地问张俊成:
“你是来成名的?你不是说成名不回来就不来看我吗?”
说完,张俊城根本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母亲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时候,张俊成感觉自己前脚被打了一拳,现在又被妈妈扇了一巴掌,既丢人又难受。
他看不到自己的出路,但他知道,他不可能继续承受这种屈辱。
第二天,黎明前,张俊成没有穿保安制服,而是穿着便衣出门。
他来到北大斜对面的早市,买了两本英文书,想开始学英文。
零基础,从来没有接触过英语,张俊成说自己在学英语,但只是在盲读。
每天站在西门,拿着英文书,努力的发一个音,过一会又是另一个音。
一天,早上跑步的阿姨路过西门,好奇地问张俊成在看什么书。他回答说学英语。姑姑惊讶的瞪大了眼睛,“哦”了一声,就离开了。
过了两三天,姑姑又路过,好心提醒张俊成不要再读书了,“你不是在看英文,你是在看德文。”
张俊成只能苦笑,只好沉浸在自己的“英语世界”中。
后来,张俊成接到电话,阿姨让他马上来英语系办公室。
原来,阿姨是北京大学的英语教授。她听说张俊成学英语这么辛苦,决定帮忙。
她递给张俊成两张上课证书,一张是英语强化班的,一张是让他参加北大成人高考补习班的。
教授向他建议,张俊成既然想学英语,就去北大考吧,以防万一。
听到可以参加高考,张俊成很是兴奋,但除了开心,张俊成还算清醒。他礼貌地向教授询问了这两个班的注册费。
听到收费的事,张俊成又被泼了一盆冷水。他的月薪是214元,一部分钱要寄回家。他负担不起如此昂贵的注册费。
他立即小心翼翼地将两张讲课证书还给教授,生怕损坏讲课证书。
教授笑了。她知道张俊城有困难,所以提前打了招呼,张俊城可以免费去上课。
张俊成听完眼泪掉下来,教授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小张,我不想让你感动,我要你行动起来,拿到北大英语强化课程的结业证书,拿到北大毕业证书,这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为了不耽误工作和跟上学习,张俊成只能和同事轮班,周一到周五白天学习,晚上工作,周六周日24小时值班。
张俊成一天只能睡三个小时。走到哪里,他手里都拿着一张纸条,有空的时候,他会翻过来背下来。
看到张俊成能去上课,和他差不多的同事都很羡慕。张俊成决定,就像教授帮助自己一样,帮助其他人。
下课,晚上回来交作业的时候,张俊成会把大家召集起来。他将开设一个临时班,将他今天所学的内容传授给他的同事。
通过教别人,张俊成再次巩固了自己的知识,学习起来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1995年,19岁的张俊成参加成人高考,顺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张俊成脱下保安制服,换上白衬衫,从校门走进教室,真正成为北大学生。
没有天赋,张俊成只能努力。
三年来,张俊成每天都在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一遍遍地啃专业知识,几乎翻过的书页都掉了很多。
最终,张俊成以13门课程的高分获得了北京大学法学自考毕业证书。
拿到毕业证,看到上面印着“北大”的印章,张俊成兴奋不已,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他请了一天假,决定犒赏自己一次,悠闲地坐在北大食堂吃顿饭,加了一条鸡腿,买了一杯可乐。
张军成了一个省钱的人。他从来不敢买可乐。当时北大食堂的可乐是1.5元一杯。
那一天,张俊成觉得这是他喝过的最甜的可乐了,那个味道他还是忘不掉。
1999年,张俊成回到家乡,在一所职业学校教法律和哲学课程。
为了把每一节课都教好,张俊成每晚备课到凌晨,反复练习讲课。过了自己的水平,他才敢登上领奖台。
后来,张俊成逐渐晋升为管理人员,任政教办主任、常务副校长。
2015年,张俊成放弃了副校长的职位,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一所职业学校,当上了校长,帮助那些无法上学的孩子。
如今的张俊成已经45岁了,但他还记得17岁时在北大得到的恩情。
他说,他现在的价值在于通过自己的双手将曾经得到的美传递给更多的学生。
或许人们会认为,张俊成的人生堪称穷小子的逆袭剧。
但实际上,这只是张俊成在被逼到最后的时候做出的绝地求生。
杨江先生曾说过:“岁月乌云不堪回首,但留在我记忆中的,却不是轻易抹去的,而是那蕴含光与热的金边。”
从底层,脱下保安制服,成为北大学生,出任校长。这种经历,或许就是张俊成心中蕴含着光与热的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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