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荣宝斋装裱修复， 荣宝斋的书画装裱，齐白石传人汤发周发布

中国书画装裱技艺起源非常早，历史上有据可考，秦汉时的“经卷”“屏风”都是经过裱褙的，敦煌鸣沙山千佛崖石窟中藏佛教仪式上的遗物——“幢幡”，背面以布而托， 边上有挂带，形状同于挂轴，从而证明了当时用布料复褙的实际情况，唐代张彦远记述：“况汉、魏、三国名迹已绝于代”，可见南北朝以前的装裱艺术目前无真迹传后，到了隋唐时期，社会经济逐渐繁荣，文化艺术也随之繁荣起来，书画艺术的发展自然推动了装裱艺术的向前发展。

随着盛唐时期的到来，装裱技艺随之也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形成了一种宫廷专用形制，当时日本国使臣来我国学习装裱技艺时，太宗皇帝命典仪张彦远面授技艺，因此日本的书画装裱源自我们中华民族，并延续到今天，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唐代装裱中的揭裱当时就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艺术水平，那时候就能把一幅旧画的裱绫用来裱在另一幅新作品上，而且可以做到难以分辨。

在宋代，几代皇帝都嗜画成癖，他们设画院、置官爵、招学士、施奖励，使书画创作日益繁荣，同时书画装裱也深受重视，加上宋代纺织业的高度发展，为装裱提供了更为优秀的物质条件，花色品种的款式也优于唐代。宋代时期的装裱风格和现在差不多，天地色重，隔界色浅，也是大致四六分天地，宋式的装裱风格对后世的影响特别大，“宣和裱” 或称“宋式裱”的装裱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宋以后，蒙古人人主中原，由于元世祖忽必烈曾三次拘掠江南民匠计四十万户，并置于燕京和其他城镇，加上残酷的奴役汉人，几乎使各种工艺生产陷于萎缩停顿，民不聊生，同时战乱促使经济倒退，谈何艺术欣赏，因此元代的装裱有所退却。

到了明清两代，社会比较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书画艺术也随之发展起来，具体有 了一些装裱方面的记载，以明人周嘉胄的《装潢志》最为突出，论述也系统。纵观明清两代，书画装潢作品，其款式、形制、格调多沿袭唐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的装裱技艺，已从宫廷延至民间。随着民间裱店的渐渐兴盛，一些朴素、简易、实用的装裱格式也兴盛发展起来，如我们民间习惯张挂的“中堂”“条屏”等形式就是从明代以后才产生的。

▲左起：冯鹏生 孙树梅 张桂桐 王家瑞（王辛敬父） 李振东

新中国成立以来，百年老店荣宝斋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获得了新生。1956年公私合营，“新记荣宝斋”诞生，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装裱车间成立了。在装裱技术工人队伍当中，云集了各装裱店铺的装裱顶尖高手，装裱古旧书画、碑帖、手卷、册页、刺绣、 屏风、中堂等各路人才，组成了书画装裱界的最强阵容，其中包括了老艺人张贵桐、王家瑞、李荫基、危立昌、李振东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在这些人的带领下装裱事业蒸蒸日上， 人才辈出，先后承接修复了一大批珍贵文物，使大批的残破腐朽的珍贵书画作品得以新生，成绩斐然，在装裱界一枝独秀，声名远扬。

▲ 荣宝斋装裱修复前后的明代绢本长卷

▲ 荣宝斋装裱专家张贵桐、王家瑞、冯鹏生等在观看修复好的手卷

荣宝斋装裱车间先后三次承接修复了人民大会堂著名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工作，并历经数年成功修复了山西应县木塔内发现的辽代珍贵经卷。这批经卷经过800多年的潮湿、糟朽、腐蚀、鼠鼬之害，有的支离破碎、糜烂成团，修复难度可想而知，经过数年的艰辛努力，这一珍贵文物获得了新生，填补了历史空白，被有关文物部门的专家誉为 “堪称艺苑奇迹”。

▲装裱修复巨作：《江山如此多娇》

荣宝斋的装裱不仅做工精细，秉承了传统技法，用料、选材也极为考究。宣纸、锦、 绫、绢等用料都是厂家直接特供，每道工序都严格把关，传统制作，益于日后揭裱重装。荣宝斋多年以来保持自己的风格特点，受到书画收藏爱好者的赞誉。国家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书画市场的繁荣，相信荣宝斋的装裱技艺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为社会各界服务，在继承与发展中，把装裱事业推向一个新高度。

（图文选自：荣宝斋、齐白石传人书画网）
注：以上图文节选自讲座《少白公子趣说中国画事》 主讲人：汤发周
壬寅年 【虎年】编撰于华东上海齐白石书画院（上海浦东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