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21日,73岁、多次出任总理的维克拉马辛哈就任斯里兰卡新一任总统。在斯里兰卡,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已经持续数月之久,抗议者一度占领总统官邸,导致该国前总统离境并辞职。
斯里兰卡在独立初期是发展中国家的翘楚,即使身为小国也坚持在全球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长期坚持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规划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积极进取。该国于1977年就开始经济自由化改革,一度曾是新加坡学习与赶超的目标。但是,经历了长达26年的内战,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的沉重负担,使重建中的斯里兰卡在发展意愿与发展能力上再次出现错配。
外债问题的生成原因很复杂,但可以将其简化为一国的收支影响因素分析,即一国的收入能否偿还外部贷款的问题。
一、斯里兰卡外债问题的内生因素及生成逻辑
第一,宏观经济发展与预算赤字的双向约束。首先,斯里兰卡经济增长长期保持中低速水平。在独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斯里兰卡都以种植园经济支撑其宏观经济发展。
由于长期内战、政治动荡与社会冲突,加之未能利用东亚与东南亚经济联动的机遇,该国产业结构一直未能实现转型,也错过了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经济起飞的机遇。大种植园经济作为殖民地后遗症长期影响着该国的产业结构,后期扶持的纺织业、由旅游业主导的服务业也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长期形成的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和低学习曲线的产业构成很难为斯里兰卡提供足够的经济发展动力。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斯里兰卡经济快速发展,2010—2012年的平均增速一度达到8%—9%的历史最高水平。
2013年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下行,斯里兰卡又接连遭遇极端恶劣天气和内部政治动荡的影响,经济增长急剧下降,2017年和2018年该国GDP增长率分别为3.3%和3.2%,远低于南亚区域7.0%和亚洲新兴经济体6.4%的平均水平。
其次,斯里兰卡长期面临外部经济失衡问题。斯里兰卡外汇收入来源于出口、侨民汇款和旅游业,仅出口对外汇的贡献率就达到70%。但是,该国出口波动幅度很大,一些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且该国多年处于贸易逆差且逆差额还在不断扩大,主要原因是现行产业结构造成国家对低技术产品出口的依赖。
如前所述,斯里兰卡的支柱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市场价值与技术密集度双低的经济结构在世界市场中很难形成竞争力,遑论贸易顺差积累。受制于生产结构,斯里兰卡只能出口初级产品和初级制造品,高技术制成品出口非常匮乏,因此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总体而言,斯里兰卡的贸易竞争力整体较弱,其出口结构不仅容易受到他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也面临着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随着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呈现出下降趋势,截至2017年底,该国外汇储备为79.6亿美元,仅能维持约4.6个月的进口支出。
再次,斯里兰卡的公共预算赤字不断扩大。斯里兰卡长期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补贴政策,对经济增长与效益的关注度不够,这造成巨大支出压力,只能靠长期透支财政来缓解。1978—1983年间,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居高不下,此后一直保持在7%—8%的均值。2010年以来,斯里兰卡预算赤字逐渐减少,除2015年外,该国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降至5.5%左右,但仍高于亚洲新兴国家平均水平。
此外,由于长期内战,斯里兰卡的军费开支非常庞大,这也是造成2009年之前该国巨额预算赤字的主要原因。2007—2017年,该国整体预算赤字增加了160%,但政府收入仅增加了198%,而且政府拖欠的债务总额增加了209%,这种不可持续的贷款增加将该国推向了主权债务违约的边缘,2016年还不得不求助于IMF。
第二,债务积累与债务管理问题的多重影响。
首先,外债长年积累造成了债务困境。由于斯里兰卡85%左右的外债都是偿还期为15年以上的长期债务,因此其债务负担主要源于长年的积累。从历史数据看,斯里兰卡自1977年改革后外债就不断积累,1993年前后达到了负债率、偿债率的双重高位。内战结束后,为支撑战后重建并充分利用和平红利进行发展,该国的外债额又屡创新高。多年累积的巨额债务要求持续清偿本金利息,贸易条件恶化和财政赤字加剧又需要借入更多新债保证偿还能力,最终导致2011年以来斯里兰卡的外债负担不断加重。
其次,高额内债挤占了外债偿还资源。2013年以来,斯里兰卡的平均总负债率达到了80%以上,其中,内债负债率一直高于外债负债率,这也是影响该国主权债务支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总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内债水平高影响了外债偿还能力,政府的支付能力也被削弱。
以2018年为例,斯里兰卡的总债务本息在GDP、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分别达到了14.5%和108.8%,其中内债本息的占比就高达7.3%和81.3%。又如,总债务本息在斯里兰卡政府收支中的比重为53.1%,而内债本息的比重就达到39.7%。此外,内债总利息在GDP和政府经常性支出中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惊人的4.4%和30.6%,远远超过了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利息负担水平。
第三,外债问题的内部发生逻辑。首先,斯里兰卡的经济增长轨迹呈现出中低水平的波动性,较低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减少将导致更高的财政赤字,从而债务下降速度也将放缓。
其次,尽管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多样化出口,但斯里兰卡仍然持续出现财政赤字和经常帐户赤字双高的情况。高赤字将推高利率、挤压生产性私人投资,并与通胀一起削弱了斯里兰卡的国际经济竞争力。
再次,斯里兰卡经常帐户持续高赤字也是该国入不敷出的信号,说明该国的国内消费和投资都依赖于外国资本。最后,对债务负担较轻的国家而言,债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高,但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和弥补预算赤字的能力都非常有限,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福利以及弥补财政赤字,只能借新债还旧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斯里兰卡外债问题的背后反映出该国发展战略与发展能力的不匹配。斯里兰卡在独立初期是发展中国家的翘楚,即使身为小国也坚持在全球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长期坚持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规划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积极进取。该国于1977年就开始经济自由化改革,一度曾是新加坡学习与赶超的目标。但是,经历了长达26年的内战,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的沉重负担,使重建中的斯里兰卡在发展意愿与发展能力上再次出现错配。
斯里兰卡发展规划所需资源远远超过国内的资源动员能力,加之政治动荡和民族、宗教问题的影响,导致其不仅经济增长乏善可陈,产业转型也不成功。此外,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政府的“马欣达愿景”,西里塞纳政府打造印度洋航运和物流中心的宏伟目标,都增强了该国建设基础设施的动力,但这些投入迄今还没有拉动经济发展,反而积累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二、斯里兰卡外债问题的外部因素及生成逻辑
一般而言,外部因素主要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债务国的经济发展与债务安排,进而加大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在影响斯里兰卡债务问题的外部因素中,发展层面主要包括全球经济下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债务层面则主要涉及外债利率和贷款条件的变化。
第一,IMF的报告指出,世界经济似乎已进入“平顶期”,全球供应链体系走向崩溃,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吸引力下降,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不尽人意。与此同时,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国际贸易存在不确定性,大国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使市場化主导的国际贸易机制遭到削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前景。
第二,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持续多年的宽松的世界金融环境,使各国主权债务过度积累。IMF发布的世界债务报告显示,全球大部分中低收入国家都出现了外债负担加重的趋势。2017年末,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都超过了60%,其中近一半国家的外债总额与出口的比例超过了150%,斯里兰卡的情况也是如此。
第三,国际优惠贷款有严格的附加条件,不仅需要参考信用评级,还需要根据贷款机构的要求实施改革,商业贷款相对容易获得但利率非常高。斯里兰卡战后重建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但具有发展援助性质的多边、双边贷款有限,只能不断增加来自金融市场的商业贷款,这也是造成该国外债风险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2018年IMF以斯里兰卡政治危机为由做出了暂停救助的决定,进一步将该国推向了依靠商业贷款发展的境地。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李艳芳:斯里兰卡外债问题的生成逻辑与争议辨析,国际展望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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