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文│戴鞍钢
周学熙
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号止庵，安徽至德（今东至）人，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其父周馥曾任两广、两江总督。周学熙最初在浙江为官，后为山东候补道员。1900年入袁世凯幕下，主持北洋实业，是袁世凯推行新政的得力人物。1903年赴日本考察工商业，回国后总办直隶工艺总局。1905年，他出任天津道，1907年任长芦盐运使，办商品陈列所、植物园、天津铁工厂、高等工业学堂等。他开办的滦州煤矿公司在数年后与英商投资的开平煤矿公司联合，组成开滦矿务总局。1947年，周学熙病逝。今人辑有《周学熙集》，本文的引文即源于此。
1922年建于天津的开滦矿物局办公大楼
周学熙是清末民初经济名人，曾两度出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然以往的研究大多注目其实业活动，较少论及其金融主张。本文侧重其金融体系主张，拟作补充。
在其多年主办实业的经历中，周学熙深感金融健全与实业发展这两者间的密切关联。他曾回顾说：“余所创办洋灰公司、滦矿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其初起皆由银号拨借资本，以为提倡而资周转。由此观之，金融机关之与实业发展，实大有密切之关系，盖必先健全之金融，而后能有奋兴之实业，此全在主持营运者善于利用及维护之而已。”继而又说：“当余再任财政时，以为国家所赖以开浚利源者，厥为实业，而实业之能否发达，则以银行之能否设法辅助为断。”
因而他于1912年8月出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后，即设想构建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同时扶持商业银行和设立国际银行，彼此互有分工、联系和协调的金融体系。他在同年11月发表的《财政方针说明书》，对此有所阐述。他指出：“财政困难至今极矣！”认为原因之一，“则银行未发达也。中央银行本为调剂金融之机关，亦即管理国库之枢纽。调度得宜，则财政与经济两收其益；运用失当，则财政与经济俱受其害。今者银行之基础未立，国库之寄托无从，纸币之运用未灵，现款之流通有限。是以国库出纳倍觉困难，今日交付之借款，明日即消耗于无形”。解决办法之一是，“中央有最巩固最完备之国家银行，以为各银行之母，且兼管国库事务，对于全国金融从容调剂，间接以纾国家之财力”。
具体措施是，“居今日为中国谋银行之发达，须由三方面合筹之，一则立中央银行之基础，二则筹商业银行之发达，三则图国际银行之推行”。其核心是，“立中央银行之基础”。他指出：“中央银行即所设国家银行也，有代政府管理国库，发行国币之义务。”并强调，“整理纸币，发行公债，均赖中央银行为活动之机关，而代理国库，亦为目前最急之务”。
与此同时，则是“筹商业银行之发展”。针对商业银行是否应拥有货币发行权的不同观点，周学熙认为：“彼主张我国之商业银行宜有纸币发行之权者，无非为适合现情及扩充公债之用途起见。”指出环顾世界，“采多数银行发行纸币之国，往往以钞票发行过多，久则变成不换之纸币，国计民生俱受其敝”。强调“商业银行之发达，在乎中央银行有保护、扶持之力，及夫一般金融之活动与否，固与发行权之有无无关系也”。力主“银行政策既采集中主义，使国家有独立之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有完全之钞票发行权，若商业银行虽不与发行权，而国家亦主助长主义，使之为长足之进步，藉以为中央银行之补助焉”。
此外，则是“图国际银行之推行”。因为“中央银行魄力固大，而因法律及其他之关系，不便于外国设立分行、分号”。指出“我国素未有国际银行，国际汇兑之利权均落于外人之手，甚且全国之财政经济，如汇丰、汇理等均能随意左右之，此国际银行之所宜亟亟设立者也”。
周学熙的上述金融体系主张尚显简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未实现，但就其在清末民初经济领域的活动、经验、地位和影响而言，这些主张似可引起注意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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