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日本文学中的人物塑造和悲剧的审美价值

作者：柴思原，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学士、政治学硕士（在读），社会科学研究者，日本文学爱好者。

其实从一个非专业的文学爱好者的角度来讲，我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些家喻户晓的日本小说家之间剧情和人物创作的差异。如果我非常粗糙地把我阅读的日本文学分为日本二战前后两组，二战前为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和川端康成，二战后为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其中，夏目漱石和谷崎润一郎分别由于糖尿病和肾病病逝，而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分别以过量服用安眠药、含煤气管、投河和剖腹自尽自杀。我们可以感受到由于社会现实的不同，作者的人物塑造和叙事手法都有值得对比之处，所以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以下的一些例子来粗浅地、非学术性质地探索一下这种差异。

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的现实意义或许比较强烈，也比较注重现代性和传统观念、个人主义和道德意识、宗教与世俗之间的某种“碰撞”，这或许是源于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及它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口号，以及日本在“脱亚入欧”的推动力之下进入的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及其迅速胜利。在这个“西化”的背景之下，诞生了夏目漱石的《心》和《我是猫》以及芥川龙之介的一系列“寓言式”的短篇小说比如《罗生门》《蜘蛛丝》和《鼻子》。在日本一战前后走向列强道路和怀抱“资本主义”的激烈变革的过程中，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多多少少都运用了“人之罪”和“因果律”的主题，比如说《心》中的“先生”。夏目漱石在塑造这位“先生”之时是借“我”之口，在“我”与先生的对话过程中埋下先生的秘密的线索，这个线索从埋下到最终揭晓是从始至终的。在阅读结束，我们或许会想，如果先生的朋友K没有向他倾诉自己对房东小姐的情愫，是否先生还会那么急迫地向她求婚，会想K的自杀有多少成分是由于先生的嫉妒之心导致的，还会想如果K没有自杀，先生是否还会把自己的行为以一生来忏悔。《心》的故事极为简单，却潜移默化之中讨论了“人之罪”和“愧疚感”是否可以避免以及“人之罪”何以忏悔的问题。比如说在《蜘蛛丝》中，芥川龙之介融入了强烈的“宗教元素”，对比了极乐世界和十八层地狱，当佛世尊的蜘蛛丝被降下又断裂，我们会想大盗的这种“人之恶”是否是难以避免、无法更改的呢？换句话说，这种“人之本性”是否是决定他命运的推动力呢？再比如说在《罗生门》中，芥川龙之介寥寥几笔塑造的家奴的心理变化，从鄙视拔死人头发的老妪再到“弃善从恶”抢夺她的衣服，我们会思考“恶的合理化”和“恶的传染”的问题。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在日本“西化”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尝试在文字中展现人的本能和变迁的社会条件之间的“调和”和“难以调和”以及人生的“解决”和“难以解决”。

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的作品相对于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或许显得更注重于“人的存在”和“人的意义”本身而非在于人的“本性之罪”或托尔斯泰式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对于自身的“超越”，因此他们作品之中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评判感”或许被弱化了许多。比起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对于现实的观察、感受和刻画，我们或许会发觉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都更多地从自身的存在出发，以更为“私小说”和“自传”或“半自传”的形式去传达了人对自我和世界的直接体验和感受，尤其是“人之沉沦”，这在大江健三郎的《个人的体验》和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和《且听风吟》的写作手法中也可以找到。这种以自我情感出发的形式或许源于日本在二战失败、被美军支配、对于修宪问题的不同派别的争议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颓废感”“无所依”以及“注定徒劳无果”的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式“叛逆”。比如在太宰治的《人间失格》中，借由旧照片和手记，“我”窥探到了主人公叶藏的从幼年、青年和壮年如何走上了一条失去“人之资格”的道路，有一丝普鲁斯特在病床上创作的《追忆似水年华》的回忆录意味。再比如说，在三岛由纪夫的《假面自白》中，“我”貌似“与生俱来”的“唯美主义”倾向和对于王尔德式的“男性美”的一种近乎于“病态”的陶醉和追求，近江作为“我”的想象中的青春的“男性美”的强烈化身，还有“我”对于所谓“性倒错”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矫正以及对于柏拉图式异性恋的尝试等，这些都解释了三岛由纪夫从小自身体弱和“对男性肉体美之崇拜”到以自身为“画布”通过健美呈现“男性美”即“自我之改造”的心理变化。“我”对于圣巴斯蒂安画像的痴迷反映出了“我”对于美的理解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在于一成不变，而在于一瞬间的“崩塌”和“消散”，在于“美之毁灭”，这种“性的隐喻”和“美之毁灭”在他的《金阁寺》中也可以瞧见。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人间失格》和《假面自白》对于角色的刻画是“内向型”的，作者把人物通过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由社会现实向人物内心辐射，而《心》和《罗生门》对人物的刻画更为简练也更为直接，是人性向外的社会现实辐射，或许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投射方向。比起太宰治的投河自杀，三岛由纪夫更具有“戏剧张力”的、“表演式”的兵变失败后的剖腹自尽，或许更是他对“死之追求”的实践之付诸。

除此之外，女性角色是夏目漱石的《心》的重要冲突来源，也是剧情推动的重要一环，然而不论是在《人间失格》还是《假面自白》中，女性角色相对来说都具有更强烈的“可替换性”或者说“可取代性”，比如说《人间失格》中“单纯善良”的良子，她们显得可有可无，就像公路电影或者冒险小说中的一个匆匆过客。然而，谷崎润一郎却有所不同，在他所创造的《痴人之爱》和《春琴抄》中，他塑造的女性是一种类似于塞壬的“妖妇”形象，而男性则沦为了一种臣服的形象，形成了一种“折磨”与“被折磨”和“施虐”与“受虐”的“病态”关系中。比如《春琴抄》中嚣张跋扈的盲人琴师春琴，即使怀了仆人佐助的孩子，也因为所谓“社会地位的悬殊”不愿意承认他们之间的情感，而佐助最后宁愿弄瞎自己的双眼也要把春琴“本来的美”永远存留在脑海中，让春琴不觉自卑，这探讨的是佐助的“爱的牺牲和奉献”和春琴的“爱的自知与不自知”，而佐助弄瞎自己双眼的瞬间也实现了某种“人的降格”。再比如《痴人之爱》中风流成性的纳奥米，“我”对她异域风格的面庞的“官能”美的吸引，以及本想“调教”却反而“被调教”的“对美的沉溺”和“自我之放纵”。总的来说，《人间失格》和《假面告白》中的女性形象只是寥寥几笔，存在于男性主角的心理活动和自我剖析后面或者说旁侧，就像是外来者。然而，《痴人之爱》和《春琴抄》中的女性形象则是浓墨重彩，对男性角色有着甚至“不可逆”的影响甚至“改造”。谷崎润一郎笔下的女性角色是有“脸谱化”嫌疑的，但或许还是可以看作是女性主义视角的，因为毕竟强调了一种潜在的女性的主动选择和强势的存在方式和卡夫卡式的 “人之变态”，并不是直接对女性角色忽视和一笔带过。同时，谷崎润一郎对于男性也有一种俄狄浦斯式的“恋母情结”的“预设性”的隐喻，不论是他笔下的男性主角的“被虐倾向”还是对于女性的“圣母感”和“官能美”的崇拜。当然，更象征性地对“人之异化”的描写可以在安部公房的《砂女》和《盒男》等作品中看到。谷崎润一郎笔下“异化的”“特殊化的”女性形象与川端康成的《雪国》中那种“古典的”“纯净的”女性形象是有天壤之别的。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是“物哀”和“虚无之美”的化身，是日本传统对于女性的“普遍期待”，这种“总括”在人物身上浓浓的“民族性”或许是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说不论是谷崎润一郎还是川端康成都试图去探究“爱的本质”“爱的诞生”，但他们对于“人之圆满”的解读是不同的。我们同时可以清楚感受到，谷崎润一郎的女性视角和《傲慢与偏见》《简·爱》《呼啸山庄》《小妇人》和《乱世佳人》等作品中女性小说家的视角都是差异较大的，后者采取了很现实主义的、在当时社会中可以轻易找到类似人物的“普通人”和“真实人”视角，强调人物基于其身份与“命运”的某种对抗，相对“朴素”，然而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更多是构建了一个相对封闭式的某种“闭环”，具有一丝“魔幻”感，并不“朴素”。

于我个人而谈，悲剧之所以为悲剧是在于它的“延迟”、它的不可逆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即命运的“不可捉摸”和“不可逆”的二重性，如果在文学作品中这种“不可逆”可以“一眼望到底”，那么或许失了几分悲剧的“神韵”。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麦克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在阅读之时，从一开始的“预言”到人物对于“预言”的“挣脱与否”是抱有一定期待的。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的“悲”或许是有精妙设计的、有情节转折和戏剧性的，而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的“悲”显得更加地独立于他人，更自我沉溺，即他人对主角的影响和改变相对比较微小，我们在读的时候往往可以很早便能够预料到这个“悲”的“走向”是“自我放弃”式的。然而，我们在读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时，我们是有一份对情节发展的期待的，无法“一眼望到底”。不论是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的“人之罪”和“人之恶”、谷崎润一郎的“人之异化”、川端康成的“人之哀”和“人之圆满”、还是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的“人之无能”，他们都从社会现实中取材了某种侧面，融入了人生思考和自我理解在人物塑造上，也都受到了西方甚至彼此之间的文学的影响，即文学的系谱，但明显的不同依然存在，比如“硬汉”海明威和太宰治笔下的人生主题。即使作为非专业的文学爱好者，我们也可以在字里行间、遣词造句中读到不同的作者个性、写作习惯和人生哲学，而我们如何解读日本文学中的作品之“悲”或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美”“自由与责任”“人之诞生”“人之被破坏”和“人之死亡”本身采取着怎样一种欣赏之道，以及对于“因果报应”和“世界观”采取着怎样一种世界观。我也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请不要仅仅依赖改编过的影视作品来了解日本文学，最好阅读日文版原文。相比对日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绝对化的“道德审判”，或许讨论分析日本文学家们的艺术创作的手法更为有意义。

我想，不论是文学还是生活，我们都不必强求“拯救”“被拯救”亦或是一种标准化的、统一的“圆满结局”。我也认为，人贵在自知，“善恶”形式多样，不自知的“善”未必就比“无可奈何”或“权衡过后”的“自知”的“恶”要“高尚”，个人的悲喜和挣扎也未必就比所谓的“大局观”要“低级”，“抗争”也未必就比“成全”和“妥协”值得追捧，“未完成”或许比“完成态”要精彩，我们不要神话人的“主动权”，不要道德绑架、强迫别人“乐观”。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情愿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不体面”“不光彩”地活着，只是时而情势所迫，毕竟这个世界上不只有鲁迅式的“硬骨”和冰心歌颂的“真善美”，一些人和“大世界”融为一体，一些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悠然自得，一些人在这两个世界间“摇摆不定”。评价他人是很困难的，不单单是“价值多元论”就能解决的，毕竟我们身边的许多人确实“正能量”满满，但起码在我的标准下，说的常常不是“人话”，写的东西也总是单一、空洞的口号。这种人难道不算另一种“失格”的“现代人”吗？以上的论述便是我作为一个非比较文学专业出身的文学爱好者班门弄斧的“卖弄”，难免错误解读、过度解读、过度概括和“捕风捉影”，对于“词义不明”的模糊概念我用再多的双引号也是徒劳，“双引号”是孤立无援之人的“战栗”。不论如何，一些日本作家对于生活几近本能的消极、恐惧和挫败感以及对人的“行为动机”（如果存在的话）的沉思和选择性无视大抵是日本文学的魅力吧，当然不至于被国内的一些“评论家”断定为“不值一提”的“异端邪说”，也不至于被一部分中学“语文老师”“打入冷宫”。

责任编辑：任芯仪(EN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