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诞生至今的百年间,喜剧电影一直都如此受宠吗?不同时代的喜剧电影都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在本月的华谊兄弟研究院(ID:HB research)行业专栏中,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探究中国喜剧电影的前世今生,并根据特定时代分析影片的风格演化。
在上期文章,我们回顾了,本期我们将走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喜剧电影的世界。
“ 17年电影”的时代之音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上迎来了非常重要的17年,那就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的这17个年头。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电影开始从单纯的商业属性转到国家政治属性,题材、立意、表现形式都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刚经历了旧社会苦难生活的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的巨大鼓舞下,也亟需更具澎湃热情和时代理想的电影作品来寄托情感。这个时期,涌现出很多开创性的经典之作和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为中国电影后续的跨越式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17年电影”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电影的创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氛围甚至政治诉求的束缚。比如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50年代初期,惯常以讽刺为矛盾触角的喜剧电影就一度沉寂了,因为时代的主流是人人奋发拼搏,生活的主题是处处欣欣向荣,这样的氛围之中,就算白璧有微瑕仍难掩其美,有什么可讽刺的呢。
但喜剧的根芽必然生长,整个50~60年代,喜剧就在寻找自己适应时代的节拍。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社会心态开始日趋平稳,在新中国各项事业从无到有建设发展的数年间,意识形态变迁中各种无可避免而又无伤大雅的不均衡、不协调、不适应开始被人们识别出来并津津乐道。
于是如1956年吕班导演的《新局长到来之前》、《不拘小节的人》,方荧导演的《如此多情》,以及1957年王炎导演的《寻爱记》,毛羽导演的《球场风波》等新中国第一批喜剧电影出现了。它们基本都是现实讽刺喜剧,共同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色,包括理性化、惩戒型的讽刺,如讽刺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吹牛夸大溜须拍马现象、讽刺道德品行上违反公德的人性弱点、对婚姻生活中的见异思迁、抛弃情感品性只重权位攀高枝等不良风气的讥刺。
可惜,在1957、1958年,几部讽刺喜剧却遇到了挫折,毛羽导演的《球场风波》、黄佐临导演的《布谷鸟又叫了》、吕班导演的《未完成的喜剧》、郭维导演的《花好月圆》先后遭到了批评、禁映的对待,讽刺喜剧落入悲剧命运的结局。
50年代末期,中国喜剧电影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温情歌颂喜剧”,或称为“社会主义新喜剧”,概括来说,其主要特征是弱化或放弃尖锐的讽刺时弊,转而以轻松愉悦的喜剧口吻去讲述新时代的新人新事新气象,顺应歌颂时代生活、传递时代召唤的文艺使命。如王家乙导演的《五朵金花》、鲁韧导演的《今天我休息》等。
到60年代,中国电影整体上已经适应了时代要求,创作更加圆熟,作品数量和品质也相应提升。如丁然导演的《女理发师》、鲁韧导演的《李双双》、谢晋导演的《大李、小李和老李》、谢添、陈方千导演的《锦上添花》、桑弧导演的《魔术师的奇遇》、严寄洲导演的《哥俩好》、严恭导演的《满意不满意》等。
1962年、1963年的一批喜剧片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这些喜剧作品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表现情节和人物故事都非常生活化;善于挖掘生活中无伤大雅的“人民内部矛盾”,如生活态度、工作态度、夫妻关系、同志关系等范畴的小小矛盾;最可发挥的是矫正对待公、私事务上正确与否的人情事理。结局无例外是夫妻和好、家庭团结、破私立公、境界提升、误会消除、重归于好的大团圆;艺术手法上少用夸张,多取诙谐风趣表现方式,误会巧合的传统手段成为引人发笑的主要技巧;也正因为不涉及沉重主题,使它们被称为轻喜剧。
多元思想的萌芽与探索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喜剧电影经历过十年的蛰伏后,以一种更夸张也更激烈的姿态重新回到大众视野。这一方面因为十年文革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长期压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改革开放引入的新思想冲击下,人们在各个领域内都开始寻求冲破思想束缚的刺痛与快感。
其中很重要的一种表现就是,人们在“集体”的概念之外,开始更多的思考“我”,关注家庭生活。反映到喜剧电影作品中,比如陈强、陈佩斯的父子系列,从1979年的《瞧这一家子》到1987年的《二子开店》,1988年的《傻帽经理》,1990年的《父子老爷车》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的喜剧也有所创新,1983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农村新喜剧《咱们的牛百岁》上映,主要戏剧冲突是新时期初期农村中落后消极的生活观、价值观与农村新经济政策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
自此,农村题材电影中的农民群众形象终于不再是千篇一律的世代受压迫后的老实巴交,或者新时代号角下为集体荣誉废寝忘食的热火朝天。片中人物个性鲜明又富有喜剧性格,他们围绕牛百岁这个核心人物上演了一个个妙趣横生的事件,引起一连串生活矛盾冲突,随着这些矛盾冲突在笑声中一一化解,影片的基本戏剧冲突也得以解决,影片由此也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认同的使命。
八十年代末期,由王朔小说改编的讽刺喜剧开始受到极大追捧。1988年,王朔小说改编的第一部喜剧电影《顽主》上映,前所未见的辛辣幽默的对白轰炸式的电影风格很快俘获了大批拥趸。《顽主》也被称作是中国电影后新时期的揭幕之作,和后现代喜剧的萌芽之作。《顽主》作为一部喜剧电影,不再是时代的乐观凯旋曲,不再是娱乐的消遣物,它的喜剧性中夹杂着荒诞、戏谑、还有些失落、悲凉、孤独,当喜剧变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的智慧和愉悦的享受时,喜剧电影便开始成为真正的现代喜剧。
如果说中国最早期的喜剧电影主要是借鉴与模仿,十七年电影时期的作品多是喜剧在社会规则间的尺度试探,那么行至八十年代,一种更独立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追求开始在喜剧电影人心中逐渐成型。充满活力的社会风貌也推动着喜剧电影,奔向一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阶段。
参考资料
①流金的老电影.《新中国17年时期电影》
②章柏青.《80年代:中国本土电影最辉煌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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